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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明新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顾名思义是探讨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的。文学史写作，也许是一个老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到80年代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再到90年代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已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一个突出现象。当然它也留下不少的经验教训。这部新著上编“文学史论与学科建设”，主要从全球化语境、历史与现实境遇、整体性格与矛盾性特征、文学史编写等方面展开探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进行总结。它几乎涵盖了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所有热点、难点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如海外汉学、诺贝尔文学奖、东亚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学中文系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延安文学、体制化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时间秩序与空间结构、主观性与客观性等，无论就问题的提出，还是从具体的分析来看，都很富见地和创意。它无疑融会了论者自己在这方面的切身体验，是感性理性化与理性感性化双向互动的结果。需要特别强调，是吴秀明将上述研究纳入“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史——学科”这样带有整体系统的大序列中。这就使其“文学史论与学科建设”的有关论述不仅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而且有效地避免了狭隘拘泥的格局和就事论事的弊端，而显现出难得的恢弘和大气。 与上编相比，下编的“生态场域与生态文学”无疑是一个更具时代新意、也更为复杂且更难言说的话题。该书着重从文学现状、文化领导权、经典重构、生态文学以及生态文学中的狼文化现象等方面契入，来探讨现当代文学面临的严酷复杂的生态场域和生存境遇:在现代文学阶段，战争岁月血与火的恶劣环境不仅规约了它的题材、主题，而且也深刻制约着作家的思维理念，使之出现了不应有的倾斜。这方面的问题，“五四”文学中有，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似乎表现得更明显。而当代文学阶段，由于“左”倾文艺思想的制导，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文化大批判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文学在不断地为政治服务之时逐渐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直至“文革”招致较其他学科更为致命的打击。上述情况一直到八九十年代才有根本改观，但市场经济的“魔力”却使它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又陷入另一种不自由，其生态环境堪可忧虑。当然，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以及现实生存的体悟，当代文坛也开始出现如《狼图腾》、《怀念狼》等质疑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文学创作。凡此种种，论者从文学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教育、伦理、道德之间排往迎拒的复杂关联角度，对此作了相当深刻透辟的分析。因而，读来别有一股迪人醒世的学术冲击力。它也反映了论者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的挥之不去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他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 迄今为止，吴秀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学(尤其是历史小说)和现当代文学两个领域。本书属于后者，它与论者八年前出版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虽然在总体精神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就内容和角度而言还是有很大的变化发展。在这里，论者一方面将思考的触角往上追溯，由当前进而当代、再进而现代，并指向学科和文学史，使之向更形而上抽象的层面推演；另一方面，他又努力返回文学现场，立足当下文学生态现状及其涌动的生态文学潮，并借鉴“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位”等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对此作出阐释。此外，该书还将研究的重点由前著的“思潮”分别向两端延伸和拓展，注意研究的批评化，向批评寻求借鉴。这就不仅有效地“打通”了上面所说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史——学科”四个研究序列，而且较好地避免了研究的泛化和空壳化。“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必要的文学批评，甚至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后记)也正因此，起步于文学评论的吴秀明，尽管在后来不断地走向宏观乃至抽象的文学史和学科研究，但他仍不惮于微观和感性，并尽可能将两者融合在一起；有时还腾出一定时间从事文学评论的写作。 众所周知，作为学科的个性、优势和魅力之一，现当代文学研究比较重视精神思想的前沿性，重视对当下学术热点和难点问题的解读。这对研究者是一个挑战。吴秀明以“与时俱进、务实求真”治学准则，对此作出了富有新意和深度的阐释。他的“文学史”与“生态场”的双重视野的观照把握，为我们反思与重构现当代文学提供了很好的启迪，值得引起重视。 原载：《文学报》2010-07-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