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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一种比较特殊的著述体裁。它的内容，以记载、描述某一人物的生平和事迹为主。它的作用，却并不局限于此，有时还能够对历史有着重要的补充和订正。关于这一点，清代学者全祖望说得最为恳切。他说：“年谱之学，别为一家。要以巨公魁儒事迹繁多，大而国史，小而家传墓文，容不能无舛谬，所借年谱以正之。”（《施愚山先生年谱序》）不过，这还是清朝前中期的看法。晚近“国故整理”运动之后，年谱从“别为一家”的地位，转化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年谱的编撰，往往简单地被学者视为进入历史研究的文献前提之一。于是乎年谱之学，大多以甄别史料、排比谱主生平为能事。这样一来，使得年谱只有文献资料上的编年价值（恰与“年谱”一词之英译chronicle略同）。实际上年谱之学的高明境界，非要如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或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不可。前者专为王安石变法辩诬，后者乃否定今文经学家妄言刘歆伪造古文经之作。这些著作里，史料的运筹帷幄，目的在于辩明和阐述学术上的大问题。最近读到吴光兴先生的《萧纲萧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以下简称《年谱》），深感这是一部跻身第一流著述的高明之作。《年谱》在考证上精准无比，自不待言。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的眼光超越了史料的层面，试图通过史料的排比来重新评价宫体诗这个文学史上的复杂问题。 《年谱》的谱主萧纲（503-551）和萧绎（508-554）分别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三子和第七子。萧衍创立的梁代虽然是一个“及身而亡”的短命皇朝，但又是一个文学繁盛的时代。萧家本来不是什么文化高门，但梁武帝在齐代时曾名列“竟陵八友”之一，濡染名士风气很深。（参陈寅恪《书魏书萧衍传后》）受他的影响，萧家子孙也都是文学的爱好者。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无疑是文学史上深具正面意义的重大事件。而另外两个儿子萧纲和萧绎，他们所提倡和写作的宫体诗，不幸被后人视为亡国之音。 关于宫体诗的评价，自从1941年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将其断定为“堕落”、“变态”、“是在一种伪装下的无耻的求满足”（《闻一多全集》第3册页11、12，三联书店1982年）之后，学术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多半遵循这个简单的道德判断来加以评说，后来才从正面部分肯定宫体诗在格律、声韵上较之永明时期有所推进，如“诗中的对偶、平仄和定型的五律、五七绝已经相距不远”（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页244，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但对诗歌的内容、风格以及创作倾向等仍持批评的态度。如果文学作品可以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话，现在学术界对宫体诗的形式已有大致认可，唯独在内容方面，仍多从道德、感情、政治等方面加以否定或部分否定。如何突破以往的评价，进一步开发出新的方向，是眼下面临的难题。作者敏感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坦言：“在人类道德的阳光下，如何无需找一块阴影地带，就能够坦然面对倡导写作艳情的宫体诗思潮，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挑战。《萧纲萧绎年谱》的编撰，是笔者应对前述挑战的一个步骤。”（《前言》，页1）那么，在宫体诗的问题上，《年谱》究竟是如何应对挑战的呢？ 萧纲有句名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向来被视作宫体文学“堕落”的宣言。然而我们跟着《年谱》回到历史，发现这句话是535年萧纲任太子之时，在一封名为《戒当阳公大心书》的书信中提起的，而收信人是他年仅13岁的儿子萧大心。当时萧大心外赴任职，所以萧纲写信教育他。信中说：“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与？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这样一封教导儿子端正学习态度的书信里提到“文章且须放荡”，不由地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放荡”二字是否有多义或歧义存在。作者在《前言》中引经据典，并结合当时语境对此有明晰地辨析，原来“放荡”只是说“写文章不要象立身行事那样拘谨、拘束”，并非指全无道德修养的放浪形骸。另如《年谱》中对萧纲《与湘东王书》的考证，可以知道此信并非通常认为的针对已经过世的昭明太子所发。《玉台新咏》与《文选》的不同，更多的是因为体例不同而造成的。从《与湘东王书》一信推测而得的萧纲对于前代及当时重要文人的认知与判断，与萧统的差别应当不是很大。 作者认为，这种回到历史的做法，可以“让宫体诗在它的原生的条件下进行自我解释”（页2）。比如在公元531那年，“宫体”二字开始从萧纲的东宫闻名于世。作为父亲和君王的梁武帝，他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并非赞赏。但最后为何又释怀了呢？《梁书·徐摛传》提到梁武帝愤怒之下召见徐摛，“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这段话表明了宫体诗的重要人物徐摛乃是一位博雅之士，最后他还谈到佛教，这让信佛的梁武帝自然对他宠遇有加。也许梁武帝对宫体诗的芥蒂，就是因为徐摛的博雅而得以解决的。而《梁书》中提到徐摛谈到佛教，这让我们想到Francois Martin教授最近一篇讨论宫体诗和佛教关系的文章。Martin注意到萧纲和庾肩吾等人所写《八关斋夜赋四城门四首》中，“八关斋”和“ 四城门”都和佛教有关，尤其是“四城门”分别题咏老、病、死、沙门四个主题。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就是当时流行的宫体诗，但在宫体诗中，世俗的感官经验如何与崇高的佛教结合，则是诗人写作时面临的问题。论文指出，诗人的诗歌写作，在努力证明着或炫耀着佛教的要义。（Francois Martin，Literary Games and Religious Practice at the End of the Six Dynasties: The Baguanzhai Poems by Xiao Gang and His Followers, in Zongqi Cai ed. Chinese Aesthetics: The Ordering of Literature, the Arts, and the Universe in the Six Dynasties(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vai’i Press,2004)，页222-235）类似宫体诗与佛教之关系等话题的开启，绝不是能用各种预先准备好的尺度能衡量得来的。它不但需要我们细读文本，更需要我们去真切地了解当时的历史生态以及诗人所面对的文化和物质环境。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超越重重叠叠的史料和后人累积的层层误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呢？我想，最佳的办法莫过于细读这本《年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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