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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将宋词称为“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实际上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宋词中的一大部分——南宋词，实际上并不能代表那个时代中国词坛的全貌，它只不过是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宋境内词文学创作的成果；而与此同时，金（1115—1234）、元（1206—1368）期间统治下的北方广大地区，同样活跃着一大批词文学的创作者，产生了大量的作品，其中不乏可与南宋词相媲美的优秀篇章。金元词虽然难与宋词构成势均力敌的阵容，但也是后者所无法笼罩掩盖的。事实上，金元词与南宋词是在北宋词这棵繁茂大树的主干上分蘖出的一南一北两条枝干。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则是重南而轻北，甚至在评述中常常对金元词采取忽略不计的态度：与唐宋词研究的累累硕果相比，金元词研究园地里是一片寂寥的景象。在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中，对金元词的评论只有一些零星的片言只语；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中，金元词研究也多是研究者余兴所致的偶而为之。 这种情况，无疑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12—14世纪间词文学创作整体风貌的了解、认识和评价。显然，对于建构一部完整、全面、翔实的金元文学史和通代词史，金元词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以说，金元词的研究是中国古代词学研究中一个亟待加强并且有着广阔开拓空间的领域。令人欣喜的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期待视野中，赵维江博士的《金元词论稿》（下称《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适时地出现在新世纪之初的学术论坛上。 《论稿》是一部特色十分鲜明的学术力作，特别值得赞赏的一点是其研究视野上的开放与拓展。唐宋词的研究历来是词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成绩斐然，然留给后来者的可开拓空间也已十分有限。近年来，“中兴”的清词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已取得了许多可观的成果。金元词作为词体发展链条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唐宋时代的歌词之“词”到清代新型格律诗之“词”之间过渡转型的产物。目前，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词学研究者意识到，《论稿》及其前后陆续问世的几部有关的专著和许多论文，无疑显示了这方面的初步实绩。作为对金元词进行整体研究的学术著作，《论稿》为我们展示了唐宋词与清词之间又一片词学研究的广阔领域，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出长期以来“古典主义”倾向（仅以古代文学经典作家和作品为研究对象）藩篱的又一个重要收获。视野的拓展，必将带来学术研究的新突破和新气象。就词学研究而言，《论稿》及有关金元词研究的成果，加之已为热点和初具规模的清词研究，实际上已向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词学研究正在出现向宋后延展的趋势。 《论稿》没有满足于对金元两朝词文学创作进行一般性的文献梳理和史实描述，而是有意识地着眼于金元词发展的内在规律的探讨和理性逻辑的建构，由此全书被赋予了鲜明的理论品格，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学术价值之所在。“北宗词派”是作者在《论稿》中首次明确提出和重点阐述的一个词学概念，也是全书的理论支架。“北宗词派”概念和范畴的创立，对于历来为人们所关注的词派研究当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突破和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南北地理文化的差异造成了许多文化艺术领域在观念、方法和风格上的南北分流，最著名的是唐代禅宗关于南宗与北宗两大教派的产生。鉴于此，明代画家、书法家董其昌也将自唐至明数百年的山水画，按绘画的创作方法和画家的身份，分为南北二宗。同样，词文学创作中的南北文化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清人已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受禅宗和画论的启发，浙西派词人厉鹗和张其锦也将“南北宗”之说引入了词学批评，可惜的是他们画地为牢，只是把目光囿于南宋词坛及其流衍。《论稿》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了厉、张之说从地域文化角度立论以揭示不同词风差异的方法论意义，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追索十二、十三世纪完整的中国词坛面貌，惊喜地发现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北宗”词派——亦即“北宗”主体，原本存在于北方的广袤大地上。这样，“南北宗”便不再是一种局限于两宋词坛的借禅喻词之说，从而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具有地理文化学意义的价值评判体系。特别是“北宗词派”的提出和论述，实际上确立了一个研究金元词的基本词学概念。 《论稿》中“北宗词派”概念的揭橥，并非论前预设，而是对宋金元之际词体文学发展走向与特征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考辨之后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通过对南北词坛的形成过程、师承源出、词学观念、创作倾向及风格特征等方面客观周详的考察，作者断定在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不同体派——南宗词派与北宗词派”。他强调，南宗词派和北宗词派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划分，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划分。在这个理论平台上，《论稿》分别从风格类型、主题转换和体式特征几个方面深入地探讨了金元词的“北宗风范”；进而以“北宗词派”为聚集点和思考线索，将二百余年的金元词史描述为北宗词体派由创立、完善、高峰、持续繁荣到最终走向衰微过程。“北宗词派”说，同样也始终贯穿于《论稿》对具体词人的创作及理论的论述中，如金初“吴蔡体”，作者论其为北宗词派“创立”的标志；而元好问的词论则视之为“北宗词派的理论总结”；对于元初白朴词，作者将其作为北宗词主题转向的典型范例，着重剖析其隐逸避世的文化心理内涵；而对于元统一后南宗词复兴的代表——张翥词，作者仍然从北宗词衰微和南北词风交融的视角阐释其文化意蕴和形式特征。总之，作者致力于“北宗词派”理论的建构，使《论稿》一书不仅勾画出了金元词的基本面貌，更传达出了金元词作为北方文化产物的独特风神。 “北宗词派”之说的提出，对于目前的词学研究有着富于启发性的创新意义，它有别于长期以来以风格论词派的传统模式，充分注意到了词体文学内部所蕴涵的地域文化因子，坚持从南北文化的联系和差异中去观照金元词的发展，由此，准确地把握和揭示了金元词作为当时北方文学一个分支的基本特征。关于金元词的北方文化特色已为许多古今论者所注意，比如金代即有“国朝文派”之说。不过，《论稿》这方面的探讨并不是一般性地复述前人的观点，或以前人观点为据对金元词作零碎的点评，而是将北方地理文化对词文学的影响和作用作为一个契入点和突破口，对金元词的内在规律和基本特征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进而抽绎概括出“北宗词派”这个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规定的词学概念。“北宗词派”说的创立，实际上建立起了一个与南宋词既联系又不同的词史定位坐标和评判标淮，对于从总体上论定十二、三世纪的词文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对事物表层现象作出合乎事实和逻辑的分析与解释，有助于问题的发现与解决。“北宗词派”之说，不仅是《论稿》理论建构的目标，同时也是它观照和阐释金元时代一系列词学现象的一柄利器。纵观《论稿》全书我们看到，金元词的许多基本问题在“北宗词派”理论框架内都得到了透彻明晰的剖析，得出了坚实有力的的结论；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些长期以来词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由于“北宗词派”说的引入，在《论稿》中也得到了更为合理的解释。 例如“豪放”与“婉约”一直作为词文学创作中的一对主要风格类型，被广泛运用于词学批评与研究中，近年来不少学者不满意这种粗线条的两分法，对词体风格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划，但并不能否认这两种风格的客观存在，同时对这一对概念的理解也仍是限于风格的范围内。《论稿》作者也没有简单否定“两分法”，但是将“豪放”与“婉约”两种词风放在更为广阔的南北词坛大背景上加以观照，从南北文化差异的角度立论，指出：“在北宋时代，豪放与婉约主要为体现了词人不同的词体观念和个性情趣的两种风格，”而到了“南北宗”分野的南宋金元词坛，“这两种风格则演化成了一种具有地理文化意义的词体派别”，而以“豪放质朴”为主要风格特征的金元词，体现了一种“孕育于北方文化的词学审美理想”和“具有北方文化特质的词体创作风范”。《论稿》的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无疑，“豪放”与“婉约”这对传统的词学概念由此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活力。又如在词学史上由来已久的“苏辛词派”之说一直存在着一个悬而未决且又少人深究的问题，即与苏辛相隔近百年，其间是如何一种传承过渡关系。《论稿》据辛弃疾早年学词于金人蔡松年和蔡词直接秉承苏词传统的史实，以及蔡辛词的比较分析，从词体革新的演进过程着眼，得出结论：以蔡松年词为代表的“吴蔡体”正是从“东坡体”到“稼轩体”之间的薪火相传者。对于稼轩词，《论稿》也从当时词坛南北分野的格局和互动关系中加以考察，认为稼轩词虽然产生于南宋，但就其文化精神和词体范式而言，实属北宗词派，是“北宗精神的南移”。这些精彩的议论发前人所未发，标词学研究之新异，当是近年来词学研究和金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创获，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综上可知，《论稿》一书在金元词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对于断代词史和词学理论的探索有其独到的建树，其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其词学研究视野的拓展和“北宗词派”理论的建构，对于当今的词学和文学史研究有着现实的启示作用和促进意义。不过，它作为一部有着拓荒性质的论著，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尚未完备的缺憾和需要继续填补的空间。 地域文化的视角，始终是作者研究的前提，但《论稿》对于金元文化——特定时代的北方文化，还缺少更为系统明确的阐释。与此相关，一些由金元北方文化而生发的词学现象，如特别能够体现金元词时代色彩的少数民族文人的词、作为金元词坛独有景观的道教词等，在书稿中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观照。此外，对于金元两代的文学思潮，《论稿》也未能作出专门的论述并将其作为立论的前提，无形中使作者的宏观视野和理论批评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对于一部原创意识十分强的学术著作，我们不能苛求它面面俱到，我们提出这些问题，一方面是想表达对作者更高的学术期许，另一方面是想表明，在金元词这片不算贫脊的土地上，还有许多尚未探明的宝藏和没有加工的原料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开掘。 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