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 李雪涛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 德国汉学的译介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雪涛先生是很突出的一位。李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对德国哲学、中国佛教史都有涉猎,翻译过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和吴黎熙(Helmut Uhlig)的《佛像解说》,并且参与主编《多语对照中国佛教术语词典》和《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学术兴趣可以说相当广泛。李先生的大作《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下文简称《谱系》)出版也快两年了,似未见到比较有分量的评论。《谱系》一书包含五个部分,分别是“汉学史述略”、“汉学与国学之互动”、“德国思想家视阈中的中国”、“著述评述与机构介绍”和“当代德国汉学”,对德国汉学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可是,若有读者想从这本书里求得有关德国汉学史的新知,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那么,在梳理旧闻方面,《谱系》的工作完成得如何呢?不好意思,我只能说,貌似问题不少。 “王静安”还是“王静如”? 《谱系》第二部分“汉学与国学之互动”,收有两篇文章。第一篇是《论民国时期德国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之互动——以20世纪20-40年代初的北平为中心》(第55-100页),其中引用了所谓王国维写的《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 中国学者逐渐开始意识到只有方法论的优势,而没有语文学的精良训练,同样是不行的。王国维在“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中对葛兰言的研究就予以了批评:“顾此失彼之事亦不能避免,故葛氏书中亦颇多误点。惟氏所用法,方在开始,史语方法训练或有未精。然如继起之人,能有沙(畹)、伯(希和)史语方法之深刻,再有葛氏社会学法之通达,则其著作必如葛氏诸书之言理持故左右逢源,且无葛氏之小訾,则混圆如一,自然颠扑不破了。”(第95页) 据同页脚注和书后参考文献(第231页),这篇文章刊登在《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1943年第二卷第八期。王国维死于1927年,他在1943年还在发表文章,难道说是他的遗稿?其实这篇文章不是王国维写的,而是王静如(1903-1990,西夏文专家、史学家)在中法汉学研究所所作讲演。把“王静如”当成“王静安”,未免有些离谱儿。李先生的同事、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不知此误,竟在序言中原封不动地加以引用(第8-9页)。海外汉学研究到这种境界,真是圆融无碍极了。不过说老实话,如果真将王静如这篇文章编进《王国维遗书》里面,倒也不至于辱没了王静安。 “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重镇”? “汉学与国学之互动”所收第二篇文章,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背后——20世纪20年代德国汉学界对中国学者成就的漠视》(第101-108页)。这篇文章讲到林语堂(1895-1976)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跟随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攻读博士学位一事。文中引用台湾《中华民国笔会季刊》(The Chinese Pen Quarterly)1976年春季号刊发的林语堂英文自传《八十自述》(Memoirs of an Octogenarian)的汉译文说: 不久之后,我就因为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的重镇,而被它吸引住了。Siebold的语音学是很杰出的。他曾发明了一套方法,用声调去分析一本古籍。我又读到Passy的语音学,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书。这些都与分别中国古音的“等韵”研究有关。分别古韵对于决定古音是极有价值的。这要根据陈兰甫和黄季刚的根本研究入手。不过清儒王念孙,段玉裁,还有近来瑞典的学者高本汉,都已经有很大的成就。(《八十自述》,《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89页) 莱比锡大学之为“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的重镇”这个说法明显有些矛盾,可惜没能引起李先生的注意。我怀疑汉译本的“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是由于对原文中“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philology)的误读从而导致的误译。最近托台湾大学图书馆林光美馆长帮我请人查阅台大所藏《中华民国笔会季刊》和《八十自叙》(即《八十自述》)英文单行本(Lin Yutang: Memoirs of an Octogenarian,Taipei:Mei Ya[美亚],1975)。林馆长很快转来台大图书馆王禧先生的回信说,未找到《笔会季刊》1976年春季号,但《八十自叙》英文单行本第51页的原文还就真是“比较哲学”(I was soon attracted to Leipzig because of the reputation as the home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the indogermanistic grammar)。这我就糊涂了,“印欧文法”(林语堂按照德国学术界习惯称为the indogermanistic grammar)属于语言学范畴,莱比锡大学也的确是这门学问的重镇,可是为什么会与“比较哲学”扯上了关系呢?这个矛盾实在不容易消解。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如果不是林语堂英文原稿笔误的话,恐怕是出版社在英文排版时误将“comparative philology”排成了字形相近的“comparative philosophy”,汉译者也只好照翻。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的词条? “汉学史述略”部分所收第二篇文章,是《德国汉学的滥觞与酝酿及其在19、20世纪之交的发展》(第32-53页)。其中对汉学家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 1847[亦作1848]-1901)的介绍,不足两百字: 穆麟德21岁时便进入中国海关任职。他后来进入了德国驻华使馆成为翻译生,一度曾担任德国驻天津领事。1883年受李鸿章推荐,穆氏成为朝鲜国王的顾问。其后穆氏遭免职,他回中国后继续在海关任职,后逝于宁波。穆麟德在汉学方面颇有成就,对满族学也有建树,同时也掌握朝鲜、蒙古等文字。重要著作有:《中国人的家法》(Das Chinesische Familienrecht,1895)、《汉籍目录便览》(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1876)、《满文读本》(A Manchu Grammar,1892)。此外他还有一篇用英文写的研究满文文学的论文《满文文学杂论》(Essay on Manchu Literature)。(第45-46页) 这些介绍没有注出来源,但从用词和布局上来看,似是摘编自《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 Mllendorff, Paul Georg von (1848-1901) 穆麟德 默伦多夫,保罗·格奥尔格·冯 德国人。1869年进入中国海关。1874年辞海关职进驻华使馆为翻译学生,后任德国驻天津领事。1883年,李鸿章荐其为朝鲜国王的顾问。穆氏赴朝后,在朝鲜组织海关,自任总税务司,又任朝鲜外衙门协办。策动朝鲜与俄国签订协定,聘用俄国教官训练朝鲜军队。事为李鸿章所知,即令朝鲜取消协定,并免穆职。穆返华后又回海关,在造册处任代理税务司和帮办。1901年死于宁波税务司任上。穆氏在汉学方面有相当成就,懂朝鲜及满蒙文字,著有《中国人的家法》(Das Chinesische Familienrecht)(1895)、《汉籍目录便览》(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1876)及《满文读本》(A Manchu Grammar)(1892)等书。《中国人的家法》有两个英译本,分别出版于1896和1925年,书名均为《The Family Law of the Chinese》。穆氏的藏书后来由其妻捐赠北京图书馆,编有《穆氏藏书目录》(Catalogue of P.G. von Mllendorff's Library)(1905)。(第335-336页) 另外,同文关于花之安(Ernst Faber)和艾德(Ersnt Johann Eitel)的介绍(第44-45页),一样没有注出来源,部分内容似也与《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相应词条有关(第124-125、131-132页)。《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编译,虽然它就像近代史所的各种新旧出版物一样错误百出,但引用一下又有何妨。 对于我们北京人来说,穆麟德不是一个距离遥远的人物。在他去世后,其藏书并非如《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所说“由其妻捐赠北京图书馆”,而是被朱启钤(1872-1964,藏书家、古建筑学家,曾创立营造学社)等人买下,后来捐赠给北平图书馆(刘尚恒:《朱氏存素堂藏书、著书和校印书》,《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5年第一期,第27-31页),现在保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穆麟德文库”。《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1年11月第二卷第三期“本社纪事”栏,刊有《德人穆麟德氏遗书之整理》一文,颇可参考: 民国三年,朱先生曾购德人穆麟德氏遗书二十二箱,约计数百余种。当时因无适当之图书馆,可以公开研究,遂暂寄古物陈列所。上年十月,经北平图书馆员之协助,在所开箱检查,移存北平图书馆暂庋,并经图书馆长袁守和先生,调查穆氏尚有未亡人,曾经通讯往复,寄来所撰穆氏传记及其书目,现正在查对中。穆氏曾充李文忠公文案,天津德国领事,浙海关税务司,生平于东方语文,最有研究,故所藏书籍,亦以此类为多。此项书籍细目,现在整理中。 听说国图已经派人整理研究“穆麟德文库”。考虑到天时地利的因素,在国内从事德国汉学史研究,实应从这里取得突破。当然,这项研究难度极大,因水平不够、方法不善、态度不当从而酿成学术研究悲剧的可能性还是大面积存在的。 今天中国学术界对德国汉学的译介,一直都有“照单全收”的倾向,缺乏选择和重点。《谱系》也有这个问题。德国汉学家有很多,哪些人的作品具有真实而永久的价值,哪些人的治学经历有可供后人模仿和借鉴的地方,这些都是需要事先考虑到的。季羡林在1947年(那个时候他既不是“季老”也不是“老季”)写过一篇《近十年来德国学者研究汉学的成绩》,其中评论福克斯(Walter Fuchs,1902-1979)的部分,对我们树立评估德国汉学家的标准也许会有一定启发和帮助: 福克斯的研究范围非常广。他的取材都是有原始性的。在许多方面他都能开一条新路。他的每篇文章都几乎能把握住一个新的问题。他所提出的问题有很多都是前人没有注意到的。关于明清两朝的地图,他写过几篇很精辟的文章。他又精通满文,写过几篇讨论满洲语文的论文。对于尼布楚条约,他也有过独到的研究。慧超旅行中亚印度的记述,他加了注释译成德文。他几年前出版的康熙时代天主教士的地图也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季羡林文集》,第六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初版,第24-25页) 正如季羡林所说,衡量一个德国汉学家的水平,一是看他的取材是否具有原始性,二是看他能否提出前人没有注意到的新问题并加以解决。具备这两项条件的德国汉学家,似应享有被中国学者翻译介绍的优先权。 据李先生说,福克斯的藏书在他离开中国后被北京大学图书馆接收,现已重新编目(《谱系》,第86页,脚注104)。我曾在中国书店买到北大图书馆剔除的一些东方学期刊,其中就有福克斯论文抽印本,上面写满了他的亲笔批注(网友八百民先生帮忙确定),还钤有他的“雨读斋”藏书印(网友tantan先生帮忙查到),属于德国汉学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要想获得有关德国汉学史的新知,非得从这样原始性的文件中取材,并据以提出新问题再尝试加以解决不可。我最想看到一部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德国汉学史研究专著。 原载:《东方早报》2010年6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