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产生、发展的漫长进程中,曾经出现过两个辉煌灿烂的历史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还有一个是明清之际。前者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伴随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思想文化领域内诸子各家学说蜂出并起。它们各执一端,各造其极,既相互辨难,又互为发明,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成为后世学术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而明清之际,同样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急遽变动的历史时期,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斗争中,在严酷的血与火的洗礼中,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挽救社会危机为目的,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勃然兴起。众多的思想家学者站在瞬息变化的社会潮流的前面,深刻地观察现实,批判地总结过去,抒发新颖的思想观点,提出不同的学术主张,设计各种各样的救世方案,整个学术思想界风起云涌,异彩纷呈,一派繁荣热烈的景象,堪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之际各种思想主张共同汇成的实学思潮交响乐中,先秦诸子学的复兴,构成了其中一个跃动的独特音符。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崛起,曾经完美地绽放出足以令后人赞叹神往的中国远古文明的初曙;那么,明清之际诸子学的复兴,则堪为传统文化高度熟落时期迸发而出的灿烂霞光。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史上,它们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或许历史确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汉代以后,随着儒家学说的独尊,诸子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儒学或经学的附庸,甚至被视之为“异端”;而清初以来,伴随学术潮流向经学的回归,一度复兴的诸子学,也被淹没在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考据学洪流中。虽然如此,但追本溯源,先秦诸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仍然是任何学说和学派都无法掩盖,也无法取代的;先秦诸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也同样是源远流长,至深至巨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诸子学说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日渐凸显,对诸子各家的研究也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继明清之际诸子学初步复兴,学者提出“经子平列”的主张之后,清代中叶,适应考据学发展的需要,学者广泛运用子书来考证经书乃至史书,与此同时,还对子书本身做了大量训诂、校勘、辨伪、辑佚、考证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对诸子学说展开专门的研究,或阐发其义理,或重评其价值。正是在乾嘉学者的努力下,不仅子书成为考经证史的重要依据,而且子学本身也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近代以降,经历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先秦诸子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学者或深入钻研各部子书,或直接提倡“通子致用”,或反复论证“西学源于诸子”,甚而大胆藉用诸于学说阐发变革图强的政治主张。可以说,在中外社会环境和古今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中,在新学、旧学、中学、西学彼此之间的论争碰撞和交汇融合中,先秦诸子的多元价值和现代意义日益彰显。所有这些,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评诸子,批判传统,以及其后诸子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20世纪以来迄今,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成为举瞩目的专门学问,研究者众多,学术成果丰硕。比较而言,直接和间接引发这一研究热潮的清代诸子学仍“养在深闺人未识”,尚未引起学者的注意,更谈不上发掘和研究。实际上,清代诸子学的复兴和发展,不仅于今天的诸子学研究有本筚蓝缕之功,而且其本身也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换言之,清代的诸子学,无论是其兴起和发展,抑或是其成就和贡献,都是有清一代学术文化领域的重要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特别是清代学者对子书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和考证,使长期以来散失亡佚、残缺脱误,乃至难以卒读的先秦子书得到了空前的发掘整理和系统的疏通证明,直接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郭沫若有言:“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读随园诗话札记》)同样,有关先秦诸子的研究,如果忽略清人的成就,忽视清代的诸子学,也是十分遗憾的。就此而言,探讨清代的诸子学,不仅有助于拓展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研究的领域,而且有利于开展对先秦诸子本身的深入研究。可喜的是,近年来,清代诸子学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首先是近代诸子学受到关注,出现专门的研究论著。继而是对清代中叶、明清之际,乃至整个清代诸子学研究的开展。刘仲华的《清代诸子学研究》,就是在这一领域的有益尝试。 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代诸子学的专著,本书十分注重从宏观上把握有清一代诸子学的发展脉络和总体面貌,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明清之际、清代中叶以及晚清时期诸子学产生、发展、变化的不同情形,揭示出其在各个阶段的成就与特色。特别是对此前学术界多所忽略的清代中叶的诸子学,从考证方法、典籍整理、义理阐释,乃至学术重建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以乾嘉学者“以子证经”、“以子证史”的考证方法为例。本来,治学兼及诸子百家,并非清代学者所独具,历代通儒大家率皆如此;并且,利用先秦诸子考证经史的作法,也并非肇始于清代考据学。但是,正如考据非清代所独有,但考据成为一门学问,形成一个学派,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却非清代莫属。同样,以子证经、证史在清代考据学形成以前,并未成为一种系统的考证方法,而且运用也不广泛。清代则不同,在明末清初以来学术自身内在矛盾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在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伴随学术潮流向传统经学的回归,“推本原始”也成为学者的普遍追求。出于考证六经以及古史的需要,先秦诸子以其时代与六经、上古同时或相近而独具其价值,并由此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从清初至清末,学者在考经证史之时,大多十分认可并主张利用先秦诸子的材料。特别是乾嘉时期的学者,诸如汪中、焦循、王念孙、王引之、毕沅、孙星衍、阮元等人,都极为重视先秦子书,并广泛利用其中的材料考证经史,阐发义理,甚至训诂字书,解释虚词,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其流风所及,一直延续至近代,并影响到俞、孙诒让、王先谦诸大家,以至清末学者在总结一代学术成就及其研究方法之时,明确提炼出“以子证经”、“以子证史”的考证方法,并将其视之为乾嘉考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此类,作者的这些分析和结论,大多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考察的基础之上,既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又颇有发明,颇具新意。 《清代诸子学研究》一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再加修改补充完善而成的。作为导师,亲眼目睹清代学术文化领域新的研究成果的问世,亲身感受到清史学界新的有生力量的成长,内心的欣慰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我由衷地祝愿刘仲华同志继续努力,再创佳绩,为进一步推进清史特别是清代学术文化史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通讯地址: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