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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产生、发展的漫长进程中，曾经出现过两个辉煌灿烂的历史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还有一个是明清之际。前者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伴随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思想文化领域内诸子各家学说蜂出并起。它们各执一端，各造其极，既相互辨难，又互为发明，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成为后世学术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而明清之际，同样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急遽变动的历史时期，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斗争中，在严酷的血与火的洗礼中，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挽救社会危机为目的，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勃然兴起。众多的思想家学者站在瞬息变化的社会潮流的前面，深刻地观察现实，批判地总结过去，抒发新颖的思想观点，提出不同的学术主张，设计各种各样的救世方案，整个学术思想界风起云涌，异彩纷呈，一派繁荣热烈的景象，堪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之际各种思想主张共同汇成的实学思潮交响乐中，先秦诸子学的复兴，构成了其中一个跃动的独特音符。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崛起，曾经完美地绽放出足以令后人赞叹神往的中国远古文明的初曙；那么，明清之际诸子学的复兴，则堪为传统文化高度熟落时期迸发而出的灿烂霞光。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史上，它们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或许历史确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汉代以后，随着儒家学说的独尊，诸子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儒学或经学的附庸，甚至被视之为“异端”；而清初以来，伴随学术潮流向经学的回归，一度复兴的诸子学，也被淹没在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考据学洪流中。虽然如此，但追本溯源，先秦诸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仍然是任何学说和学派都无法掩盖，也无法取代的；先秦诸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也同样是源远流长，至深至巨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诸子学说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日渐凸显，对诸子各家的研究也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继明清之际诸子学初步复兴，学者提出“经子平列”的主张之后，清代中叶，适应考据学发展的需要，学者广泛运用子书来考证经书乃至史书，与此同时，还对子书本身做了大量训诂、校勘、辨伪、辑佚、考证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对诸子学说展开专门的研究，或阐发其义理，或重评其价值。正是在乾嘉学者的努力下，不仅子书成为考经证史的重要依据，而且子学本身也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近代以降，经历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先秦诸子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学者或深入钻研各部子书，或直接提倡“通子致用”，或反复论证“西学源于诸子”，甚而大胆藉用诸于学说阐发变革图强的政治主张。可以说，在中外社会环境和古今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中，在新学、旧学、中学、西学彼此之间的论争碰撞和交汇融合中，先秦诸子的多元价值和现代意义日益彰显。所有这些，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评诸子，批判传统，以及其后诸子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20世纪以来迄今，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成为举瞩目的专门学问，研究者众多，学术成果丰硕。比较而言，直接和间接引发这一研究热潮的清代诸子学仍“养在深闺人未识”，尚未引起学者的注意，更谈不上发掘和研究。实际上，清代诸子学的复兴和发展，不仅于今天的诸子学研究有本筚蓝缕之功，而且其本身也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换言之，清代的诸子学，无论是其兴起和发展，抑或是其成就和贡献，都是有清一代学术文化领域的重要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特别是清代学者对子书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和考证，使长期以来散失亡佚、残缺脱误，乃至难以卒读的先秦子书得到了空前的发掘整理和系统的疏通证明，直接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郭沫若有言：“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读随园诗话札记》)同样，有关先秦诸子的研究，如果忽略清人的成就，忽视清代的诸子学，也是十分遗憾的。就此而言，探讨清代的诸子学，不仅有助于拓展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研究的领域，而且有利于开展对先秦诸子本身的深入研究。可喜的是，近年来，清代诸子学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首先是近代诸子学受到关注，出现专门的研究论著。继而是对清代中叶、明清之际，乃至整个清代诸子学研究的开展。刘仲华的《清代诸子学研究》，就是在这一领域的有益尝试。 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代诸子学的专著，本书十分注重从宏观上把握有清一代诸子学的发展脉络和总体面貌，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明清之际、清代中叶以及晚清时期诸子学产生、发展、变化的不同情形，揭示出其在各个阶段的成就与特色。特别是对此前学术界多所忽略的清代中叶的诸子学，从考证方法、典籍整理、义理阐释，乃至学术重建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以乾嘉学者“以子证经”、“以子证史”的考证方法为例。本来，治学兼及诸子百家，并非清代学者所独具，历代通儒大家率皆如此；并且，利用先秦诸子考证经史的作法，也并非肇始于清代考据学。但是，正如考据非清代所独有，但考据成为一门学问，形成一个学派，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却非清代莫属。同样，以子证经、证史在清代考据学形成以前，并未成为一种系统的考证方法，而且运用也不广泛。清代则不同，在明末清初以来学术自身内在矛盾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在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伴随学术潮流向传统经学的回归，“推本原始”也成为学者的普遍追求。出于考证六经以及古史的需要，先秦诸子以其时代与六经、上古同时或相近而独具其价值，并由此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从清初至清末，学者在考经证史之时，大多十分认可并主张利用先秦诸子的材料。特别是乾嘉时期的学者，诸如汪中、焦循、王念孙、王引之、毕沅、孙星衍、阮元等人，都极为重视先秦子书，并广泛利用其中的材料考证经史，阐发义理，甚至训诂字书，解释虚词，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其流风所及，一直延续至近代，并影响到俞、孙诒让、王先谦诸大家，以至清末学者在总结一代学术成就及其研究方法之时，明确提炼出“以子证经”、“以子证史”的考证方法，并将其视之为乾嘉考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此类，作者的这些分析和结论，大多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考察的基础之上，既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又颇有发明，颇具新意。 《清代诸子学研究》一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再加修改补充完善而成的。作为导师，亲眼目睹清代学术文化领域新的研究成果的问世，亲身感受到清史学界新的有生力量的成长，内心的欣慰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我由衷地祝愿刘仲华同志继续努力，再创佳绩，为进一步推进清史特别是清代学术文化史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通讯地址：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