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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散文流派的繁荣时期，不同流派之间的更迭替代构成了散文发展的主要风景。对这些流派进行细致梳理，不仅是研究明清文学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必要工作。虽然目前分别研究明清时期一些主要散文流派的著作不少，但是，总体研究和综合考察明清散文流派的专论却尚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汉大学熊礼汇教授积多年研究之功而完成的《明清散文流派论》，无疑是具有开拓性的。尤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熊礼汇先生此书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学历史渊源来分析作家、作品，显示了一种阔大的历史视角和开放的学术胸襟：既从时代背景、心态旨趣、学术思想等角度切入，对各个流派自身进行细致的综合考察，又能高屋建瓴，将明清散文流派放置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宏观场景下，深入探讨明清散文对前代散文传统的承袭或反拨；既注重各个流派自身的艺术风貌和发展演变，又着力探讨不同流派的承启、因革和消长过程，从而勾勒出了明清散文流派之总体格局与文脉线索，同时又更兼内容丰赡，论证透辟，话语流畅，时露机锋，读来令人收益良多。具体说来，尤以以下三点，最具特色： 一、积淀深厚 资料翔实 熊礼汇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散文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已开始解读唐宋古文的艺术世界，所编《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曾获金钥匙奖。后又溯源而上，精研先唐散文历十余寒暑，出版了大量的散文选本及《先唐散文艺术论》等研究专著，获得学界好评。该书写作过程虽为时四年，然而灌注其中的乃是熊礼汇先生数十年勤勉研究的深厚功力。在数十年的研究之中，熊礼汇先生广泛涉猎文献资料，精研各家散文作品，细大不捐，反复揣摩，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也熔铸了妥当适宜的研究理论。这些至关重要的前期工作，无疑大大加重了本书的学术分量，使本书不失为一部厚积薄发的研究力作。 在尽力网络了明清史料、文集、诗集、传记、笔记、题跋以及他人论述的基础之上，本书又进一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虽旁搜远绍而脉络清楚，既条分缕析又融会贯通，故能钩玄提要，言之凿凿。熊礼汇先生在《后记》中谈到：“由于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能做到说话有根据，既不盲从旧说，也不轻易接纳新论，虽不敢说尽言人所未能言，总有些自得之见。”在学术风气不免浮躁空疏的今天，熊礼汇先生始终秉持事实求是的著述原则，重视材料的建设与分析，强调结论的可信与合理，充分展示了老一辈学人严谨扎实的学风。正因为作者积淀深厚，对明清散文之精粗优劣和流派之替代升降颇有会心，加之资料翔实，依据充足，且论证之间别具手眼，左右逢源，方能作出具有客观性、科学性与独创性的研究。 二、总体把握 综合考察 《明清散文流派论》一书主要按时间顺序，对明清时期重要的散文流派，即台阁派、秦汉派、独立派、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阳湖派和湘乡派等，进行了细致的理性剖析和精当的客观评说。在全书的总体布局上，始以古代散文流派发展的历史溯源，终于明清散文流派更迭的价值总结，其中对每一派的论述则独立成篇，自成一格，然又互相呼应，前后连接。如此纵向与横向的交错勾联，虽未名之曰“史”，却显示出了史家的眼光与功力。 简而言之，本书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探寻明清散文流派形成、嬗变的特点及其存在的意义。一是审视整个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态势。本书将每一流派的研究都放置在历史与传统的大背景当中，仔细描画流派所处时代、地域的政治、文化特点和作为流派主体——作家群的政治、文化、生活境域，认真探究流派活动期间整个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和流派产生前后文学变化的特点，从而对每一流派在文学发展史，特别是在散文发展史上给予精确定位。二是考察思想演变轨迹，寻绎散文流派形成的文化动因。本书敏锐地意识到文学流派的形成多肇始于新思潮的涌动，一种新思想为散文家所掌握，往往会对散文家的文学主张、思维模式、审美观念、艺术趣味、风格取向以至创作方法产生重大影响。在挖掘各散文流派之思想底蕴的同时，既注意到流派当中多种观点并存以及交相融合的现实，又能准确洞察占主导地位的核心思想，执一而驭繁，将广泛包容与深度提炼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三是从散文发展的实际出发，探寻散文流派的文学成因。本书采用宏大叙事的史笔，是为了展现逻辑严密的文论。同样，环境与思想的梳理，则立足于文学艺术本身，旨在揭示研究对象作为流派的总体特点和作为散文流派的文学特性。散文流派本是散文发展渐进所致或突变所生，它往往与一个时期散文发展所出现的问题(或特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不仅对流派孳萌期散文发展的特点与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客观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推演出散文流派的文学成因，辩明了散文流派带动散文发展变化的逻辑起点，进而对各个流派在散文史上的不同意义作出恰当的评判。 不难想见，面对纷繁复杂的流派更迭，上述三大切入点的实际操作远比理论概括要困难得多，而熊礼汇先生则凭借多年研究散文的深厚功力，将之运用得有条不紊。在考察流派成员的文论观点、创作特色时，既注意其整体格局的基本走向，又捕捉到其阶段性特点的承袭与差异。而对流派总体特色的把握，则更是既注意到众多成员观念、风格的一致性，也兼顾彼此间的同中之异；既展现作为流派的相对稳定性，又表露其运动过程中的变异性。 三、独出机杼 颇有见地 丰富扎实的研究资料和卓尔不群的研究视角，必然孕育出合理可信的研究结论。综观全书，不乏独出机杼的旨论，尤其是针对明清散文研究当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习惯看法和偏颇观点，提出了不少精审之见。限于篇幅，略撷一二。例如，“前七子反对台阁体”是明代文学中的一般看法，而本书则通过对相关文集、史料的细心钩稽，明确指出：李梦阳等人所去之“流靡”、“今习”、“一时为文之弊”乃是指李东阳代表的台阁文风之弊。虽然台阁文风之弊与三杨台阁体有割不断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东阳文风乃是三杨台阁文风在弘、正年间的再现，但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认为以“前七子”为代表的秦汉派反对的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是不尽符合事实的。再如，学界对唐宋派的整体评价历来不高，本书则充分联系古代散文艺术发展的总体趋向和明代中后期的思想文化特点，从散文流派角度对唐宋派作出了新的评价。尤其是深入探讨唐宋派推行的散文改革，继承和发扬了唐宋古文运动精神，接受了阳明心学和市民意识所具有的新人文精神，在如何肃清台阁体末流之弊的影响以建立新文风两方面，实现了对秦汉派的双重超越。“唐宋派敢于倡导唐宋散文，尤其是敢于提倡与台阁体渊源关系很深的欧、曾文风，表明其胆识不凡。他们能把欧阳修文风和学欧不济的弊病区别开来，既是出于深明台阁体末流症结之所在，也是因为有一正确的散文艺术发展史观。……他们主张学欧、学曾，实是通过学欧、学曾以继承先秦两汉以迄唐宋的整个散文艺术传统。”此外，还就唐宋派和理学的关系，唐宋派与八股文的关系以及唐宋派要不要“审美规范”等古今学者常谈的问题，提出了与时论不同的看法。 在以往的明代散文流派研究当中，陈白沙和王阳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书的第四章“独立派”则专门对陈白沙和王阳明进行了细致精到的分析阐述，对此二人在明代散文中的应有地位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对于陈白沙，本书主要探讨了他的山林散文具有超卓不凡的识见美，激扬自我的健逸美，“自然”、“自得”、“不待安排”的文境美和朴素、简易的语词美。同时指出其艺术美的形成与其特有的文论观和审美取向有关。而其文论观和审美取向的理论基石则是陈白沙“以自然为宗而要归于自得”的心性之学。对于王阳明这位和明代中后期散文流派的发展牵连甚大的关键人物，本书不仅论述了其心学理论在促成散文家思想解放、厌常求新，以致形成新的思维方式、艺术旨趣和理论主张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更立足文学艺术的角度，准确捕捉了其散文主张、艺术风格和语言特色对散文流派形成、演变之影响。“阳明散文创作，对唐宋散文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有选择的，着意突出和强化的是唐宋散文中业已存在的表现自我的主体精神，自然、平和的风格与明畅、浅易的语言特色。”“阳明散文创作本身就是在提倡一种文风，在提倡一种与复古派粗豪、亢硬、戟口聱牙风格迥然不同，而能顺应古代散文艺术发展趋向的文风。受这种文风的影响，王慎中、唐顺之很快便背弃秦汉派而另立唐宋派，以后又相继涌现公安派、竟陵派，出现了受公安、竟陵影响的晚明小品文创作群体。”“可以说，阳明的散文创作同其心学理论、散文主张，对明代中后期散文发展的影响，是同步进行的。它们三位一体，不但有意无意地遏止秦汉派文风的流行，还对应时而起的散文流派及其演变，起了催生、导向和示范的作用。”如此客观圆融之论，既肯定了阳明散文的新创之处，准确勾画出了阳明散文在明代散文中的坐标性位置，又结合中国古代散文的整体走向为其找到了恰当的文学渊源和历史依托，充分体现了全书一以贯之的历史视角和深邃眼光。显然，正是由于历史视角的伸展，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充分注意散文的时代定位和作家的心态旨趣，紧紧抓住各种散文流派在对待古代散文传统，对待理学教义或心学哲思，以及前一流派的理论与创作等方面的不同态度，比照前后，兼顾纵横，方能切中肯綮，把握问题的结症，得出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拓宽了研究领域，并给人以深刻启迪。 总之，熊礼汇先生的这部《明清散文流派论》，站在历史的高度，系统探讨了明清散文流派的发展过程和演变规律，揭示出明清散文流派的理论特色和艺术风格，为我们进一步把握“流派”这一重要的文学范畴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魅力，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秋之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