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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童庆炳文学专题论集》(童庆炳著，赵勇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是童庆炳教授新时期近30年来文学理论学术研究的结晶，全书分7个专题，分别是文学的审美特征、文学内容与形式相互征服、文学活动“二中介”、文体三层面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人文张力、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历史文学三向度。可以看出，童庆炳教授从对文学理论中基本问题的思考到对当代文学艺术精神价值取向问题的新见，从对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老生常谈的诘难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提出的“三原则”(历史优先原则、对话原则和自洽原则)说，从文学文体研究到对重大历史题材文学提出的三向度(历史的向度、艺术的向度、时代的向度)说，其关注的广度、研究的深度和理论创新的勇气，对一个已年逾古稀又是在文学理论这一“旧菜园”耕耘的老人来说，实在难得。 仔细阅读《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童庆炳教授的学术品格便可悄然而出，跃然纸面。 一、问题意识 纵览全书，可以发现，童庆炳教授的文学理论学术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研究，换言之，他在思考相关问题的时候，或是感觉到原来的观点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时代要求，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或是发现了新的研究资料足以补充、完善、发展或推翻原有的观点，或是在自己的思考中有了新的思想需要阐述，等等。在《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中，童先生开宗明义地说：“什么是文学的根本特征呢？”问题意识昭然若揭，更主要的是他感到建国以来的文学理论著作(包括巴人，以群、蔡仪、十四院校等)中有关文学特征的观点是靠不住的，而产生“用形象反映生活是文学的根本特征”的论断的主要依据是别林斯基的著名的一段话。正是这一段论述派生了“形象特征”说的观点。因此，童庆炳教授从考察别林斯基的论述入手，发现了别林斯基的论述的缺陷，那么，“形象特征”说就不攻自破。再比如关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论述，多少年来“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内容，内容与形式要达到有机的统一”的观点几乎成了所有文学理论著作的定评。事实上，粗略地看，这一文学理论观点并没有错，他的不足是把哲学的公式简单地套用于文学这一特殊艺术样式，解决不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根本问题。童庆炳教授意识到了并且尝试着解决它。他从文学的审美特征入手，力图对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出新的界定。他认为题材(作为“准内容”)吁请形式，形式征服内容，最终是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这就摆脱了哲学的直线式的挪用，揭示了文学这一特殊艺术样式中内容与形式的美学关系，推进了这一重要文学理论命题的思考。还有在对“新现实主义小说”的阅读中，他发现他们的代表作“无论在对待社会转型的态度、反映现实的方式、审视社会的角度，还是在小说的文体、叙述方式、语言形式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与深刻的危机”，“而对于这些危机却缺少有力度的批评分析”（见本书第275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标页码），因此需要提出既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又要坚守人文关怀的“亦此亦彼”的理论新主张。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人文张力”说。 二、现实情怀 童庆炳教授学术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的“现实情怀”。现实情怀就是学术研究既要解决本学科本专业学术领域的相关问题，又要对社会现实有所触动、有所关怀。它表达的是人文学者即不玄谈空洞的说教，又要通过对相关学科的专业研究推动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文学“审美特征”说和“审美意识形态”说可以说是童庆炳教授学术研究表达现实情怀的最好例证。 在论述“审美意识形态”说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时，童庆炳教授不厌其烦地罗列和陈述此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十年“文革”，文学艺术领域一片荒芜——“那时八亿中国人只有八个样板戏，过去的一切作品，除鲁迅的作品，毛泽东喜欢的《红楼梦》、电影《地道战》、《地雷战》之外，其他都被批判为‘封资修’大黑货。那时，‘政治’就是一切，阶级斗争就是一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切。那么文学是什么？他们说：文学是政治的工具，文学是阶段斗争的工具，文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第75页）。时代背景——文学涵义界说五花八门，“文学是摹仿，文学是复制，文学是再现，文学是反映，文学是表现，文学是情感的表现，……”（第74页），童先生罗列了22种之多，还用了省略号。可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说产生之前，文学界说的观点是多么混乱和芜杂。这里面，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既有唯物主义的，也有唯心主义的，不一而足。在这么一种历史时代背景下，童先生和一代学人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创立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新论、新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成果。再比如，大众文化和电子媒体的兴起，给文学造成不小的冲击，历史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受到众多观众的欢迎。但把一些帝王将相搬上屏幕，也产生了不少问题。童庆炳教授开始思考这个现实性的问题。通常对于历史题材创作仅考虑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童先生除了对这两个问题发表了一些新意见，认为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向度，这就是时代精神的向度。“历史题材的创作不是对历史的复制，作家必须以时代的眼光去观照历史，从中发现时代的精神并以生动的形象体现时代的精神”。“让读者似乎从历史中看到了现实，看到了现实的需要，看到了现实的矛盾，而不能不产生种种现实的联想”（第373页）。从历史的隧洞中发现现实的影子，是童先生立论的落脚点。此外，童先生还在别的场合和著述中多次表述过“现实情怀”。“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例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 三、学术创新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但在学术领域里要事事创新，时时创新却并不容易。所以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近年来不断出现，有为职称而“学术创新”的，有为考核指标而“学术创新”的，有为扩大学术影响而“学术创新”的，等等，不一而足。浪费了许多宝贵的科研资源。这里想起了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话。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撰文主张，大学哲学系要培养三种人：哲学家、哲学教授和哲学工作者。“哲学家”的特点是自己有一个思想体系，遇见什么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哲学教授”的特点是没有什么理论体系，自己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但是能够把哲学家的思想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话把它准确地讲出来。“哲学工作者”的特点是专门研究哲学家的著作，对这些著作做一些文字上的解释或者翻译，相当于中国从前的所谓章句训诂之学。人文社会科学其他专业有没有类似的学术分工或学术分层，我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我猜想多半也是有的。以此观点通观童庆炳教授的全部论述，我以为他是达到了学术创新的第一层次的，也就是最高层次的创新。换言之，童庆炳先生不仅是文艺学教授，他也是当之无愧的文艺学理论家。 《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可以说，7个专题就是童先生围绕着文学理论7个重要的问题所作的全面的学术创新。这7个方面的问题自然不可能涵盖文学理论的全部知识领域，但童先生转述他的导师黄药眠教授的观点说：“学术的境界不能停留在复述别人的说法上面，一定要通过刻苦的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第1页）他还说：“作为一个在理论园地里耕种的人，如果只会重复别人，等于浪费自己的生命。”（同上）也就是说，童先生的为文原则是，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发现，没有自己新的见解，宁可不强为为文；反之，一旦发表学术论文，必须有自己的新的发现和见解。这些看似常识性的问题，放到现实的“语境”中又何其难啊! 比如在对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研究中，他既不走旧的重内容轻形式的路，也不走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重形式轻内容的路。他认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美学关系，不是一般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彼此相互征服的关系。在思考当代文学艺术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时，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往往是顾此失彼的，历史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常常以道德沦丧、社会问题丛生为代价；固守人文关怀又要付出历史停滞甚至倒退的代价。面对如此“悖反”的现实，作家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童先生认为，作家不是政治家，不是社会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他们看世界有自己的独特视角，他们既要历史进步，也要文人关怀，当两者陷入悖反之时，不必要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不要在“葡萄园”和“现代矿井”之间进行选择，要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中保持“张力”，这正是作家的诗性生存方式使然。这为“分享艰难”的中国文论开辟了一条既赋现实性又赋诗性诗意的坦途。 当然，《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一书折射出的童庆炳教授的学术品格不止于上述几项，从他的其他相关资料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优秀品格，比如严谨的学风、朴实平易的文风等。因与评析该书无大的牵涉，故只能阙如了。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