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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先生对宋代文学情有独钟。最近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水照自选集》共选文45篇，除了4篇唐诗论文，其余均属宋代文学研究范围，正反映出作者关注的重点所在。所选文章多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熔考据、感发、义理于一炉，提出并解决了许多文学史、文化史上的真问题。 朱自清先生曾主张研究工作要“从小处下手”。多年来，由于过分追求“宏大叙事”，这种方法已被逐至学术的边缘。王先生则谨守学术本位，以这种边缘方法悄悄消解令人怀疑的“宏大判断”。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算不上什么不得了的大事，王先生却独具慧眼，发现此事对于“欧门”的组成、文风的改革乃至宋代文学的发展导向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于是有了《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这样的好文章。我们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目睹了原生态的历史：主考官、文坛盟主欧阳修如何奖掖举子；如何选择主盟接班人，从曾巩到王安石，最终选定苏轼，“付子斯文”；如何排摈“太学体”：众考官“锁院”唱和，诗酒风流。嘉祐二年的小事件引出了文学演进的“大历史”。此法颇近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元祐党人贬谪心态的缩影》一文也是“小题大做”。王先生通过对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人的唱和共9首词作的深入考察，比较说明了元祐党人特别是“苏门”诸公不同的贬谪心态。研究对象并不繁杂，却综合了作者在文人心态、文人集团和词体演变诸方面的独到体会。对问题的关注特具敏锐性、现实性的批评家总会抓出历史深处的“小”来，以点带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抖落出尘封的历史和文学。 只专注个体本身，“从小处着手”容易流于饾饤琐屑，故犹需“从大处着眼”，亦即韦勒克所言“把历史过程同某种价值或标准联系起来”。结合文学史的标准（位置的轻重）和文学批评的圭桌（艺术的优劣），王先生坚持透过一个代表作家、三大文人集团、一种成熟文化的大视角观照宋代文学。苏轼是罕见的文化通才，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永恒的话题，其人生思想成为后世文人竟相仿效的一种典型。王先生的治苏过程几经转折，从政治家的苏轼，到文学家的苏轼，再到作为文化型范的苏轼，着眼点愈来愈深广。其中，《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通过“出处”、“生死”两大人生课题，剖析了苏轼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揭示了他的人生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视野开阔而分析入微，读来真有痛快淋漓之感。东坡的人格特征及魅力何在？曾有名人作过令人捧腹的描述，虽然幽默传神，却失之夸张油滑。王先生名之曰“文化性格”，实乃新颖准确的概括。苏轼下启苏门，上接欧门，而欧阳修又是以钱惟演为核心、谢绛为实际盟主的洛阳文人集团的骨干成员，如此薪继火传，遂致文统道续，斯文有承。循着王先生“文人集团”的视角，我们触摸到《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了解了《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及其与地域环境、宋诗新貌的关系，探索到欧门的组成及其意义，也认识了《“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 宋代士人确立并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砥砺志节、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风成为后世儒家社群理想的精神面貌。研读宋人的丰富文本，再联系王先生的有关分析，我们每每为宋代那些大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的仁者情怀、智者风范和达者心态所感动。这样的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文化自然吸引不了“躲避崇高”者的目光，却一再为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入世苦行者所推崇。从文化上看，安史之乱前的唐朝代表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上升期，宋朝则是由中唐逐渐发展的新型文化的定型期、成熟期。宋型文化的许多东西在刚过去的一千年里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其“近代”指向早已被海内外汉学界共同确认。有鉴于此，王先生鲜明地提出了“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的崭新课题，并在《“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等论文里作了提纲挈领的评述。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传承，任何课题的首要工作都是该课题的学术史研究。20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的评价观念，如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陈寅恪的“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说、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说，整理、阐发现有的学术成果将会催生出新的通天台阶。王先生对此颇有会心，其《日本的中国词学研究述评》求别调于异邦，以期取彼之长，补我之短；《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重新检讨王国维的著名论断，指出将词作为宋代文学的代表的合理性和片面性；《陈寅恪先生的宋代观》综合阐释了陈先生对宋代文明的总体评价，既有功于宋代文学研究，也是对义宁陈氏之学的索隐。 王先生治唐宋文学多年，所作皆不求大体系的建构，惟重真问题的探赜，此近于他曾师事的前辈钱钟书先生。这是智者的追求。理论的深刻含义不在于自成体系，而在于其所揭示、所分析的问题。古往今来，多少庞大的体系在整体上都坍塌了，只有真问题和真正解决问题的个别见解逃过时间的浩动幸存下来，吉光片羽，远远地看着好大喜功的滚滚红尘。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8月26日第2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