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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里,隋唐史和两宋史的研究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研究领域极为深入广泛,研究成果迭出不穷。而对介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却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多数学者还滞留在“捎带”一下的状态。以至对这一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语焉不详,尤其是在典章制度的研究方面更为单薄,著述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张其凡先生的《五代禁军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武建国先生的《五代十国土地所有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和任爽先生的《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是有关这一历史时期典章制度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几部专题性论著。但这几部著作或就某一问题展开探讨,或仅局限于某几个区域的考察,总的来看缺乏全局性、整体性与通览性。近读杜文玉先生的大作《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一书,感觉这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力作,对于五代十国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都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全书共44万余字,内容涉及五代十国时期的贡举制度、选官制度、考课制度、职官制度、殿阁制度、起居制度、史馆制度、俸禄制度、军事制度、立法成就与司法制度、助礼钱与诸司礼钱制度等许多方面,是目前所见五代十国史研究领域中有关典章制度研究内容最为全面、丰富的一部重要著作。综览全书,其优点是非常突出的: 1. 该书的写作体例新颖,能够不拘泥于传统范式,采用了专题研究的方法。制度史的写作方法通常易流于平铺直叙的概说模式,这种方法虽然面面俱到,但往往深入探讨不够;尤其是在史料相对较为零散缺乏的情况之下,要想写成一部全面系统的制度史著作更为困难。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解释的那样:“本书采取了专题研究的方式,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关这一历史时期制度的史料并不系统,难以写成全面系统的制度史之类的著作,只能就已有史料分成若干专题进行研究。”虽然如此,作者还是尽量将这一时期的重要制度都包括进去,并结合自己多年来的钻研成果作了专题性的考述。其中绝大部分专题的研究内容都是前人很少或没有涉及的方面,如殿阁制度虽然出现于五代十国时期,并经过宋、元、明、清等朝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成为我国古代典章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的内阁制度就是这一制度延续和发展的结果,但是有关五代十国时期的这一制度至今尚未有人进行专门研究;它如选官制度本应该是引起学术界重视的一项制度,但由于史料相对较少,所以直到现在对这一制度的研究仍然极少;起居制度由于在古代典籍中没有作为一个专门部分予以记述,致使相关史料散见于各种史书和政书之中,零星而分散,所以长期以来这一制度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基本上无人问津;助礼钱与诸司礼钱制度也是目前很少有人关注的一个问题。类似的内容还有很多,而该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即使个别专题的某些内容有人涉及过,但该书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方面都有所突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如在五代十国的修史成就方面,尽管学术界已有人进行过这方面的探索,但由于对史料的占有不够,遗漏的问题和可商榷之处颇多,像史馆制度这样重要的问题就未曾见有人探讨过,而该书的研究则是对这个问题做了极有价值的增补工作。它如职官制度,虽然前人记载很多,资料比较系统全面,研究成果也颇丰,但作者并未像通常制度史的写作方法那样将五代十国时期的整个职官制度进行罗列和叙述,而是重点着眼于这一时期新置或有所变化的机构与职官的研究。这种专题研究的方法,不但是典章制度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个有益的尝试,而且使该书的学术含金量大大提高。 2. 该书的研究视野开阔,能够突破时空观念,探寻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在断代史的研究中,由于受时间、空间范围的限制,研究者们往往容易忽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而该书作者在研究五代十国时期的各种典章制度时,能够将其放在唐宋社会变迁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来考察,以彰显其在中古制度史中的重要地位。众所周知,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巨变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古社会由前期步入后期的重要转折时期。这种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内都有明显的体现,而介于唐宋转型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则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作者在考察五代十国时期的各种典章制度时充分注意到了这种时代特征,对其在唐制基础上的发展、变化、特点、利弊以及对宋代制度的影响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作者非常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对这一时期典章制度的影响,认为随着五代时期门阀制度被彻底荡涤,旧士族或死或逃,有的甚至穷困潦倒,一大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士人登上了皇帝宝座或跻身于将相大臣之列,使得这一时期的典章制度虽然承袭唐制,但又有很大的变化,形成了许多鲜明的时代特点。如在五代时期的选官制度中“门第的因素在官员选拔中大大地降低了”,门荫出身者的数量明显少于唐代,门荫入仕呈现衰落之势,这就“与统治阶级结构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并使宋代官吏队伍以科举出身者为主成为可能。”又如辟署制曾经盛行于隋以前及唐后期,“并发展成为士人入仕的又一主要途径”,而五代时期出于削藩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对其“加以种种限制,并禁止辟置奏荐无出身之人,从而使这一制度的发展势头得到了扼制。宋初继续了这一政策,最终使辟署制寿终正寝。”类似的研究思路始终贯穿于全书,显示出作者具有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通贯意识。作者正是通过这种研究,揭示出五代十国制度在中国古代制度史上所具有的承上启上的重要作用,这对于加深理解唐宋之际中国古代社会所发生的历史巨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3. 该书广泛地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敢于打破陈说,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一般来说,越是离我们久远的历史,越有着极其丰厚的传统积淀。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历时短暂,局面混乱,史料匮乏,研究者较少,但毕竟距今已有一千余年。千百年来,人们留下了无数的评说。如何对待已有的各种观点,是考量一个历史学家是否具有科学态度的一把重要标尺。杜文玉先生在研究五代十国制度时,没有持闭门造车、敝帚自珍之态度,而是以一种开放、平和的心态对待前贤之遗说,对已有之成果既予以充分之尊重,同时又不为其所束缚,而是经过一番小心的求证和客观的分析之后,大胆地否定了某些流传甚广的成说,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从中国古代官制的变迁情况来看,秦汉以来相权日渐削弱,皇权越来越得到强化,有人据此提出五代时期枢密使的设置有利于强化皇权的看法;作者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认为“这种趋势到五代时却为之一变”,由于五代时期政治动荡、藩镇割据、权臣跋扈、典制混乱,“枢密使集将、相之权于一身,位尊权重,与皇权相持。”皇权不但没有得到强化,相反在许多方面还要受制于枢密使。如果考虑到五代十国时期政治的特殊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又如对五代时期的立法与司法制度,学者们的评价历来都很低,以其为“乱世”而否定其成就,作者以大量的无可辨驳的史实,得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认识,指出:五代各朝在立法和司法制度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就,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其所编法书及对司法制度的一些改革,直至宋代仍然在遵行;尤其是对学术界长期流行的“有关五代时期刑法残酷的说法”提出质疑,作者在进行了认真的考辨之后,认为“通观五代各朝刑法,唯后汉一朝残酷,其他各朝的刑法还算持平。”而后汉又是五代政权中最为短命的一个王朝,只存在了4年,仅占五代统治时间的7.5%,因此不能笼统地说整个五代时期的刑法都很残酷。类似的观点和看法还有很多,大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发前人之所未发。 4. 该书的研究方法科学,能够将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现代方法相结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历史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大师辈出,著述云集,历代总结出来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要想在这样一门传统学科中做出一些成绩,除了要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之外,还必须要掌握多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著名学者黄永年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就指出:“作者还掌握了多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较多的是比较研究法与考据法,尤其是考据法运用尤为纯熟。”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里,对于典章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老话题”,考据法在其研究中尤为常用。由于有关五代十国时期的典章制度的记述较少,缺略太多,相关史料又散见于各种史书和政书之中,零星而分散,所以作者要想完成这样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研究任务,必须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一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如在兵制研究中,作者分别按五代及十国进行考述,将这一制度的构成、建置以及其发展脉络交代得非常清楚;它如贡举、选官、职官、殿阁、起居等制度中也都有非常精彩的考证内容。至于比较研究法则是在近现代历史学的迅猛发展中涌现出来的众多科学研究方法之一。作者在研究中,充分使用了这一方法。如在辨证五代时期的科刑是否大为加重这个问题时,作者与此前的唐代某些时期和此后的宋代都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五代科刑不但没有明显加重,而且比宋、元、明、清还要相对宽平的结论。这种比较研究加深了读者对五代十国制度上承隋唐、下启两宋,同时又具有自身发展的时代特点的认识与理解。此外,作者还运用了其它多种研究方法,比较突出的有统计(也称量化)研究方法。统计法也是现代历史学研究中广为使用的一种普遍而有效的科学方法,一般是指运用数学的方法,通过数量关系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方法。运用统计法要求对史料的搜集采取尽可能的“竭泽而渔”方式,作者正是本着这样的态度, 对常见常用的隋唐五代文献、出土碑志以及大量的宋人著述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仔细的考订。并在此基础之上,制作出来了14张精审的图表,对一些内容复杂的问题进行了排比统计。这些表格非常便于查阅和借鉴,阅读起来一目了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既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也给读者理解相关的问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体现出一种脚踏实地的优良学风。 总之,这是一部研究五代十国制度史的重要论著,其优点也决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几点,有识之士还可以从中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它代表了目前有关五代十国制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推动五代十国史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繁荣当前的学术文化必将起到极大的作用。 原载：《江汉论坛》2006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