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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至战国正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递嬗之时，社会的大变革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随着儒、墨、道、法、名等各学派的发展和相互争论，散文艺术也得到发展，表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先秦散文是我国散文史上第一个散文高峰，它的突出特点是富于创造性。内容上百家争鸣，互不相袭，形式上百花齐放，各有各的面目。他们没有要做文章家的想法，都只是言其所欲言，而为了使其言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大胆地进行艺术上的创造，终于创作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丰富多彩的散文。《庄子》散文的艺术成就是高超的，正如鲁迅先生评价的那样：“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大意是，庄子的文章写得很有气势，大起大落，非常逼真地描绘出各种不同的形象，战国时代的诸子文章没有能比过它的。奇幻恣肆的《庄子》在诸子散文中可谓独树一帜，它的艺术成就是人所公认的，许多名篇两千多年来传诵不衰，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庄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说有五十二篇，今本《庄子》仅存三十三篇。这三十三篇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共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杂篇》是庄子自著，《外篇》出于庄子的弟子与后学记述和发挥庄子思想的作品。但总地说来，全书各篇的思想大致是相同的，文章的艺术特点也基本一致，主要是用生动的汪洋恣肆的寓言故事表现深微奥妙的哲学思想。 至于庄子的生平(公元前369——286年，他与孟子同时代而略小于孟子)事迹，史书上的记载很简略，据司马迁《史记》上说，他姓庄名周，宋国蒙邑(今河南商丘东北)地方人，曾做过漆园小吏。楚威王听说他有贤才，曾派人去请他，许他做宰相，但他说他不愿受官场的玷污和羁绊，并表示“终身不仕(不做官)，以快吾志”。曾向人“贷粟”，“衣大布而补之”，“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稿项黄馘”(《庄子》之《外物》、《山木》《列禦寇》)，是个生活困苦的下层的士。后隐居终老一生。宋国当时处于齐秦两大强国之间，而末代国君偃又是个十分腐化暴戾的君主，被诸侯比之为“桀”，在庄子逝世的那一年，宋国终于被齐所灭。 庄子派是一群虚无主义者，他们主张“弃知去己”(丢掉—切知识，忘掉自己的存在)，“舍是与非”(不要是非观念)；他们也是一群悲观主义者，感叹人生无常，处世若梦。显然，这是一种十分消极的思想。但从书中看，他们的这种消极思想，乃是一种生当乱世“愤世嫉俗”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太黑暗了，而且网罗密布，简直使人“无可逃于天地之间”。于是他们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带着极大的憎恶感情对当时社会做了揭露，对于统治阶级基本抱着批判的态度，他曾把宋王偃比之为残暴的“骊龙”(《庄子·列禦寇》)，由于“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所以他主张一种保全自己，避开矛盾的处世之道。在《德充符》篇中，庄子曾这样形容当时社会人们的处境：“……游于羿之彀(箭射出的有效范围)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意思是说，生活在当时社会中的人，就像都被赶进了神箭手后羿的射程之内，不被残杀致死，倒是偶然的。又说：“今世殊死”(即被斩首)者相枕(纵横相枕而卧的样子)也，桁杨者(带刑具的)相推(成队成行之意)也，刑戮者相望也。”意思是说，如今之世，死于非命的，披刑带枷的，受刑残害的简直前后相接，不计其数。他们认为，当时许多士人都想参与政治，侍奉国君，纠正荒君暴主的无道，岂不知那些诸侯王公们个个都是狡诈、残暴、不可理喻的人物。在《人间世》篇中，庄子假借孔子与颜回的一段对话，说明谁若想去入朝做官，谏劝那些国君，实际上“若殆往而刑耳”，如同自赴刑场一样。在《胠箧》篇中，他们把一切“有国者”(统治国家者)比喻成最无耻的大盗，把“王权”比喻成大盗们掠夺的赃品，说那些诸侯王与一般的盗贼不同处，只是他不仅盗物而且盗国，不仅盗国而且连一切道德文明的条文也一并盗窃了去，因为他们是胜利者，因此也就堂而皇之宣布自己是最有德的人，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十二义存焉(偷一个钩子的人犯死罪，把整个国家、土地盗窃到手的却做诸侯，一旦做了诸侯，一切仁义道德也就都有了)，这不仅是对当时诸侯君主们的深刻讽刺和揭露，而且也是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切剥削者、统治者的深刻的、本质的揭露。 我们从《庄子》一书中，可以看到两方面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一是庄周和他的同派学者们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极端不满，并从这种不满出发，对于统治阶级的种种残暴、黑暗和虚伪行径的揭露和鞭挞； 一是他们对非现实性生活的追求，即企图凭借幻想来逃避一切生活矛盾(大小、贵贱、美丑、是非、贫富、寿天、穷通)，并从这一逃避矛盾的愿望出发，而编造出来的许许多多离奇的故事、传奇性的人物和玄妙虚妄的说教。 这两方面的思想内容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庄子》一书的消极浪漫主义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但是，这种对乱世的感受和“昏上乱相”(《山木》)的憎恨，庄子派们所采取的态度并不是面对现实地起来积极斗争，而是以轻蔑的态度否定现实的一切，他们主张“无为”(什么也不做)“无用”(放弃一切社会职责)，企图用逃避现实的办法来“苟全性命”，并通过幻想来求得自我解脱。于是他们玩世不恭，自我安慰，而且编造出种种虚妄的精神境界来欺人骗己，在哲学思想上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在人生观上成为一群悲观厌世，以至消极颓废的虚无主义者。尽管庄子派们在公开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讽刺嘲弄某些反动统治者方面，客观上也有一定意义，但他们的唯心主义思想和充满庸人气味的处世哲学(得过且过，苟全性命)却是完全不可取的，必须严格加以批判。 《庄子》散文的艺术特征，它的主要风格特色是与庄子的世界观、思想感情的特点分不开的。前边已经说过，庄子出于对现实的极端不满，而走向了否定一切的道路。但单纯的否定，并不是庄子的全部思想。他还企图引导人们在他看来是极端痛苦的、令人窒息的、极不自由的社会现实中，能够生存，不仅生存而且能够“自适”(快活)。但事实的情况是，在黑暗、痛苦的现实中，如果不是从积极反抗中求得出路，求得生存，求得快乐，那就只能向内心发展，而向内心发展的结果，就只能是生存于主观的幻想之中。因此，庄子的思想，庄子的世界观，就决定了庄子的作品必然是一种超现实的、纯然以想象为基调的艺术。 我们读庄子散文，就会发现《庄子》散文，不是在真实地刻画现实，反映现实，也就是说，不是描写如他的眼睛所看见的那样的现实情景，而是从对现实的否定的立场出发，描写着自己的追求，编织着自己的幻想。我们把《庄子》散文与它同时代前后的诸多历史散文、诸子散文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庄子》散文的这一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在《庄子》散文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真实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记录，也看不到对现实的什么具体、切实的描写，相反地，是“寓言十九，重言(即假借受尊敬、有影响的人所说的话)十七，卮言(比喻随便说出、信口开河)日出，和以天倪”(“天倪”指差别，“和以天倪”指抹杀、调和天地同一切差别)，是“谬悠(无根据)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无边际)之辞”，也就是说，都是些虚妄的故事，想象的情景，幻想的言辞。这是构成《庄子》散文的一个基本特点。 另外，庄子是一个对现实极端不满、“愤世嫉俗”的人物，他蔑视统治阶极的虚伪说教和一切功名利禄的追求，因此，他也以他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妙笔，写了许多讽刺现实的文章，很多是颇为优秀的讽刺小品。 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他的追求或讽刺，出发点我们是都不能同意的，他不是为了反抗现实，唤起反抗心，而是为了麻醉人们，为了否定一切是非。这是十分消极，不能促使社会进步的。 《逍遥游》《齐物论》是庄子的代表作，集中地表述了庄子的思想。 先对《逍遥游》所表现的道家的哲学思想做一些说明。所谓“逍遥”，是指得了道家自然无为之道后，所达到的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人作为万物之一生活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处于既相关联又相对峙的地位中，如果达到“逍遥”的境界，便可跳出人作为一物的局限，与万物冥合，超越时间和空间，逍遥自在的游放于天地之间。庄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体，万物都是体“道”而生，万物从道得来的禀赋就构成万物之性，道生万物，万物体道得性，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自然无为的，并非有什么道以外的力量主宰和创造。因此庄子理想的天下，就是万物各任其自然，各顺其本性生存、发展、变化，这样就万物各得其所，各足其生，社会大治，天下安宁。根本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干预和影响，所以崇尚无为，提出理想的人格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就是不以一己为核心，要求万物适应于自己。“有己”便会违背万物之自然，与万物处于对立地位。所谓“无功”就是不要有为。“功”属于有为的范畴，有所作为才有“功”可言；无为自然无功。所谓“无名”又从无功中来。名是实之宾，即名附着于实，有功才有实，有实才有名。既然顺应自然，无所作为，无为而治，就无功无实，自然也应该无名了。总括起来看，无己，无功，无名三者都是根源于自然无为，是得自然无为之道者的一种自然表现。道家提出的作为万物本体的“道”就是自然无为的，所以达到自然无为便能与道合一，与道同体，完全合于道的法则。这样便能超脱自身作为一物的局限，不再与万物对立，逍遥于天地之阀，无往而不适。《逍遥游》的中心就在说明这样一种高境。该文的思想，旨在说明人应当脱弃一切物累，以获取最大的自由。当然庄子式的所谓“自由”，完全是脱离实际的、违反人情物理的唯心主义呓语，是不足为训的，但这篇文章却挥洒自如，想象丰富，不失为我国散文史上的一篇名作。 《逍遥游》全篇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从篇首到“圣人无名”为前一部分。这一部分一般吸收旧注的思想，认为是通过小大之辩，如大鹏可以高飞，斥鴳只能低飞，说明万物各有其不同的禀赋，应当各守其分，各任其自然。但细按文意，似乎并非如此。它的中心用意是在说明“小知不及大知”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识见短浅的人，囿于一得之见，是不足以了解高深的东西的。庄子看到，世俗人物局促于有为之界，往往不能了解道家所讲的自然无为的高境，甚至加以嗤笑，实际上不过表现了嗤笑者的短识和无知。所以先用这一段文字对短识小智进行批判，为谈自然无为的高境扫清道路。从“尧让天下于许由”以下为文章的后半部分，分三层分别说明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至人无己。从这部分的开端到“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为第一层，从“肩吾问于连叔”至“宵然丧其天下焉”为第二层，从“惠子谓庄子曰”到“安所困若哉”为第三层。 从《逍遥游》、《齐物论》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庄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善用寓言是庄子散文的一个主要特点。《庄子》的主旨虽然是在阐明哲学道理，却绝不只用抽象的概念来表述，而是编造寓言故事，生动地形象地说明问题。《逍遥游》篇就是由一连串寓言故事组成的。如以大鹏与学鸠的故事讲小知不及大知的道理，以尧让天下于许由的故事讲圣人无吝的道理等。《庄子·寓言》篇自称其书“寓言十九”，即绝大篇幅都是寓言。这样，就把哲学道理讲得意趣盎然，引人入胜。《庄子》中的寓言独具特色。一般的寓言虽然也属于创造，但大都接近于生活中习见的形态，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战国策》中的“画蛇添足”等，都使人感到是现实生活中可有的。即使是将动植物拟人化的寓言，如《战国策》中的“狐假虎威”、“鹬蚌相争”等，也不超出人们常识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外。《庄子》中的寓言不同，往往异想天开，神奇怪异，不是现实生活中与人们常识中所有之物。如《逍遥游》中的鲲鹏、藐姑射山的神人，以及巨瓠、大椿等，无不带有浓厚的神话与幻想的色彩。 庄子使用寓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穿插在论说之中，如《逍遥游》中庄子与惠施论辩中谈到的大而无用的樗树；另一种则是让寓言完全独立成章，由人们自己来领会其中的寓意，如《齐物论》最末所写的罔两与景对话及庄周梦化为蝶二则。这后一种方式，可说是庄子的独创。在《庄子》中许多寓言写得很生动，如梦化为蝶一章中，用“栩栩然”形容自由飞翔的蝴蝶，用“蓬蓬然”形容庄周恍然惊觉的神态，都是很细致准确的，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庄子》的寓育取材很广，神仙怪异、历史人物，鱼鸟虫树无不采纳，大大开拓了寓言这一样式的题材面。 《庄子》书中的寓言故事，往往以生动幽默和奇幻见长。其他如“庖丁解牛”、“承蜩丈人”、“匠石运斤”、“井中之蛙”等，构思都非常奇特，并颇有情趣，非同凡响。“庖丁解牛”见于《庄子·养生主》篇，故事讲一个善于宰牛的厨师庖丁，技术高超，纯熟，宰牛时能毫不费力把牛的筋骨、皮肉剥开。一次梁惠王问起他为何会有如此高的技术。他回答他学宰牛的过程，最初“解牛”时也无经验，曾把牛看成整体，但三年后他摸清了牛的内部结构，只要一看就知道牛的骨头缝在哪儿，顺利得多了。如今又经过长期的实践，于是做到不用眼睛看，只凭感觉就能把全牛迅速、顺利地割开，但即使有如此经验，他每逢解到牛骨头节多的地方仍很谨慎，这就是成功的秘诀。书中故事原来是要讲养身之道的，但故事本身说明了—个很深的道理，说明要办好事情不能靠蛮干，要掌握客观规律，而且掌握规律也要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永远保持谨慎的态度，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另外，《庄子》一书还极善于写故事，它的思想、观点，许多都是靠着生动的小故事来表达的。《庄子》书中的故事，有的是庄子派们为寄寓自己思想而精心创作的寓言，有的则是虚构的历史放事。后者虽有真名实姓，但实际上也是为了表达观点，抒发感情，讽刺人世间而写的艺术作品，有些较长的篇章已很像短篇小说。就连记载庄子本身言行的一些章节，也是半真半假，带有很大的艺术虚构成份。有些记述庄子言行的小故事，也写得十分生动，富有戏剧性。如《山木》篇“庄子行于山中”一节：“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指庄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庄子有一次在山中走，看见一棵大树枝叶长得非常茂盛。伐木者在树旁而不采伐，庄子问不伐的原因，回答：“这棵树太大，无处可以使用。”庄子说：“这棵树因为不能成为材料而保全了生命。”庄子从山中出来，住在一位老朋友家中，老朋友很高兴，让家中孩子杀一只雁来招待庄子，孩子问：“雁中有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杀哪一个呢?”主人回答：“把不会叫的雁杀了吧! ”第二天，弟子问庄子：“昨天山中的大树由于不能成为有用的材料而能自己活到老死，可如今这个主人又杀了不会叫的雁，因为它没有本领。老师您将如何处世呢?”庄子笑着回答：“我庄周将处在有用和无用之间，在这之间好像是可以成为最好的处世方法，实际上不是，如果这样的话，还是免不了一切祸患。”下面，庄子又发表了一大通十分消极的大道理，他认为人应忘掉生死、祸福等。这个故事充分表现了在祸福无常、吉凶难料的乱世，人们无所适从的境况和庄子企图在人生夹缝中求生存的圆滑处世态度。类似这样的篇章，虽仍袭用着对话语录体的样式，但实际上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看法和感情，创作了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故事。用各种各样的故事形式来表达思想观点，浅显易懂，容易引动人们的兴趣，这是《庄子》最擅长采取的方式。 汪洋恣肆是《庄子》一个重要的特点。《逍遥游》文章以描写神奇莫测的大鲲巨鹏开端，开首就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非常神奇的画卷：“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随后童话般地写了蜩(即蝉)与学鸠(小鸟名)对大鹏的所谓嘲笑：“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突越过)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复又引出了御风而行的列子。列子即列御寇，相传他曾得风仙传授法术，能乘风行走十五天。“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是说像他这样得到驾风之福的，世上也不常见。但是列子“虽免于行”，“犹有所待”，即还需依赖风。列子乘风自由游行于天地万物之间，已经多少能跳出物的局限，但还需依赖另一外物，所以还是没有达到极致。至此，忽然全部推倒，高抬出真正无待的至人来。修养至极的人物，这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中间写鲲鹏忽引到《齐谐》，评蜩与学鸠又兼带到蟪蛄、朝菌，行文跌宕有致，一气贯注。这其中虽然也用了层递与对比的技法，但庄子毫不受技法的羁绊，叙、议、抒情信手挥洒，宛如天骄的云中之龙，令人难以把握。庄子的后学在《庄子·天下》中早已谈到庄子行文的这一特点，说庄子“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所以“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缟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从觭见之也。”司马迁也看到这一点，说庄子“其言洗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这都指出庄子散文之所以形成这种汪洋恣肆的特点是由于庄子不满现实，襟怀高洁，无意取悦于世人的缘故。然而明清以来一些研究者过分地从《庄子》书中寻找什么抑扬开合的技巧章法，仿佛庄子在行文之中处处故意经营似的，这就求深反浅了。而且《庄子》的好些篇是许多章杂凑而成的，其中有错简，阙文和羼入之处，如果对这些地方不加细究，而空谈什么“血脉”、“章法”，那就更是走上了歧途。 恢恑谲怪是《庄子》散文的另一重要特点。《逍遥游》中庄子用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由鲲化成的鹏：背阔几千里，翼展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九万里，从南海直飞到北海。这样的形象可谓壮伟之至。到了如《则阳》篇中“触蛮之争”：“有国于蜗(蜗牛)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有个国家是建立在蜗牛的左角上的，国名叫触氏，另外一个国家建立在右角上的，国名叫蛮氏。这两个国家为争地盘而作战，一打起来伏尸有数万之多，当有一方失败后，胜利者就要追逐十五天才返回。这则小寓言是嘲笑当时诸侯各国战争的，说他们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厮杀、掠国、侵地，实际上就好像争蜗角一样渺小而可悲可笑。虽简短，但含意深刻、严肃，而且异趣横生。庄子还写到对他这种文风的一场争论，那是就对至人的看法引起的。在庄子理论中所谓至人(也即神人)只是排除智虑而得道之人，外貌与常人无异，在《逍遥游》中他却把他们描摹得如同神仙一般，“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于，不食五谷，餐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于是肩吾与连叔发生了争论，肩吾批评这种说法“大而无当，往而不返”，这实际反映出世人对庄子这种恢恑谲怪的文风的批评。庄子立即借连叔之口予以反驳，接着更为夸张地把至人形容了一番。这就充分表现出庄子在阐发自己的理论时那种我行我素，宁可惊世骇俗也不愿“庄语”告人的态度。 《庄子》的文章极富想象力。如《逍遥游》中的鲲，本为鱼卵之类至小之物，文中却把它想象为身长几千里的大鱼，化而为鹏，就更庞然异常了。又如藐姑射山的神人，被想象为以风露为饮食，乘云驾龙，上与天齐的大水淹不了他，使金石熔化的大旱，也热不着他。讲他的高出于名教社会之上，说他身上的尘垢糠秕就能陶铸出名教社会的最高理想人物尧舜来。想象力之强，令人叹服。 锐利的讽刺是庄子散文的又一艺术特点。庄子对于奸诈残暴的统治阶级十分厌恶，《列禦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有个叫曹商的人，为宋王使秦得了好处，来向庄子夸耀，庄子回答说；“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把趋炎附势的行为与“舐痔”的丑行联系起来，对曹商之流小人的卑鄙本质批判得真是一针见血。庄子对于儒墨之徒自以为是，唯己独尊的做法也很反感，曾反复加以抨击，在《齐物论》中他讲了一个狙公赋芋的故事，把儒墨等家的纷争看作是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之争，讽刺是很尖刻的。至于一些直接发议论的篇章，《庄子》也写得很有特色。往往融叙事、说理、抒情于一炉，文辞富丽，气势贯通，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如《齐物论》中“即使我与若(你)辨矣”一段，气势磅礴地一连用了十个反问句，像急湍流水，连天巨浪，扑打行舟，又像箭如雨下，迎面飞来，使人难以招架。气魄之雄肆，词锋之劲锐，这在说理文中是很少见的。 善于比喻和描写也是庄子散文一个主要特点。《庄子》中的比喻，常常是连翩不绝而又贴切有力。如《逍遥游》篇言大鹏需积厚风以行，以水之浮物为喻，指斥学鸠不能理解鹏之高飞远行，以旅行备粮为喻。对事物的描写则形象鲜明突出，笔酣墨饱。关于大鹏的描写，藐姑射山神人的描写，都能以庞大神异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就庄子文章说，所谓鲲鹏、蜩与学鸠，都不过是比喻，但在鲲鹏与蜩、学鸠故事中，作者又插入了一系列的精比巧喻，如水与舟之比，适百里、千里者的比喻，朝菌、蟪蛄与冥灵、大椿的比喻，长寿者的彭祖与众人之比等，有的浅显，有的神奇，有的夸张，这种比中之比就犹如园中之园，使人涉步成趣，目不暇接，极大地增加了文章的艺术情趣。 庄子的文章是“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的(《庄子·天下篇》)。他的一切征引和故事，最终都是要为表达他的所谓“超然物外”的唯心主义思想来服务的。《逍遥游》一篇也不例外。文章写到最后，“图穷而匕首见”。原来照庄子的观点，他不仅认为蜩、学鸠和斥鴳之流的小知小见，“决起而飞”，算不上什么“逍遥游”，就连他所大事渲染的“绝云气，负青天”的大鹏，由于仍不得不有“所待”，(即有所依靠，如乘风而行)，也算不上是真正逍遥游(即绝对自由)的。只有像他最后说的那样：“若夫乘天地之正(指‘道’)，而御六气(指阴阳、风雨、晦明)之辩(同“变”，指变化)，以游无穷者”，也就是说，要能与他所宣扬的所谓“正道”——即神秘的“宇宙精神”同体，超乎物质世界变化之上，而神游于天地宇宙之外的，才算是真正的绝对自由——“逍遥游”。当然，像这种完全抛弃客观条件的所谓“无待”的自由，是天地间所根本没有的，这只不过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幻想，所谓心造的幻影而已。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称赞庄子的文章说：“吐峥嵘之高论，天开浩荡之奇言”(《大鹏赋》)，显然，对这样的赞辞我们只能同意一半，作为唯心主义者的庄子，谈吐虽奇，但并非什么“高论”，他的虚无主义，放纵主义，虚妄无实的说教，在今天看来只应予以批判，而他的纵横跌宕、浩渺奇警的文章风格，长于想象、挥洒自如的文学笔触，以及其他一些极富创造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却是值得我们研究并借鉴的。 《庄子》文章词汇丰富，而又运用自如，善于对事物进行极细致、生动的描绘。如《齐物论》对所谓“地籁”的描绘：“大木百围之窍穴(百围粗的大树的洞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古代柱子上横着的方木)，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这是形容古树上的大小斑驳的树孔，下面形容风吹树孔发出的各种声音：“激者、嘀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洽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刀刀者乎?”这是说，水相激的声音，箭的飞行中的声音，怒斥的声音，吸气的声音，叫喊的声音，哀嚎哭泣的声音，深沉的声音，清亮的声音，风吹到树，前后相随的声音，前面刮过一阵风发出一阵“于”的声音，随后声音越来越粗发出“喁”的声音，小风吹来时相随之声则小，而大风吹来时则发出大的声音。猛烈的风势一停，这些孔穴则虚无一声，当刮风的天气过后，树枝由摇晃而到微动。这种对众窍和风声的千差万别的描绘，真是声形毕肖，给人以极其鲜明的印象。 又如《秋水》篇写秋天大水的情景：“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同“辨”)牛马……。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不见水端。”(秋天大水按时而至，各条小河小川都向黄河灌水，水流动得十分通畅，两岸之间和水中小洲之上，对岸辨不清是牛或马，表示水面很宽阔，顺着宽阔的水面到北海，也望不到头。)把秋雨到来，沟满河平，百川奔流，浩荡无垠的空阔景象，写得气势磅礴，十分形象。这是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而书中对人物的刻画，往往也生动传神。如写盗跖则是“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按剑瞋目，声如乳虎。”(《盗跖》)对孔丘(庄子派是反对孔丘的)的描写则是“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茫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盗跖》)只简单几笔，便把人物写得情貌毕现，使人感到如见其状，如闻其声。 《庄子》散文的这些特点，加上哲学思想的深邃新异，就构成其独特的风格。想象丰富，奇诡壮丽，笔势纵恣，变幻莫测，有一种雄奇浩瀚的壮美。读之摇人心目，开人心胸和视野，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很大，李白、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无不从《庄子》中汲取营养，可以这样说，《庄子》，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