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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关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各种小说史论著自不必说，汗牛充栋的文学史著作也无一例外地把对小说发展脉络的勾勒作为其架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然而，从文体史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小说的演变轨迹，对于中国文学研究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陈美林、冯保善、李忠明三位先生合著的《章回小说史》（1998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无疑做了具有开拓意义且颇具学术价值的探索。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的唯一形式，代表着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实绩。但对这一小说体裁的发生、发展、鼎盛乃至于消歇的历史进行描述勾勒，进而评骘其历史地位与艺术价值，先哲时贤却极少涉足，至今仍为学术荒原。从这个角度来讲，《章回小说史》不失为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 《章回小说史》有诸多新的创获。就笔者粗阅后得到的印象，它至少具有以下特色： 一是开放的学术视域与立体性研究的浑融。本书包括“章回小说界说”、“章回小说溯源”、“元末明初的章回小说”、“明代中晚期的章回小说”、“清代初中期的章回小说”、“清代晚期以来的章回小说”、“章回小说的艺术嬗变”、“章回小说与相关艺术形式”、“章回小说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明清章回小说批评概观”等十章。就整体构架来讲，既有对“章”、“回”内涵的考辨、“章回”源头的追溯、“章回小说”文体意义确立的考索，又有对章回小说形态体制、内容容量、艺术个性的论述；既对章回小说生成嬗变过程“史”的线索作了宏观的描述，也对标志新变的具体作品在章回体小说发展链条上所享地位给予了微观阐发；既论述了白话中短篇小说、戏曲艺术、说唱文学、史传文学、文言小说以及诗词歌赋等对章回小说的哺养涵育，又在与相关艺术形式的对比中揭示出章回小说所独具的文体特质。论述章回小说的历史地位与巨大影响时，将其放在明清文学的整体框架下揭示其主流地位，并从其对域外小说的辐射作用、对明清社会的全景展示以及它对明清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诸方面全方位地进行了阐述；勾勒明清章回小说批评理论时，在浩瀚的资料中抽绎出作家素养论、创作发生论、作品艺术论等主要问题，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梳理。就局部论析而言，探讨章回小说之所以产生于元末明初这一问题时，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章回小说产生的原动力；宋元以来小说观念的发展，为元末明初章回小说的产生作了理论准备；元明之际的社会现实，为章回小说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文体发展、理论批评、现实激发诸方面加以全面论述。而关于第一点，又从各体文学的全面发展繁荣为文备众体的章回小说产生所提供的必要前提，小说发展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唐传奇及宋元话本之后章回小说的出现乃势所必然，词话、戏曲、史传等相关艺术体裁的发展繁荣为章回小说提供了艺术借鉴等多个侧面来全面阐发。总之，《章回小说史》是建构在开放的学术视域与立体性研究相浑融的基础之上的。正基于此，它的结构丝毫不给人以浮泛架空之感，而显得稳实周密，令人信服。这里仅摘录该书对章回小说所下定义以见一斑； 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长篇通俗小说的别称。它以分回标目、分章叙事、情节繁复、内容通俗、语言晓畅、文备众体、模拟说话艺术形式为主要特征。由宋元长篇说话嬗变而来，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与笔记、传奇、白话短篇分途并行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创作业绩，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体。 “史”的线索的融贯与作品个案相互发明的紧密结合，是该书又一突出特色。以往问世的各种小说史、文学史著作在论及中国古典小说时，或以资料的钩稽辑录擅长，或以对具体作品的详赡论述取胜，六大名著往往是论者倾力关注的焦点，对名家名著的论析往往要占去相当大的篇幅，而“史”的勾勒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这种做法固然突出了几部名著在整个小说史、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但从文体史的角度来衡量，则往往使人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这种通病在《章回小说史》中得到了根本的克服。该书对问题的阐述始终贯穿着“史”的脉络，并不去花多少篇幅对名著进行无助于问题解决的无谓阐发，而把功力用在对其小说史意义的揭示上。如第三章第一节对元末明初问世的《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隋唐两朝志传》等作品进行论述时，将其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但用意绝非仅仅在于对其内容本身的肯定，更在于说明章回小说的产生，以其博大的容量、丰富的含蕴、深邃的主题显示出其他文体无法比拟的优势，以及由此而注定的它将在文学史殿堂上要占据的显要地位。又如第四章第二节对处于章回小说转型期的名作《金瓶梅词话》的论述，并没有花费多少笔墨去论述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而是就其表现出的情节构思的创造性，艺术视觉的独特性，审美观念、主观命意以及对社会历史的评价方面所体现的强烈鲜明的个性色彩等标志章回小说新变的问题加以阐述。这种“史”的意识不仅通贯了该书的整体布局，即是在局部对某一问题进行阐述时，也无不显示着这种理论自觉。如第一章对章回小说分回标目问题的考索，从书场的说书讲史分场讲说（唱），谈到宋元讲史讲经话本的分段标目，再到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明确分回标目，回目由单句到偶句的发展过程以及回目本身的日渐完善成熟，理出了一条十分明晰的发展线索。第五章第三节从七个方面论述了章回体制的完善与提高：一是回目艺术性的加强及其作品内容的有机统一，二是回末与回首之间过渡性的加强，三是作者与叙述人开始分离，四是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的弱化，五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由单纯的因果律向多因多果的转化，六是单一性情节主线的改变，七是结构形态的多元化并存。每一问题的论述都是建立在大量作品实例的牢固基础之上，例证与观点互相发明。以“史”来统作品，又以作品来证“史”，二者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对于章回小说发展过程中每一具体问题的深入探求，对研究者来说都是新课题。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学术功底，丰厚的资料基础，而且要求其具有善于发现问题的睿智与较高的理论思辨素养。《章回小说史》在这个方面也显示出自己明显的优势，达到了深邃的思辨与详赡的考论两者兼擅。如第二章第一节“章回小说文体要素的孕育生成”在探讨“回目”问题时，追溯到古书分卷列目标题的惯例，谈到以叙事写人为特征的小说标题以人、事、物为名，与重意境之诗、重简约之文的标题的不同，从而说明章回小说的回目更直接地继承了小说标目命名的传统；再将作为章回小说近亲的宋元讲史平话的回目与宋元笔记小说的标题立目进行对比，以见其相通相近的特征，说明它们的影响乃是双向互及、相互启发的；再论及同为叙事文体的俗文学——杂剧涵括剧情的题目、正名的整饬偶句对章回小说回目的有益启示，以及讲究音韵、对仗的韵文文学对章回回目的积极影响，论述可谓详尽周密，考论堪称详赡完备。再如第七章第三节“艺术体制的发展与完善”对章回小说语言特征的阐述，指出章回小说这一外部特征不仅影响了诗文这种正统文学样式贴近生活、体察人情、叙事性加强等倾向的形成，并引起了文学的审美趣味开始向通俗化倾斜，而且指出这种外部特征带来了全新的艺术革命，即它对文学观念、审美态度、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影响。这些论述发人所未发，透过表象探求本质，充分显示出论者思辨的深邃与视域的宽阔。 当然，由于受《中国小说史丛书》丛书体例的限制，这部作为“史”的专著，在各个阶段对具体作品都没有作全面系统的分析，比如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该书都没有作集中的论述。如果作为单独撰写的专著，相信作者会作这样的安排的。 原载：《南京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