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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国的《化俗从雅文学观的建立——朱自清与西方文艺思想关系研究》运用文本细读与实证分析方法，在中西对话中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朱自清的文艺理论思想，构建了朱自清的“人道主义→唯美主义→语义分析学说”的动态文艺思想体系。这无论对于朱自清的文艺思想研究、朱自清研究，还是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作者的研究方法值得推崇。作者将其研究方法概括为“文本细读”与“实证分析”。“文本细读”是新批评派的批评术语，指批评家将文本封闭悬置，对文本进行多重回溯性的阅读，对文本中重点语词的意义进行挤榨，尽可能把语词的每一点滴意义都挤压出来。[[1]]P.132新批评文本细读的对象只是文学文本，但作者将其推广到“朱自清创作和批评的文本包括他的日记、书信以及前人研究成果”，通过细读，“试图找出朱自清接受借鉴西方的主要材料与主导思考”。[[2]]P.31所谓“实证分析”，是将自己的立论建立在扎实的资料考证的基础之上。清代乾嘉学派把学术纳入考据的轨道，桐城派姚鼐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统一的观点，认为“以考证助文章之境，正在佳处”。[[3]]P2作者把这种扎实的资料考证引入到朱自清研究中来，“对于朱自清接受西方哪些主要思想的影响、如何借鉴这些思想来阐释传统从而推动五四新文学的发展都试图找出历史文本”。[2]P.31而“文本细读”与“实证分析”并不是互不关涉的，而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根据阐释的对象有所偏重，作者将其充分运用到朱自清研究之中。 比如，作者在论述朱自清与外国文艺思想的关系之前，先全面占有了朱自清的研究资料，这是“实证”；尔后，对这些“实证”的“史料”分为“对朱自清文艺思想的局部研究”与“综合研究与专题考察”两个方面，其中“对朱自清思想的局部研究”又从“对朱自清新诗批评的研究”“对朱自清散文理论的研究”“对朱自清人格的探讨”“对朱自清的新文学研究的研究”，后者从综合研究与专题考察两个方面作了分析，这是“文本细读”。经过“实证分析”和“文本细读”后得出结论：“在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论著中，对朱自清文艺思想研究并不是几十年来朱自清研究的中心话题”，即使偶有涉及，“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不能抓住朱自清文艺思想主导特色与核心内容，更没有深入探讨朱自清文艺思想与西方文艺思想的关系。”[2]P.28再如，在论述朱自清文艺借鉴西方文艺思想是立足于现实时，认为朱自清“是勇于行动的，而且是富于成果的”，列举了他翻译印度泰戈尔的诗、挪威毕恩生的小说、法国弗郎士的批评理论等，他引用J.M.Murry的《风格问题》谈诗和散文的区别、新诗散文化的趋势，引用Archibald Macheish了《诗与公众世界》来谈诗与抗战、诗的内容与语言，参考美国勃朗耐尔的书为自己的文集取名为《标准与尺度》，参考美国的朗诵诗写出《美国的朗诵诗》、《论朗诵诗》来论述抗战前后中国的朗诵讲诗，分析美国多罗色·巴克尔夫人如何认真地从小事物里触着了时代的命运等等。再如，在认为朱自清接受佩特唯美主义影响其原因为教育理想的破灭，作者通过仔细考证、阅读朱自清的日记，列举了1924年7月到11月15天的日记中关于借债、寄钱以及对于借钱、负债的感受来例证。对于朱自清接受佩特唯美主义影响，作者通过一系列的作品来进行例证。对于朱自清日常生活中用艺术的眼光看女人，列举了他1924年9月到10月6天的日记，他的《谈美》文本，以及他1924年9月21日、29日、30日的日记。对于朱自清艺术女性化创作的倾向，列举了20年代的创作的《歌声》《匆匆》《毁灭》，尤其是1923年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1924年的《“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堂红”》《绿》，1924年的《白水漈》、1927年的《荷塘月色》等。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当属对于朱自清受瑞恰慈和燕卜荪的影响，作者从他的日记入手，不惜用四页多的篇幅进行了考证与分析了他的阅读或购买书目。作者对朱自清与托尔斯泰、瑞恰慈、燕卜荪文艺思想的异同，都是建立在扎实的文本细读基础之上的。 其次，正是由于建立在扎实的资料考证与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作者第一次勾勒出了朱自清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体系，在朱自清文艺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作为作家与学者的朱自清，学界高度重视，可作为文论家的朱自清，却没有获得足够评价。”[[4]]P.2因为朱自清的文艺思想与批评观散见于多篇论文并通过文学创作实践表现出来，没有资料考证与文本细读的功夫，是无法将其充分挖掘出来并串珠成线、连线成网的。 作者关于朱自清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最大特征在于，不是将其分为静态的三个方面，而是将其划分为动态的三个过程。作者将朱自清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境遇中，放置于中西对话影响的背景中，认为朱自清接受西方理论分为三个阶段、三个方面，最终“建立了一种化俗为雅的文学观”。这种建构与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从1916年到1922年，朱自清接受列夫·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影响的时期，形成了民众文学的观点，认同了俗众，并成为他以后全部文艺思想的低蕴。第二步是从1922年到1928年，朱自清接受了沃尔特·佩特等人的唯美主义思想并进行了改造，提出刹那主义美学思想，试图建立一种新的‘雅’的标准。第三步是从1929年到1948年，朱自清接受了瑞恰慈和燕卜荪的语义分析学说的影响，将它与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相结合，广泛运用于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在语义分析学说的运用中，朱自清也在解决着雅俗如何共赏的具体问题，通过细读，理解语义，化俗从雅，化俗为雅的文学观得以完成。当然，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孤立的，后一阶段的吸收与影响总是建立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分期只是为了更清楚地显示朱自清在何时开始受某种思想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哪个阶段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已。”[2]P.29-30 作者认为，朱自清理论体系建构的三个阶段“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是“一个实践与体验的过程”。朱自清“在对托尔斯泰的平民艺术观或‘大多数人的艺术’观的借鉴过程中”，“主要吸收了其人道主义精神，取得了对俗及民众文学的认同”；“在借鉴佩特唯美主义”并运用创作中，他“主要是努力建立种新的‘雅’的标准”；他“对瑞恰慈和燕卜荪语义分析学说的借鉴”，“主要是倡导种细读精神，在俗众与雅众文学之间搭一座示范性的理解的桥梁，从而使得无论对于民众文学还是高雅文学，都能加以理解”。[2]P.171从接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人生观发展到接受佩特影响形成刹那主义的创作观，再接受燕卜荪影响发展到注重文本分析的文本主义批评观，朱自清“有一个对文本越来越重视的倾向”，并在这三个阶段中逐渐实现了角色转换：最初是一个“具有启蒙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中期是一个“具有唯美倾向的作家”，晚期是一个“孜孜矻矻的学者”。[2]P.30在这三个动态的过程中，“俗”串连朱自清文艺思想的主线。 第三，由于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实证分析”与“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将朱自清的文艺思想置于中西对话的理论体系之中，作者在朱自清文艺思想研究的微观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富有说服力的观点。作者在朱自清文艺思想研究及文学创作研究方面的局部突破，在专著中俯拾皆是。 比如，对于朱自清的创作中女性色彩，有人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解读，如高远东《<荷塘月色>：一个精神分析的文本》、蒋济永的《<背影>里的“背影”解读》、杨朴的《美人幻梦的置换变形——<荷塘月色>的精神分析》，“虽能提供一个鉴赏文本的新角度，但总有理念先行的脆弱”，“没有注意到唯美主义影响下的朱自清的唯美倾向”。而作者从佩特的唯美主义入手，分析了朱自清与唯美主义的关系，并仔细辨析朱自清的唯美主义与佩特唯美主义异与同，尔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朱自清的女性情结和女性崇拜意识形成的更为直接的因素，就是此前影响中国许多作家的以佩特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思潮”。[2]P.113再如，对于朱自清接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影响而形成现代俗立场，作者对朱自清《论雅俗共赏》序中的这一段话作了解读：“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的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立场。”由于作者将朱自清文艺思想置于一个动态“人道主义—唯美主义—语义分析”过程中，就能发现朱自清的“人民”观与民粹主义的细微区别：“这里他所说的‘近于人民’，而非‘人民’。是‘偏重’而不是‘等于’。也就是说，朱自清并没有将人放在最高的唯一位置上。他作为士（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员，有接近人民的愿望，但并不认为能够完全同他们融为一体。所以说在朱自清与民粹分子之间也是要加以仔细辨析的。因为所谓‘民粹’，不是‘我为民粹’，应是‘以民为粹’。而对于民众的同情和迫于时代现实的认同，只能是道主义的种选择与认同。要说他也多少沾了民粹的色彩，我是同意的，若说他是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我是不同意的。”[2]P175 作者构建的朱自清文艺思想理论体系，不仅拓宽了朱自清研究领域，深化了朱自清文艺理论思想，而且对于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史、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对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目前的学术界陷于一个非常荒谬的悖论中：一方面，很多学者对于中国现当文论建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于世界文论中缺乏中国的声音表示了极度的焦虑。他们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文论与批评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甚至连一丁点儿值得怀念的都没有”，“中国现代文论与批评没有什么成就，除了模仿西方话语外，没有自己的话语”[[5]]P.381；目前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6]].P1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论建设却缺乏足够的耐心，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做基础的研究。这些学者“大多不是研究中国现代文论与批评的，结论不是从研究中得到的，而是从感觉中得到的”。其实，中国现当代文论家其实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上个世纪的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钱仲书、李泽厚、刘再复、刘小枫，包括朱自清等等，只是“中国现代文论与批评中所蕴涵的思想富矿，还没有被我们好好地勘探过，更不用说好好地开采并好好地提炼了。”[5]P.381而如果中国现当代的文论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评估，“我们的文学史、批评史，扩而大之，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精神历程，也就得不到批判性描述，而没有这种描述，任何文学史、批评史、精神史的建构都是不完整的。”[[7]]P.3 要建构中国的文学理论，首先要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没有史的清理，何来理论的突破。治史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史，一种是个案研究，夏中义先生“独衷个案”，他认为，“个案研究”是做“通史”的前提与基础，一方面，“缺乏史案研究之沉积的学术史写作是无根的，因浮滑而轻飘，失却史的凝重”，另一方面，“百年文论实是一叠多卷本陈年老账，本由诸多分账合成，故若一笔笔细账不理清，便贸然纵笔春秋，其后果，除了将通史搅成一派混账或让通史濒临空白（所谓‘开天窗’，又曰‘避席畏闻文字狱’）外，第三条路便只能是人云亦云，甚至起了邪念，伸手剽窃了。所以，还不如用平常心做个案，挨个儿理，虽慢，却坚实，较靠得住。”[[8]]P.3我国学术界目前最缺乏的不是批评，正是这种扎扎实实的个案研究，没有个案研究的积累，一切通史都将如夏中义先生所说的因无根而沦肌浮滑、轻飘。而作者关于朱自清文艺理论思想研究就属于个案研究，为现当代文论史的书写又积累了一个个案素材。作者在该专著中充分阐释与肯定了朱自清作为现代文论家的地位，为中国现代文论史“多了一份厚实成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思想资料”。[2]P.2 作为第一部系统构建朱自清文艺思想体系的专著，我认为至少在三个方面还值得注意与重视： 第一，朱自清文艺思想的动态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深化。在作者看来，朱自清的文艺理论体系可以用这个图示来表示：“托尔斯泰：人道主义→佩特：唯美主义→燕卜荪：语义分析学说”。而从“人道主义”到“唯美主义”到“语义分析学说”是一个发展的动态过程，最终是要建立“化俗为雅”的文学观。在这动态的过程中，其“俗”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早期接受托尔斯泰的影响而形成的民众文学人道主义观既是朱自清“建立化俗从雅文学观的第一步”，更是朱自清一生“全部文艺思想的底蕴”；第二步接受佩特唯美主义影响，则试图“建立一种新的‘雅’的标准”，即“新雅”的标准正是要解决俗的问题；而这个新的标准则是：不是“牵就”俗，而是要“提升”俗；第三步接受燕卜荪的影响形成的语义分析学说，则是在实践方面“解决着雅俗如何共赏的具体问题，通过细读，理解语义，化俗从雅，化俗为雅的文学观得以完成”，[2]P.29，即：通过“解雅”，俗的问题就解决了。 对于朱自清文艺理论体系的三个阶段的描述，因为有文本为证，大致思路不会有错；但对于朱自清形成这个理论体系的内在动力分析，我认为作者有“削史适论”之嫌。在作者看来，在“俗”与“雅”之间，朱自清显然是一直执著于“俗”，朱自清一生都在追求这个“俗”的民众文学观，从“人道主义”到“唯美主义”到“语义分析学说”，经过这三个阶段，“化俗为雅”文学观得以建立了；而其中内在的动力就是朱自清早期形成的民众文学的人道主义观。原因真的这么简单吗？我认为，朱自清形成“化俗为雅”文学的观内在动力绝不是这么单线型的发展。朱自清确实一生都没有放弃对“人道主义”、对俗文学观的思考；但同时，朱自清恰恰又没有放弃自己精神知识分子的立场，即“雅”的立场；而“俗”与“雅”的矛盾与张力才是朱自清文艺理论体系的根本动力。朱自清的“托尔斯泰：人道主义→佩特：唯美主义→燕卜荪：语义分析学说”的文艺理论体系正是调和“俗”与“雅”矛盾的产物。作者在论述朱自清第二个阶段接受佩特唯美主义影响时说：“朱自清建立新‘雅’之前，是不排斥从俗文学中吸取营养；朱自清在认同俗时，并不是像别人一样简单地将雅竭力按低，而是企图通过提高俗的鉴赏能力来实现对新‘雅’的理解。”[2P.222这里的“认同俗”“而并不像别人一样简单地将雅竭力按低，而是企图通过提高俗的鉴赏能力来实现对新‘雅’的理解”正是这种矛盾的体现：朱自清一方面没有放弃原先的人道主义的俗文学观的立场；而他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又无法彻底摆脱雅的诱惑。正是在这种矛盾与冲突中，朱自清一方面让自己要“雅”，另一方面又要“解雅从俗”。我们不妨引两段作者也引到的朱自清自己的言论作证： “我为什么必得跟着？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时代的落伍者？我为这件事想过不止一次。我解剖过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命运规定的吧！”[[9]]P.232 “我在Petty Bourgeoisie 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 Bourgeoisie里的。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本来也在Petty Bourgeoisie里的，竟一变到Petty Bourgeoisie去了。但我想这也许是天才，而我不是的；也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罢了。”[9]P.233 作者在建构朱自清文艺思想的理论体系时捕捉到了“俗”并将其作为主线，这不错；但在具体建构时又为其局囿了，只抓住了这一点，好像这三个过程就是围绕着俗在建构，这就使得朱自清文艺理论的解读简单化了。从内在动力来看，朱自清一生一方面一直没有放弃对“俗”的思考，另一方面他的唯美主义、语义分析学说时期恰恰也离俗越走越远，越来越“雅化”了。这是不是说，朱自清“雅化”了，他的文艺思想就保守了、落后了？当然不是！其实，按照朱自清早期思路发展下去，最可能的结果是“普罗文学观”，但“普罗文学观”可能收获了“普罗”，而失去了“文学”，这恰恰是朱志清“雅”的文学观所坚决排斥的。如果能够把朱自清的文艺理论体系建立在其“俗”与“雅”之间的矛盾并如何调和这矛盾，可能更能揭示出朱自清文艺思想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第二，作者缺少中国传统品质对朱自清影响的分析。“对任何外来的新的思想观念的认同，实际上是将其或多或少地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自觉地融合传统文化。”[[10]]P.5同样，朱自清接受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的过程，就是朱自清用自己传统吸收西方文艺思想的过程；由于缺少这种传统文化影响的分析，作者对朱自清为何接受外国文艺思想，以及接受后又如何作出调整的原因解析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作者在论述朱自清接受唯美主义影响时认为，“早期培养全面的人的教育理想虽已破灭，坚强的朱自清却用艺术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再生。”[2]P.97作者在论述朱自清接受燕卜荪思想影响时认为：“国内时局的动荡使朱自清这样知识分子走入书斋研究学术，而身处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具有浓厚西方学术氛围的学术环境和与瑞恰慈、燕卜荪的直接接触，使他很容易受他们学说的影响，在研读他们著作时发现的对相同问题思考与得出的大致相近结论使他既能认同接受他们的学说，又有自己面对当时学术状况独立思考的勇气。这种条件的凑合，使得朱自清尽管感到社会生活的不如意，感到自己理想不能够实现，却极有可能人生中进行更为重要的选择，为学术而活，在学术中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这毕竟比在社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要主动得多、容易得多。”[2]P.142 这里的分析可能没有触及到朱自清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平民教育思想破灭，其出路有多条，至少有：一、投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二、继续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三、放弃而消沉；等等。那朱自清却用“艺术的方式去争取自己再生”，我觉得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情调的影响是个重要原因。朱自清作为士的精英阶层使得他虽然可以同情民众、接受民众，但无法真正进入民众，这使得他不会真正投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而中国传统文化观最重要的就是儒道合流对知识分子性格的雕塑，最典型的就是六朝文人的生活态度，即用艺术的人生来对待生活。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李先国副教授还是注意到了，但可能迫于时间与精力，在该著中未及展开详细论述。据我了解，李先国副教授的课题《绍籍人士对朱自清的人格影响研究》被列为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重点课题，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也反映了他在朱自清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开阔视野。我们期望，作者在这方面能够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把朱自清的文艺思想不仅与绍籍人士即现代作家、文论家群结合起来，更能把朱自清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让朱自清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建立在中西两条腿走路的平衡状态之中。 第三，缺少对于朱自清个性因素的挖掘。夏中义先生治文论史时提出了“文献-发生学”的方法，其根本原因在于纠正“历史决定论”，忽略学者、思想家在学术—思想史中的个性价值。[8]P.5对此，刘辉扬先生阐释道：“任何一个真正的学者，其所以接受另一个学者的影响，都不可能是强制性和被动的，而只能是主动的选择。一个学者只能接受他愿意和能够接受的东西，经验表明，接受的诱因，常常是因为影响者对接受者提供了某种启发或表达：启发是指，影响者使接受者由心存困惑忽觉豁然开朗；表达是指影响者能将接受者难以言说的心中所思，说得明白、痛快。但影响—接受发生的深层原因，却是双方存在着共同的文化价值心理因子，即双方潜在着——影响者对于接受者的合目的性和接受者对于影响者的合对象性——这样的一种双向对应关系，夏中义称之为潜在的‘文化契约’，影响—接受的发生不过是这种潜在的‘文化契约’的兑现，就如同两个半圆合成一个圆球。”[[11]]P.5我觉得，作者在论述朱自清接受西方文艺思想影响时，重视了社会背景、理论形态的影响，而疏忽了朱自清的个性因素。 比如，作者在论述朱自清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影响时说，“在文学批评上，出于对个体风格的尊重，朱自清开始形成一种宽容的批评品格”，并且认为，这种宽容的批评风格“贯穿朱自清日后的文学批评活动”。[2]P.70在论述朱自清接受佩特唯美义影响的原因时说，“朱自清早期在五四时代风潮中通过先锋人物接受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影响而形成的教育理想的破灭，才是一条主要的线索”。[2]P.85包括朱自清整个文艺思想形成的原因，除了外界影响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文论家的个性因素。朱自清可以接受平民教育但不会像陶行知那样投身于实践，能够接受佩特的唯美主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儒道观雕塑的传统文人观，而这也正是朱自清的个性特征。我们妨再引段朱自清写于1923年的长诗《毁灭》来作说明：“摆脱掉纠缠，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里要“摆脱掉的纠缠”正是早期的民众文学观的我，“平平常常的我”是自己的Petty Bourgeoisie阶层的我；“打上深深的脚印”正是要执著于自己的个性。如果能够把朱自清的文艺思想体系的建构置于“历史-社会影响层面”与“个体-性格动力层面”的互动与矛盾状态之中，则更能显现出朱自清文艺思想的个性特色与丰赡性。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弘景大道3601号 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 邮编：211171 电话：13813864076 * 作者简介：莫先武（1975-），男，江苏盱眙人，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教师，文艺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论。 [1]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2] 李先国.化俗从雅文学观的建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3] 姚鼐.惜抱轩先生尺版（卷六）·与陈硕土书[M].参见徐国利.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J].史学史研究.2005（4）； [4] 刘锋杰.序，载李先国.化俗从雅文学观的建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5] 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新版后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季羡林.东方文论选·序[C].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7] 夏中义.新潮学案·前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8] 夏中义.总序.载刘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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