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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代其他诗人比较，学术界对苏诗的研究成绩是较大的，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苏轼年谱》及《苏轼资料汇编》暂且不说，有关苏轼评传及苏诗选集、研究的著作即不下三十余种，而散见于各报刊的单篇论文则以千数。但是，以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对苏诗的研究史作全面系统的考察，总结、分析与评述历代苏诗研究的丰硕成果，迄今仍是一个值得亟待拓展、深化的学术领域。目前仅有的几篇文章所涉研究面极为有限，未能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与苏诗文本的研究盛况比较，还薄弱得多。王友胜教授改变了这种失衡的研究格局，他畅游“苏海”有年，探骊采珠，颇有所得，新近出版的博士论文《苏诗研究史稿》（岳麓书社2000年版）是一部具有学术开拓性的力作。 《史稿》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选题新颖。选题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对象的确定是决定研究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一般研究者往往研究苏诗文本，而作者则研究历代苏诗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即研究之研究，这本身即是一件非常新颖的工作。再者，当今学术界对学术史的探讨已蔚然成风，许多学者正在梳理晚近及民国时期学术大师们的学术思想，整理其学术成果，这自然是对的，颇具紧迫性与必要性。但《史稿》的作者却切合自己的研究领域，找准突破口，对苏轼这样的经典作家作研究史的探讨，因为苏诗数量丰富，题材广阔，艺术上有得有失，前人的评价分歧很大，比勘各家的异同，可得到许多新启示。而历代苏诗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可供挖掘与开垦的领域极多，迄今为止，尚有很多研究成果无人整理，亦有不少学术命题、研究规律无人探讨。苏轼与黄庭坚齐名，“苏黄”并称，历来被视为宋诗的代表。通过对历代苏黄优劣之争的再研究，可以更深入、全面地认识宋诗的特质与面目，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包括苏诗在内的宋诗为历代读者与研究者所接纳的复杂过程。 一般而言，研究课题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要看其分析、解决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还要看其发现、提出问题的状况，能在多大程度上启发读者向更深入、更广阔的领域思考。《史稿》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学术成就，与作者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是分不开的。该书凡八章30万字，除第一章“引论”外，其余七章采取传统教科书模式，按宋、金、元、明、清时间顺序分章介绍，在对研究家的研究时，先述其生平、学行，再论其成果得失，类似学术史著作中的“学案体”。但为了避免囿于体例而对文学规律的割裂，故有时亦设小节对某个学术命题作远观俯察的专题探讨。作为一部苏诗研究学术史，《史稿》紧紧围绕“学”与“术”两方面内容着笔。按照作者自己的界定，“学”即历代苏诗研究的基本内容，如对苏诗的辑录、整理与注释，对苏诗的系年、校勘与真伪考辨，对苏诗的选录、评点与研究，还包括对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年谱、传记的写作等内容。“术”则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出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原则，也指众多研究者彼此之间的学术风气、影响以及所体现出的时代学术思潮、文艺思想等。两者相辅相成，交迭并进，共同构成《史稿》的基本内容。以苏诗研究的繁盛期清代而言，第六章“清人注苏诗研究”，阐述了清人注释苏诗的繁荣盛况及其历史、文化成因，重点评价了邵长蘅等的《施注苏诗》、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诗》，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冯应榴的《苏诗合注》及王文诰的《苏诗编注集成》等专书。第七章“清人的诗选录与评点研究”，全面评述了清人选评苏诗的总成绩，并对查慎行、汪师韩及纪昀三人的苏诗评点作了个案研究，还对清代一些重要宋诗选本对苏诗的取舍进行了考察。第八章“清人论苏诗述评”，对清初学术界在论苏过程中出现的几个学术焦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对清代中、后期涌现出的一些论苏专家如袁枚、赵翼、方东树及张道等人的苏诗观作了初步分析。可见，《史稿》对清代的苏诗研究既有专书、专人的评述，又有对散见观点的辑录与论证。作者从对苏诗文献研究的再研究入手，再选录、评点，最后涉及苏诗论评，遵循学术研究的步骤与规律。如果我们要致力于苏诗研究，便可翻检《史稿》，看看历代关于苏诗研究有哪些学者与著作，他们在苏诗研究史上地位、影响如何，提出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有哪些地方说得不对，需要订正，又有哪些地方存在疏漏，需要补充完善。再者，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什么手段与方法，体现了什么样的观念与风气，能给我们进一步研究以什么样的启示，等等。这些内容，《史稿》均有不同程度的涉猎，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前人的丰硕成果，汲取其学术养分，提高研究起点，对待前人们论苏成果，是者扬之，讹者订正之，疏漏者补充之。《史稿》有时因闻见未遍或思虑不周，对历代苏诗研究成果亦有遗珠之憾或判断失误之处，我们有时不必以其是非为是非，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它是一张导游图，可以带领我们遨游“苏海”，亲自领略个中奥秘。有了它，我们至少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弯路。 史料搜集的全面，取舍的恰当及诠释的准确是《史稿》所取得的又一成就。学术研究中，文献资料的获取与运用，决定研究品位的高下与优劣，资料掌握得越充分，立论的依据就越多，研究的水准就越高，对像苏轼这样的经典作家作接受史的研究，资料的占有尤为重要。《史稿》在以上方面表现出的突出成绩是显而易见。 首先，史料搜集得相当全面。《史稿》将历代苏诗研究的文献概括为以下内容：（1）辑录、整理苏诗的全集与专集。（2）选录、评点苏诗的著作。（3）注释苏诗的著作。（4）有关苏轼的年谱、传记。（5）论评苏诗的片断言论、专文或专著。对于这些史料，《苏轼资料汇编》作了初步辑录，但仍不充分，且按时代为序，以研究者为单元进行编排，若要就某个问题论述，仍要重新查找。《史稿》为了写作的需要，在讨论某个学术命题时，对散见于各种诗文别集、总集、选本、诗话、笔记、书信、序跋、年谱、史志、书目以及佛道二藏、石刻拓本中的相关文献作了“竭泽而渔”的辑录。例如清人邵长蘅等致力于恢复苏诗编年注本宋刊原貌的工作，由于操作手段失误，结果画虎类犬，有清一代，学人颇多批评，故《史稿》先后详引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诗·例略》、汪师韩《诗学纂闻》、冯应榴《苏诗合注·凡例》、《四库全书总目》卷154、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8、缪荃孙《艺风藏书再续记》、钱大昕《苏诗合注序》、周锡瓒《荛圃藏书题识》卷8附载以及民国间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13等处的批评与指责，使《施注苏诗》的种种失误昭然可见。作者如不遍览群籍，则无以致此。还有一部分史料，如宋人所撰年谱、所注的苏诗著作许多已佚或仅存残帙，有的还流布域外；明清注释、选评与研究苏诗的著作绝大部分未经点校整理，还处于原初状态，庋藏于个别图书馆，对此，作者或函购或借阅，或充分利用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馆藏资料，可谓七分跑而三分写。 其次，史料取舍较为妥当。苏诗海含地负，题材广阔，举凡经、史、子、集及方言俗语皆摄入笔端，随意吐属，历代作家、学者研究苏诗的史料浩如烟海。宋代赵夔注苏诗，自序谓其读苏诗“如涉大海，浩无津涯”，清人王文诰在其《苏诗编注集成》后附《苏海识余》四卷，所谓“苏海”，意即在此。而且，在这些博杂的史料中，精深者固然不在少数，然其疏漏浅薄、讹误乃至陈陈相因，毫无新意的赘舌重复也相当多。作为一部苏诗研究史，《史稿》不是资料汇编，无须也没有引录所有得之不易的史料，而是采用了博与精相结合的方法，既详尽占有相关史料，又进行正确的分析与批判，对大量重复雷同的材料作了必要的筛选，摘取较早且可信的部分进行论证，以求立论的稳妥，做到了博观约取，取精用宏。除此之外，作者还对某些史料作了认真的考辨。如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7有一段材料（《史稿》页20引）常为论者所引录，用来作为苏诗在作者生前即流播异域的佐证，然有两处讹误为人所不察。第一，《老人行》诗非苏轼所作。第二，张舜民所题二句诗当为苏辙所作，而非张氏所为，王辟之张冠李戴，弄错了人。作者对此一一指正，既论从史出又不为史料所掩，还能对史料作适当的辨析，可谓目光如炬，心细如发。 再次，史料诠释较为准确。辑录、考辨史料只是科学研究的手段，准确理解、充分运用史料才是最终目的。《史稿》的作者深谙其理，他在《引论》中表达了对待史料的两种态度：“不厚诬古人，力争以现代的语言阐释原始材料而不是以现代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强加古人，让其戴上现代的冠冕。不曲解古人，将尽量联系论者的政治背景、学术背景与自身遭际去理解材料。”如清人叶燮《原诗》卷3有云：“盖自有天地以来，文章之能事，萃于此数人（按指苏轼等人），决无更有胜之而出其上者。”众所周知，苏轼确为诗文大家，然李、杜等人诗，韩、柳等人文亦实不在其下，叶氏谓“决无更有胜之而出其上者”云云，显然有些鹘突。《史稿》页7引录此文，联系叶氏所处清初尊唐宗宋之争的学术环境，认为这是他针对明中期以来贬斥宋诗的现实，大力倡导宋诗时所致的偏激之论，读者既不要盲目信从，亦无须横加指责。凡此之类，能透过材料的表象看清问题的实质，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与广博的识见。 分期合理、论证严谨而有逻辑性，这是《史稿》所取得的第三个成就。史料的辑录、考辨与理解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但它决不能代替文学研究。同样的，《史稿》也没有将众多苏诗研究史料拼凑、堆砌在一起，而是在充分占有史料，准确理解史料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探寻这些材料的内在联系，并根据这些联系重新组织材料，将研究对象放到纵横交错的历史座标上进行考察，探寻苏诗升沉起伏、曲折多变的历史命运，归纳历代接纳苏诗全过程中的一些普遍规律，勾画出史的脉胳与发展历程。作为“史”，这是作者首当其冲要完成的任务与达到的目标。为此，《史稿》将清代以前长达九百年苏诗研究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形成期（两宋）、过渡期（金元）、低落期（明代）与繁荣期（清代）四个阶段，其中以两章的篇幅论宋，三章的篇幅论清，而金元与明代则各占一章，并从具体论述各时期的主要成就和特点的过程中，概括出“两头热，中间冷”的研究态势，又对形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如作者分析金代承两宋余绪，论苏主要围绕苏黄优劣之争展开；元人则因弃宋调而主唐音，其论宋可标举者较少，开启明人冷落苏诗的局面，故作者将金元两朝视为苏诗研究的过渡期。我们认为，这一整体把握是颇为准确的，也为全书的写作找到了一个方便而又符合历史原貌的叙事结构。 《史稿》的论证过程也是严谨、周密的。作者以实证研究为主，多种研究方法并用，自觉追求点、线与参证互补，使全书在本论题范围内尽可能地臻于和谐、完整与前后一致。如对清代两部具有总结性的苏诗注本，即冯应榴的《苏诗合注》与王文诰的《苏诗编注集成》的评估，作者热情肯定冯氏荟萃旧注、补注苏诗和纠前人之误的三大主要成就，又从其家学渊源立论，称扬他长于以史证诗，具有征引旧说必标出处的良好学术品格；而对王氏，既认为他对苏诗注释绝少发明，其评点则或有可取之处，但对他不遵守学术规范，往往掠人之美，或借抨击前人而抬高自己的不良学风，就坚决予以摈弃。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在该书序中对此作了高度肯定，认为“这一评估是作者从两书的具体注评中，两两对勘，认真考辨，广泛取证而得，因而语虽尖锐而理却坚确，是可信从的。”由此出发，作者还认为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苏轼诗集》，在选择底本时取《集成》而舍《合注》，实为一大失误，这一看法与学术界普遍推崇《集成》而忽视《合注》学术价值的流行观点迥乎有别，体现出了独到的识见与睿智的学术眼光。 《史稿》的论证还体现出了严密的逻辑性。为了探讨苏诗研究的历史进程，作者自始至终都关注着各代苏诗研究中时显时晦，评价时高时低的逻辑规律，并努力寻找支配、制约这些规律运行的历史文化背景。比如宋人多苏黄并称，而金人则往往崇苏抑黄；明人黜苏多而尊苏者少，清人则反是焉；明人几乎没有注苏著作，而清代则卷帙浩繁。作者没有将其视为偶然现象，而是联系时代思潮、政治背景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思想、观念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挖掘了这些现象彼此间的逻辑联系以及所负载的文学与文化含义。又如在诠解明代前期苏诗论评低靡而中后期又褒贬不一，分歧较大的成因时，既分析了当时的文化思想，又剖析了文坛风习与文艺思潮，让人们认识到这是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尊唐黜宋的学术思潮等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史稿》没有搞“唯逻辑论”，作者既注重规律的探寻，史的建构，又注重再现历代苏诗研究中丰富多彩的底色，将许多活生生的历史事实表述出来，让人思考。如贯穿两宋的苏黄之争，苏门文人往往认为苏优于黄，江西诗派则反之；而江西诗派内部对待苏、黄的态度亦不尽一致，不能概以扬黄抑苏视之。对此，《史稿》都有较为真切的描述。 我们对《史稿》的选题、史料及论证等作了如上所述的肯定性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本完美无缺的书。白璧尚有瑕，《史稿》亦然。如囿于题中之义，较少将苏文、苏词研究的态势描绘出来与苏诗研究的情况比照；对以诗人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仅有一节涉猎，对以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亦可加强；有些海外研究资料，稀见资料及出土文献搜求不够完善。这些都会影响本论题论证的周密与完善，好在作者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苏轼研究的历史进程》的研究工作，以上失误与疏漏均可在日后的研究中得到改进与完善。 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