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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学界，王兆鹏教授是近年来极为活跃而又成果丰硕、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作为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的高足，他于十年前获得博士学位后，相继在台北文津出版社推出了《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两宋词人年谱》两部专著，备受好评；跨入新千年以后，他又分别在中华书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合著的大书《全唐五代词》和独著的《唐宋词史论》，不仅将其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级，而且为整个唐宋词的研究添写了厚重的一笔。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在这些论著中，朴学的根底、敏锐的眼光和深细独到的体悟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已形成兆鹏教授治学的一大特点；而其新著《唐宋词史论》在承继了这些特点的同时，更在学术的科学化、规范化、深密化和理性化几个方面有大的拓展，允为后出转精，层楼更上。 综观王著，有两大突出的创新，即在较广阔的范围内运用定量分析法和范式归纳法，将研究向科学化、规范化、明晰化推进。我们知道，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大不同，在于后者主要是建基于客观物性的基础上、以数据、统计、运算等规范手法和逻辑思维求得结论的一门学科，而前者则更多依赖研究者的主观认知和饱含情感的智性思维，虽然传统朴学的实证手法也可以使研究趋于严密化，但那更多的是就某一作家或某一具体问题才显示其效力，若是研究对象过大且涉及审美心理、价值评判等“软指标”，就很难奏效了。于是，传统的人文学者在面对这类研究对象时，多是就目力所及的有限资料加以立论，或仅凭主观印象进行扫描，由此得出结论，因而多流为直观性、模糊性，欠缺明晰度和可靠性，不少观点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如何使人文科学研究的传统实证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计量方法结合起来，合其两长，去其所短，使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既具有人文特点和学理深度，又具有坚实的不可移易的客观定位和价值评判，近年来一直是困扰众多研究者的一大难题。《唐宋词史论》的一大贡献，即在于克服了这一困扰，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方面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王著上篇为“史论”，共分流变论、定位论、范式论及个性论四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定位论”。在这一章中，作者运用计量学的方法，全面梳理自宋至今的词学资料和论著，以论述和图表相结合的方式，对唐宋词人现存词作篇数、版本种数、在历代词话中被品评的次数、在本世纪被研究的论著篇数、在历代选集中入选的词作篇数及在当代词选中入选的词作篇数等六个方面的资料数据，详加统计，经分析归纳后指出：一、在现在可考的宋代词作者一千四百九十三人（不包括无名氏）中，称得上词人的共有三百家；二、在这三百家词人中，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以及李清照、晏几道位处十大词人之列；三、在词人地位与词作数量间存有一定的正比例的关系；四、词评家与词选家的价值标准大同而不乏小异；五、与古代词评家相比，本世纪的词学评判标准变异甚大，存在着严重的重“豪放”、轻“婉约”、重北宋、轻南宋（主要是中后期）的倾向；六、本世纪词学研究的格局严重失衡，有关苏轼、辛弃疾和李清照三人的研究论著达3 071项，超过了对其它二百多家两宋词人研究论著的总和；有关十大词人的研究论著为4 433项，占有关两宋词人研究论著总和的70%以上。 上述结论的取得，因是建立在精确统计和细密分析的基础上，因而来得特别实在，特别令人信服，较之那些游谈无根、空言立论者，高下立判。当然，王著虽看重数字的统计，但又并不机械地完全依赖统计，而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常中寓变，变常结合。如在得出了词人地位与词作数量间存在正比例关系的总的结论后，又特别指出：并不能因此而倒过来推论：凡是词作数量多的词人其地位必然高，因为存词甚少（仅五首）的范仲淹虽排名第三十七位，却亦为名家。这是什么原因呢？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学史上常见的“名作效应”，犹如唐诗史上张若虚虽孤篇横绝，却竟为大家。这既是文学史上的变例，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此一现象及其内蕴乃是值得深入探究和总结的课题。 在得出上述结论之后，王著并未止步，而是由表及里，由面到点，由技术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总结出了几条发人深思的词学接受规律：词人历史地位的承传性和延续性大于突变性；由于审美理想、价值标准的差异，词人的历史地位在不同时代又总会有一些升沉涨落，既存在变异性，也具有动态平衡性。如苏轼，在北宋时受到疵议；到南宋初中叶，则受到推重；而在清代浙西词派、常州词派那里，又受到相对冷落；到本世纪初，则备受推崇。虽然如此，但由于词人的历史地位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是一种“公认”的“共识”，因此，客观而公正的历史会平衡不同流派和不同代群评价上的差异。 与定量分析相并行，王著另辟“范式论”一章，对唐宋词史上的抒情范式深入探究，将发现的特点、规律凝聚为艺术规范和理论结晶。作者认为：唐宋词史上的抒情范式，主要有三种，即由温庭筠创建的“花间范式”，由苏轼创立的“东坡范式”，由周邦彦创立的“清真范式”。唐宋词的演变主要是这三大范式的相互更迭。“花间范式”自晚唐五代花间词人，经宋初晏殊、欧阳修诸人的发展，到晏几道而臻极善，柳永崛起词坛，打破了花间范式的一统天下，但他没有建立起一种为词坛所普遍接受的完善范式。他的成就一方面被苏轼接过去创立了“东坡范式”，另一方面则被周邦彦发展为“清真范式”。自柳永之后，宋词的发展可说是二水分流。“东坡范式”经南渡初张元干、叶梦得、朱敦儒、向子諲等人的发展，到辛弃疾而达高峰，此后日益式微。“清真范式”在南渡初相对沉寂，到姜夔日趋完善，此后吴文英又作变化，自此成为词坛主流。在这里，王著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和极为宏通的视野——超越了传统的仅将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的线性思维，以多元的复合思维对唐宋词的流变进行动态把握和规范整合；超越了仅从局部和现象层面观察事物的研究方式，而将研究的触角向整体和本质伸展，其意义不仅在于精当地找到了唐宋词史上具有里程碑作用的几大座标点，从而使得影响词学发展的三大范式在千年后浮出水面，而且为古典文学的研究开辟了别一条可供借鉴的途径。 “范式”这一概念，最初是由西方学者库恩创立的。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新旧范式之间的斗争，新范式完全取代旧范式后，科学革命即告结束，从此又进入常态科学时期。革命的功能就在于它是一种突破一个范式进入另一个范式的手段。范式的更换，不仅会产生新的科学发现，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回顾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和作家个体研究，似已形成了一种定型的研究模式：从对创作主体研究的层次看，侧考察创作主体外在的行为生活史，而较少注意其内在心灵史；从对作品本研究的层次看，多注重作品内容与历史、社会的外部联系，而略于对作品本内部的艺术结构、存在方式的探究。这样一种状况，不利于从人本学层面文艺学层面对研究对象作深层透视，不利于创作规律的探寻和艺术本质的握。从这一角度讲，王著由范式入手，将唐宋词的发展阶段及每一阶段最文化含量、艺术含量的创作范式描绘、提取出来，可谓探骊得珠，功莫大焉。体研究，似已形成了一种定型的研究模式：从对创作主体研究的层次看，侧重考察创作主体外在的行为生活史，而较少注意其内在心灵史；从对作品本体研究的层次看，多注重作品内容与历史、社会的外部联系，而略于对作品本体内部的艺术结构、存在方式的探究。这样一种状况，不利于从人本学层面和文艺学层面对研究对象作深层透视，不利于创作规律的探寻和艺术本质的把握。从这一角度讲，王著由范式入手，将唐宋词的发展阶段及每一阶段最具文化含量、艺术含量的创作范式描绘、提取出来，可谓探骊得珠，功莫大焉。 当然，对上述三大“范式”的发现和提炼，并非仅仅得自于直觉感悟和阅读印象，而是经过了竭泽而渔的资料爬罗，由定量分析到定位分析，由深细的个案考索到不同范式间的多角度比较，才最后形成的。以对“东坡范式”的考察为例，王著着重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即主体意识的强化——词的抒情主人公由“共我”向“自我”转变；感事性的加强——由普泛化的抒情向具体化的纪实转变；力度美的高扬——词的审美理想由女性化的柔婉美向男性化的力度美转变；音乐性的突破——词从附属于音乐向独立于音乐的转变。在对主体意识强化一项的考察中，王著经统计发现，苏轼三百六十多首词中“我”字出现66次，这些“我”字几乎无一例外是指创作主体自我。而列入苏轼前的一千二百余首词中，“我”字共出现88次，而且其中大多数的“我”是指词中依托的女性主人公的“我”。正是存在这样的差别，所谓“主体意识的强化”就落到了实处，而“东坡范式”之所以为“东坡范式”的一大本质特征也就突显了出来。 如果说，上述“花间范式”、“东坡范式”和“清真范式”主要是就唐宋词总的发展阶段和质的变化立论，那么，对宋代咏物词三种范型的考察则主要偏重于具体的题材和类型的探究。经过排比论列，作者“采铜于山”，以大量信实的材料和对材料的比较、斟别、论析，归纳出了北宋前期的非我化、北宋中后期的情感化和南渡时期的个性化三种范型。此一结论的允当与否暂且勿论，仅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这种将融入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方法与西方当代科学哲学思维方式的“范式批评”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确实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和研究领域，对发现新问题，突破多年来形成的单一研究格局，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昭示作用。 王著的特点之三，是将严谨的理性精神与对研究对象的“同情之理解”融汇一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唐宋词史的流变和创作个体的艺术品格进行文化透视，形成点面结合、考论并重而又特重规律探寻、理性提升的研究格局。其“个性论”一章选取李清照和辛弃疾为研究对象，立足作品，抽茧剥蕉，对“二安”的个性特征和艺术特质作了深层次的揭示，笔墨淋漓酣畅，论述真切细密，最能见出作者与对象间的距离浓缩和情感化入。在“流变论”一章中，作者从大处着眼，对传统的“婉约”“豪放”两分法及受此影响而强行将词人归队入派的研究做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将不同的对象分别纳入事先预设的某一派别、框架之中，是不符合文学史实际的；用同一风格术语概念去评价描述不的作家，不只是混淆、抹煞了研究对象各自的风格个性，也表明研究主体思维的贫乏和所使用的概念系统的不完备。有鉴于此，王著尝试以作家群体为中心，以词人的生活年代、创作年代为依据，将同一年龄组（同一世代）、生活和创作又基本同时的词人划分为一个代群，并细致地描述了两宋三百余年间的六代词人群体和宋词发展的六个阶段。由于这些群体和阶段的划分已从前述定量分析和范式研究获得了足够的学理支撑，因而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乃至权威性。醒人眼目的是，作者由此所展开的规律探寻和理性提升异常精彩，他认为：宋词是沿着波浪式轨迹渐进的，创作的繁荣兴盛期、第一流的大词家都是出现在每周期的第二个时期，即第二代、第四代、第六代。繁荣期的到来，总有一代人为之准备、探索、开拓。换句话说，兴盛期出现之前总有一个相对“低潮”的过渡、准备时期。而从每一阶段或每一周期的创作风貌来看，词坛上从来都不是一家独霸、一枝独秀，而是多元化的发展。如第一阶段，并不是先有“小令之极盛”而后才有“慢词之发展”，而是小令与慢词一开始就并行不悖的。 为了对唐宋词的流变获得更准确的认识，王著又换一视角，从人物、情感和场景三个审美层次立论，指出唐宋词的发展流变突出表现为：主人公的转换——由佳人到文士再到志士；情感的流程——由共我的爱情失意到自我的心理苦闷再到社会忧患与个体人生苦闷的双重变奏；空间场景的位移——由人造建筑空间到自然山水空间再到个体生活场景、人间悲惨世界与历史空间的多元组合。平心而论，在抒情文学的众多特质中，作者单单择取人物、情感和场景三大要素是独具慧眼的，而将此三大要素作为唐宋词流变史上的核心环节，确可收提纲挈领之效。固然，上述析论借鉴了中国文学的叙事理论，但它更多扬弃整合后的新变，不仅具有验之于宋词史亦无不合的准确性，而且充溢着一种学术研究之理性精神的科学实践，其慎思明辨而勇于理论探索的风格是相当突出的。 王著的第四个特点，是考据的细密、精当。与上篇偏重于史论不同，以“考据”命篇的下篇全部是关于词籍版本、作者、成书年代和词人生平的考述，其中关于《兵要望江南》、《乐府纪闻》和词学秘籍《天机馀锦》的考论最为详实。为了结论的准确，作者广搜各种材料，甚至从台湾觅得大陆已无留存的词学版本，孜孜矻矻，探其本事，穷其源流。而对两宋十六家词人生卒年的考证，亦多有创获。这些考证性的文字，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作者的朴学根底和求实态度，这在受商业大潮冲击而每每心浮气躁的当今学术界，以及多长于立论而疏于实证的中青年学者中，洵为难得。 王著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书中上、下二篇未能取得较好的和谐、照应，史论与考据各说各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唐宋词史论”的集中度和力度。二是上篇“个性论”一章所选作家仅李清照和辛弃疾二人，虽然他们都是大家，但由于数量上的限制，而很难由此展现宋词不同阶段不同作者的不同个性，以及这些个性在词史上的承接转换和内在关联。三是书中对某些概念的界定似还可再作推敲，如认为“豪放”是风格的“心理特征”因素，而“婉约”则是风格中的“语言的表现形态”等。四是在进行定量分析和范式概括时，如何更好地处理数据资料与文化变量、心理变量间的关系，如何在使研究科学化、规范化的同时，仍能突显其对象和过程人文化、情韵化的特点，似仍值得再思考，使之达到最优组合。在书的“后记”中，王兆鹏教授这样说道：“严格地说，这本书并不是‘最终’的成果，而是探索过程中的‘中期’小结。有些看法，自己还在不断修正。……范式论一章，就是在几经否定和修正后留下的‘半成品’。今后如果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这些‘半成品’也许会被修理或组装成一种新产品，否则会逐渐变成废品。”‘定位论’一章，是近几年进行定量分析所取得的试验品。今后如有可能，想写一本计量词学史或计量文学史之类的著作。”这些话说得非常中肯，展示了一位中年学者既高自期许又虚怀若谷的胸襟。由于书中大部分篇章都曾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等高等级刊物发表过，已得到同行专家的反馈意见和广泛认可，同时又经过作者在收入本书前的细致修订，故已为“新产品”是无疑义的；但在已达到的“新产品”的水准上再进一步，超越故我，又是戛戛乎其难的。我们寄望于兆鹏教授，并期待着他拟议中的“计量词学史”或“计量文学史”的早日问世。 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