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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论稿》（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是莫砺锋教授近年来研究唐宋诗歌部分论文的结集。全书收录论文二十八篇，所论由初唐而及于宋元易代时期的方回，刚好涵盖了整个唐宋；从讨论的论题来看，有文学史事实的考辩，有具体作家艺术风格的辨析，有作家诗歌创作理论的追索，有作家文学史地位的评判。但其中最核心最根本的论题，则在于试图立体地呈现唐宋诗风转变的历程。 本书第一组五篇论文研究的是唐诗，第二组论文则探讨北宋诗坛重要诗人及其诗歌渊源、风格特征、艺术追求及其在宋诗史上的地位。这也是本书的重心。 宋诗所以能成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一代文学，其关键是它在总体上呈现出与唐诗不同的艺术风貌。而所谓宋诗风调的确立，正是一大批北宋优秀诗人在继承唐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努力寻求新变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莫不跨越唐人之藩篱而自成一体，苏轼则奄有众长，成为宋诗风调的最高代表。本书中间所收的十篇论文，便集中探讨了上述诸家在诗歌艺术方面的精深造诣及各自独特诗风的获得。《论欧阳修的人格与其文学业绩的关系》一文指出，欧阳修之所以能在创作中取得巨大成就，之所以能成功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为宋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与其对于有宋一代文学家之人格建树有密切的关系。北宋前期诗歌创作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唐人到逐步确立属于自己时代诗歌风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梅尧臣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梅诗一洗此前步趋唐人诗风之习套，对宋诗追求平淡美（“平淡”作为一种风格，古已有之，但梅诗之平淡，绝非简单地重复和仿效前人诗风，实际上是指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一种超越了雕润绮丽的老成风格）的审美规范的确立起了筚路蓝缕的重要作用。《论梅尧臣诗的平淡风格》一文，针对前人对于梅诗的误解和讥评，着重讨论了梅诗本质特征在于对这种超越了雕润绮丽的老成风格的追求。这样，既揭示了梅诗的本质特征，也对其开风气之先的诗歌史地位作出了公允的评价。《论王荆公体》一文重在讨论“王荆公体”的主要特征以及它在宋诗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王荆公体”不同于稍后的东坡、山谷、后山诸人的重要特征在于，王诗虽然在“用事、对偶、句法、用韵”等“人巧”方面进行了苦心孤诣的追求，从而为宋诗“生新工巧”的主要艺术特征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对于宋诗另一本质特征——对于平淡之美的追求却不甚着意，这使其诗（尤其是晚期绝句）体现出兼有宋调、唐音之风神，从而以“清丽工巧”、“雅丽精绝”、“精深华妙”的诗歌风格与以苏、黄、陈为典型代表的宋诗风调颇异其趣，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向晚唐诗风的复归。《论苏轼在北宋诗坛上的代表性》一文，通过将苏轼与北宋诗坛其它六位重要诗人之诗歌风格进行比较，指出苏轼不仅对他的前辈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的诗歌形成了历时性的超越，而且对同时代的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诗歌形成了共时性的超越。因此，苏轼在北宋诗坛乃至整个宋代诗坛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典范性，成为宋诗艺术的最高代表。由于苏轼在宋代诗坛上具有最高的代表性，所以接下来《诗以奇趣为宗——论苏诗的艺术个性》、《苏诗札记》、《论苏轼苏辙的唱和诗》、《论苏黄对唐诗的态度》等，便从不同角度对苏诗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评价。其中《论苏黄对唐诗的态度》一文，通过对苏黄二人诗歌取向之异同，一方面揭示了苏黄诗风之异同的根源，另一方面更揭示了在宋诗独特风调形成过程中，诗人们对于前代（尤其是唐代）诗歌典范的选择与确立具有关键性作用，宋诗与唐诗之间的因革、承变关系亦因此得到呈现。而《郭祥正——元祐诗坛的落伍者》一文，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指出机械地对唐人诗歌字模句效而不注重求新求变，便只能造就徒有其名的诗坛庸才。这实际上从反面论证了宋诗独特风貌的获得必须建立在对于唐诗典范的突破与创新之上。 宋诗至元祐而臻极盛，南宋虽然涌现出了尤、杨、范、陆“中兴”四大诗人，但宋诗的高潮确乎已成过去。南宋诗坛最主要的诗歌走向，乃是一种自觉不自觉地向唐诗（尤其是晚唐）风调的回归，与宋初“九僧”诗派齐名的“永嘉四灵”自不必论，即便名列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和杨万里实际上也不例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陆游、杨万里诗风虽然有极似晚唐人之处，但却绝非“九僧”、“四灵”辈之步趋晚唐姚、贾诗风者可比。他们在诗学道路上转益多师，经过多方探索而建立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诗歌风格。本书所录最后几篇文章便重点讨论了上述问题。《论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一文重点揭示了陆游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方面存在的矛盾，即一方面鄙视甚至批判晚唐诗，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借鉴晚唐诗的艺术技巧，指出陆游对于晚唐诗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当时士气不振的社会和风气衰靡的文坛而发的。由于晚唐诗风是与雄浑壮伟的李杜诗风相反的琐细卑俗、萎靡不振的一种诗风，是衰落的时代和委靡的士气在诗歌中的具体表现，而这种诗风被北宋诗坛巨擘们逐出诗坛之后，到陆游的时代又死灰复燃，所以陆游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出于南宋初期现实政治斗争及诗坛风气之争的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它与诗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晚唐诗人精湛诗歌技巧并不矛盾。《“九僧”与“四灵”》一文专论宋代两个专门以姚合、贾岛等晚唐诗人为师法对象的诗歌流派，指出“四灵”的出现和风靡一时，是宋诗逐渐缺乏活力的表现，它标志着宋诗的盛极而衰，从此日益走向式微。《陆游“诗家三味”辩》、《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虽然讨论的是两个著名的诗人，但重点都在揭示陆、杨二人富于个性特征的诗歌风格的形成过程。所谓“诗家三味”并不是一种具体的艺术风格，乃是陆游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之后，在特定的环境中（即从戎南郑时期）突然领悟到了属于自己的雄浑壮丽、豪宕奔放的艺术风格，从而在创作上进入了自由王国。同样的道理，杨万里也是在经过艰苦的探索之后，到“戊戌三朝”（淳熙五年即1177年）而若有所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轻快活泼的诗歌风格（即“诚斋体”的主要特征）。 集句诗是一种特殊的诗歌体式，带有较强的文字游戏性质。但由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特定时代背景之下创作的《集杜诗》却超越了文字游戏的性质而步入严肃创作的殿堂，这虽是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却也有其必然性。《简论文天祥的〈集杜诗〉》一文对此作了详细而深刻的论述。《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文化背景》一文对宋诗重要特征之一的“以俗为雅”作了具体论述，并对其文化背景进行了探讨，最后指出，宋代的文化氛围使士人能身处俗世而获得精神上的超越，而“以俗为雅”正是宋人在审美活动中对于“俗”的超越。《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宋诗观》重点讨论了方回的诗学思想，具体包括方回对于唐宋诗的总体评价，对宋诗发展过程及宋诗流派的梳理，以及他对于陈师道的格外推崇，最后指出“在尊唐抑宋之风占压倒优势的时代，方回最早对宋诗的艺术特征从总体上作出比较深刻的体认，而且摆脱了以唐诗为至高典范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这对于后人独立地思考宋诗的性质和价值是有一定启迪作用的”。 唐宋诗风之转变，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唐代，在杜甫的诗歌中即已孕育了新变的种子，中唐的韩愈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杜甫开创的新变因素，北宋前期的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诸人在摆脱晚唐诗风之影响，建立宋代诗风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元祐诗人们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争新斗妍，最终确立了宋诗不同于唐诗的独特风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杜甫的发现，对于杜诗精华的吸收与借鉴，以及宋代著名诗人对于诗歌艺术所具有的自觉的求新求变的追求，实为唐宋诗风转变之关键。本书所收二十余篇论文通过对这些著名诗人诗歌艺术的探求，通过对一些有意思的文学现象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已经将这种转变立体地呈现了出来。 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