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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传统的存在，必有其内在的依据和合理性，但当世易时移之后，传统的惯性亦往往成为阻力，从而遮蔽我们的目光，让我们视而不见，乃至于用想象来对抗现实。金元两代历时二百五十余年，共“计词二百八十二家近七千三百首”（唐圭璋《全金元词·前言》），具有相当可观的创作规模。但自金代至近代，词学研究者或拘于夷夏大防，或因“馀分闰位”之理念，或认为“一代有一代之胜”（清人焦循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对金元二代词的存在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语焉不详。以至于到二十世纪末，以金元词为研究对象的海内外学术专著，屈指可数。①有鉴于此，浙江大学陶然博士在金元词研究领域潜心钻研，终于撰成《金元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版，以下简称《通论》）一书，该书观点新颖，视野开阔，立论甚高而又持之有据，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词学研究专著。《通论》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金元词研究向纵深发展。 相对于其它几部金元词研究专著而言，《通论》之体系更庞大，结构更完整。所论从金元词的断限、演进轨迹、历史定位至金元少数民族词人、域外交往词、金元全真道教词，乃至于词与诗的文体互动、词人群体、金元词论，内容丰富，涵盖了金元词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既从历时态勾勒出金元词在二百四十馀年中的流变与演进过程（借才异代期、气象鼎盛期、遗民悲歌期、延续传承期、曲终奏雅期），又从共时角度将金元词人归并为七大文人群体（金元之际东平词人群、真定词人群，宋元之际江西词人群、杭越词人群，以及大都词人群、元代中后期的浙西苏南词人群）。既有基于共同文化背景而展开的群体原生态研究，又有因个体生命生存环境的差异而所需的知人论世的个案研究。既能见微知著，由精微、感性的鉴赏上升为深刻、理性的批评，又能由博返约，由认知层面最终归宿为价值评估层面。在研究方法上，则力求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论由史出，文因情生。 一种学术研究，要想赢得发展，其主要途径不外有二：一是开辟新领域，在“面”上有所拓展；一是使用新方法，从一个侧面或角度去迫近研究本题，从而在“点”上有所深化。作为一部后起的金元词论著，在兼顾点面从而有所突破与发展方面，《通论》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就面的拓展来说，《通论》的成果是显著的。因历史和观念的原因，金元词的研究空间尚存较多前人着意无多而又很有研究价值的领域。正如著者所指出的：“由于时代的变化、文化的差异以及历史立足点的不同等诸多原因，金元词坛中存在着不少新的因素，是两宋词中所没有的或比较少见的”（127页）在金元两代，一方面，包括政治体系、人材选举、文化心理及习俗等在内的金代整体性的汉化趋势，另一方面，因元代的混一天下而致使的域外与中原的文化交流的大大增强，是这一时期的新质因素。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金元词坛很有意味、也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同前）女真、契丹、畏兀、回回、高丽等少数民族词人的大量涌现，以及金元词中所体现的对外关系与域外交往活动，正是新质因素起作用而烙下的印记。此外，金元时期集中出现的一大批道教词人与道教词，也是词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这些道教词数量巨大（约占金元词的一半），且多为全真教道士所作。故《通论》设专章予以讨论，一方面从文人化、诗词传道、内丹教旨等方面考查道教词的兴盛，另一方面，又从创调、改调等角度来定位道教词的词史价值。这些开拓，既带有原创性，是金元词研究的新收获，就大文学史观来看，又是对整个词史的补充与深化。 点的深化，《通论》是借助于检讨学术传统而得以完成的。发古人未发之覆，既尊重传统，又努力超越传统，是《通论》的基本历史态度，也是本书得以成功的关键。《通论》对传统词学观的再检讨，首先开始于金元词的断限方法。历史上关于金元、宋元之际文人归属标准主要有四种类型，即依政治态度而定，依作家年齿而定，依时间断限而定，以人系诗从宽收录。这四种代表性的断代标准，尽管都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依据现代史学眼光来看，不仅难以执一驭万，统摄万有，并且因各执一端而显得有些教条。因此有必要突破正统观念，作出更为科学的界定。基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通论》认为，或以创作为主导，或依事迹而推定，或原心迹为辅助，乃至于取两存以兼顾的模糊化标准，要之，既本着“以宋归宋，以金归金，以元归元”的原则，又不妨灵活通变，从而在视角的转变中对金元之际、宋元之际、元明之际等三类跨朝代词人进行了重新界定和合理评价。 对传统词学观的再检讨，其本身并非目的。而是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将研究推向深入。因此，《通论》的检讨历史，其步骤往往有三，即（一）找出对金元词影响深刻的“传统观念”；（二）指出生成此观念的客观文化背景；（三）借此批判将问题引向深入。如“金词的历史定位”一章，《通论》著者首先论道，“正统观念往往使历代词评家们只注意到南宋词而忽略了金词”，或“由北宋讲到南宋，再回过头论金词”（73页）。其次，这是一种偏见，其产生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汉族中心意识”。再次，作者指出：金词与南宋词应互为坐标与参照系，其基础是共时性与同源性。以金词为参照系，有助于对南宋词作出正确的评价。从对北宋词的继承与发展来看，金词的存在使十二世纪的词坛更为丰富多彩。这样的论述，如抽笋剥蕉，层进层深，委婉道来，切中肯綮。既比较辩证，从历史的分裂中看到了统一，又相当客观，在肯定金词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南宋词的成就。 批判地继承，充分吸收传统词学观的合理内核，是《通论》极具方法论意义的创新。对有元一代文学的评价，自清代扬州学派中人焦循提出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之后，王国维推其波，胡小石助其澜，于是言词必说两宋，言元必说“元曲”，“至后代摹拟之作”如元词，“便成了馀气游魂，概不足道。”①面对深入人心的传统文学观，一方面，《通论》从姜张词派在元代的完成、咏物寄托的极至在元代方始出现、宋代不少词派在元代都有延续与馀波等角度论述了元词的历史价值，从而用事实批判了“馀分闰位”的传统词学理念的片面性。另一方面，《通论》并不满足于对传统的批判，而是注意到，“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观念，虽然对后继者所作的发展重视不够，但这种学说重视文学的创造精神，以元曲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并不为过。以元曲为参照，则元词“词调之贫乏”“歌法之失坠”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而从创新性来看，元词与元曲的互动则于两种文体皆有裨益。以词调入曲、以词境入曲、以词事入曲，既充实了词乐，又赢得了上层的接受者，而元词在内容、语言、风格的曲化，则显现了“元词求变的努力”，从文学的创新性角度来看，这是“词史的发展”，“并不能一笔抹杀，仍有其适当的位置”（275页）。这些精警之论，不是就事论事，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跳出一步，高屋建瓴地注意到对文学精神与规律的探讨，故能启人心智，发人深省。 《通论》既能入乎内，从微观的角度深探金元词的内在意蕴，复能出乎外，由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抽绎出金元词发展的特殊规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论》的金代文学研究，将十二世纪的南北文学置于同一平台上，治本期文学史，能纵横比较，“二史兼治”，使其相得益彰，颇具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