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文超(1955—2004)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就。1993年和1998年，程文超教授先后出版《意义的诱惑：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和《1903：前夜的涌动》两部著作，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八卷本《程文超文存》，集中展示了他的学术道路与治学追求。 一 20世纪80年代，程文超对西方理论方法充满热情，写下了一系列新锐文字，如《系统方法、文学观念及其他》(1984)、《荒诞感：需面对的现象与内在的动力》(1987)等。1987年，程文超考入北大师从谢冕先生，1990年又赴加州伯克利大学留学两年，其间得到白之(cyril Birch)教授指导。在博士求学期间(1987—1993)，程文超广泛接触西方前沿的哲学与文学思想。尼采、福柯、拉康、海德格尔、杰姆逊等人的反现代性观念与孔孟老庄的东方哲学之间的碰撞，极大地改变了程文超的知识结构与治学视野，使他快速步入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他的博士论文《意义的诱惑》最早体现了这一学术变化。 陈晓明认为，《意义的诱惑》对新时期文学批评史的梳理“是一种典型的后结构主义式的历史叙述”。这表现在他放弃了有关客观真理的寻求，而将批评“文本化”。程文超认为，“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都是一个关于意义的故事，或追寻、或消解，意义，总是作为缺席的在场被谈论”，“无论批评家打何种旗号、作何种宣言，批评实际上都在某种程度上透过文学文本，读解人生，世界这个大文本，从事关于人生、世界意义问题的探寻”。因此，程文超将“文革”后批评话语分为三种：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他从问题处境、应对策略和话语方式等方面，对三种话语予以了深入讨论。程文超从本土历史／文化的复杂性出发，赞扬包含人的尊严、人格、人的自我意识、人的主体意识等论题在内的人道主义批评“脚踏自己的坚实大地”，但同时亦敏锐地察觉到“批评家在论述主体的自由的、无束缚的创造时，却给主体加进了一系列规定”，譬如，绕开康德的“意志自律”，而把儒家忧乐天下的人格风范纳入“主体性”建构中，合自律、他律于一体。对现代主义批评，程文超注意到了它所置身的“需要修补的世界”。与人道主义“虚妄“的乐观不同，现代主义批评开始谈论孤独、苦闷、畏惧、虚无、荒诞与无意义。不过程文超发现，现代主义批评并未由此与理性决绝，它们“并不把焦灼、迷惘、恐惧、绝望、分裂等情感作为人的‘本真情感’，而只是把它们作为一定社会、时代的产物”，由此孕生了。中国的现代主义的悲剧精神”，“既然荒诞既不是人生又不是世界的‘本真’面目”，那么个人就应“勇敢地承担当下的困境，追求人与世界的新境界”，其间“蕴藏着力与火”。对于“在追寻中躲避‘无法修补的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批评，程文超亦准确勾勒了其特征，“游戏，不仅成为批评家在文本中的把握对象，更成为批评家的策略。批评家把对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的批评作为一种游戏，与作家、与社会玩的智力游戏”，但他亦洞察到中西后现代主义批评之间的“有意味的差异”。中国批评家由于将“人”的“死亡”归之于人被世界的粉碎，而非西方批评所谈的人的自我粉碎，故与西方彻底放逐人道主义不同，“中国人却只把人道主义人其荣耀的宝座上拉下来，臭其名声，而并不将它送入监牢”。最后，程文超认为，三种批评话语实存在“共谋”，因为严肃的中国批评家“无法摆脱中国当下的语境”。 《意义的诱惑》赢得学界好评。黄曼君肯定该书“将历史的进程与逻辑的进程，文学批评与文化解读，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起来，将生动的叙述与理论的阐发结合起来”，是“一部角度新颖，别开生面的新时期文学批评史”。陈骁明认为它是“关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最优秀的著作”。此书还显示了程文超的治学追求。他曾评说谢冕先生云，“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很重要的方面就表现在它的思想性上。不为推动当代文学的变革和发展，你研究的目的何在?在‘思想’与‘学术’的关系上，谢冕不是为学术而思想，而是为思想而学术”，“他心中有个绝大的命题：中国的命运”。。此亦程文超的学术自白。他不能忘怀于身边的那些“现代”的乃至“前现代”的现实，故而他熟悉西方前沿理论，却无意自炫，而是竭力将之化入有关“中国问题”的思考。 二 1993年，程文超进入中山大学任教，学术思考亦开始转向“现代性”概念及其文学史谱系。《1903：前夜的涌动》(1998，获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和《醒来以后的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2002)较系统建立了一种现代性阐释体系。 《1903：前夜的涌动》重返世纪初年，观察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及其处境：对现代性的追求、与现代性的对话、对现代性的反抗。程文超研究了梁启超、章太炎、苏曼殊、王国维、谴责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其中，对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分析尤见深度。梁在思想史上一度“落伍”，但程文超认为这是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题时的思维方式都远远超越了他的否定者”。重返1903年的思想现场，程文超揭示了梁的“问题性”，“二十世纪初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格局：中国等落后国家要变革、要图强，要学习西方国家，追求西方之路。而西方却已经充分暴露其弊端。一股反叛的思潮已经在西方思想文化界兴起。一个要追求、一个要反叛”，“在这两股力、两个潮之间，站立着中国的变革者、中国的思想家”。梁启超显然亲睹了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因此对新一代(“五四”)的现代性梦想多有忧疑。对“现代性”的逃离者王国维，程文超也拨开了有关“封建遗老”和“启蒙先驱”的误读，从而断定王“是世纪初的非理性的、人本话语的言说者之一，是不自觉的现代性的反抗者”。 此外，程文超还在梁启超的“私人”、“个人”概念中发现了“群”的前提。这一思考随后发展为《醒来以后的梦》中“二位一体”的现代性阐释体系，中国人“在寻求救国的道路中，国人也从‘器’的层面逐渐深入到了文化，看到了启蒙理性。民族主义与启蒙理性是二位一体的。前者是总主题，后者是到达的路径。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二者统一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启蒙理性这个二位一体的运作就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现代性的足迹”(有时，程文超亦将启蒙理性表述为“个人主义”)。《醒来以后的梦》依次清理了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变及其内部对话：从晚清。开民智”中发现了“醒来的现代性”，从“五四”后“阶级”、“国防”、“工农兵”话语的更替中看到了“总主题”的驱动。尤为重要的是程文超提出了阶级叙事中的“我们工程”“。 “二位一体”的阐释体系在学界有关个人主义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分歧性解释中，显得更具现实品格。由此出发，程文超还提出了“两个西方”的理论。他认为，现代性言说之所以在20世纪中国激起诸多文学、文化论争，是出于不同的“西方”视野的结果，“在文化层面，西方，是一个 有张力的对象。我们至少面对着‘两个西方’：一个，是体制内的政治经济运作与支撑这一运作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念；一个，是对体制内的反思、反抗与反叛”。他认为，所谓“落伍”的梁启超、学衡派，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也不反对革新中国文化，关键是：向哪一个“西方”学习?用什么来革新中国文化?由此，程文超肯定了他们异样思考的价值，“我们是应该‘洞悉世界趋势’，是应该了解两个西方一。
三 进入新世纪，程文超的学术追求发生调整。若说他90年代的研究工作仍有较强西方痕迹的话，那么此时他则更生出创造本土理论的愿望。他表示：“我们的全部工作如果只是在前人走过的一段路上增添几个新的脚印，即使那脚印再辉煌，也于正往前走着的生活和艺术无大裨益。我不知能不能走出个‘自己’来，只是认真地走着，认真得拘泥。”当代叙事学由此进入他的视野。 实则《醒来以后的梦》已开始清理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叙事的关联。但作为专门分析，《中国当代小说叙事演变史》更见程文超的学术“野心”。他从叙事张力(tension)人手，重审了当代小说在革命叙事、精英叙事与个人叙事之间的流变。不过，程文超不满于仅“将文本看作一个不受外部规律制约的自足的实体，排斥社会历史以及作者意图对作品的干预”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而希望“关注‘作者讲故事的年代’，关注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对一部作品的影响”，认为叙事“不仅是艺术形式，而且是对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人生的认识方式和‘解释模式”。程文超的叙事学思考因此走向了较现代性概念更为宽阔的整体性思考。 《欲望的重新叙述》没有局限于中西文化分野，别辟蹊径地提出了关于“文化”的解释。程文超认为文化是调制欲望的智慧，“面对欲望这个怪物，文化的要义就是要叙述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欲望如何获得满足的故事。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满足’，而在于‘如何’。在对‘如何’的叙述过程中，文化创造一套价值、一种意义。这套价值、意义要解决这样一个难题：既要调动人的欲望，使人与社会具有活力，又要最大限度地防止欲望的破坏力；它要让人与社会在保持活力的状态下，使人的心灵有一个高境界的栖息地，使社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这种“文化。概念不难从葛兰西、阿尔都塞那里找到一些“踪迹”，但更主要是程文超“作为当代知识分子”思考的结果。那么，文化“如何讲述”欲望的故事呢?程文超阐明了其策略与机制。他认为，文化叙述欲望的策略在于“话语转移”，“就是通过话语的叙述，用一套价值与意义引导人们，使其对欲望注意的重心发生转移，或者说，使其转移欲望发展的方向，使人、人群走向心灵具有家园、社会具有秩序的轨道”。而这一策略的实现途径，在于两个“有意味的机制”，一是抑制／激活机制，即欲望叙述一方面通过话语策略抑制人的某些欲望，另一方面还“必须同时激活人的某些欲望”…，另一机制是“揭示痛苦／许诺幸福”，即向个体揭示现实的痛苦，并许诺以未来的幸福。程文超据此创造性地重释了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他认为，苏格拉底把人的欲望转移到“美德”，康德把欲望转移到“理性”，而中国的古典文化，尤见智慧。儒家“通过其‘君子之道’，激活了人们的‘君子’之欲。它引导人们人世，引导人们成为‘劳心者’，调动了人们的功名利禄之心。同时，它又能抑制‘小人’之欲，让人们在对‘仁’追求中施展才华”。道家则在身体欲望之外展示了“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精神自由的诱惑。甚至“禁欲”的佛家“用以禁欲的，仍然是人的欲望”。由此，程文超从“五四”文学对西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双重汲取，到80年代文学对儒／道(禅)的欲望叙述系统的重建，清晰地重读了20世纪中国的欲望“故事”。 陈思和认为，程文超治学之旨在于“通过学术将生命的能量释放出来，达到兼济天下的理想境界”，可谓知人之言。程文超对当代批评史的梳理，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二位一体”结构的言说，对欲望叙事学的创造性构想，与当前学界有关本土叙事学、“中国经验”的讨论业已形成互动。《程文超文存》，或许是我们所能尽到的对这位优秀学人的告慰。 原载：《文学评论》2010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