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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曾经拥有众多的读者,经过了各种媒体大大小小的“炒作”,而在于经过多年流传依然被人提起,在于它阐释的思想经过时间的检验,依然耐人寻味,如醇酒沁人肺腑,如玉石光彩耀目。熊礼汇教授的新著《明清散文流派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 熊礼汇教授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当时有誉之为“五老八中”的学术群体,他先后得到“五老八中”的重要成员黄焯、李健章、胡国瑞教授以及后来调入武大的刘禹昌教授的指点。名师的指导使他得到了珞珈山学术传统的“血脉真传”,这就是治学特别注重“培植根基,厚积薄发,推陈出新”。如他最近5年出版的《先唐散文艺术论》和《明清散文流派论》,即是积数十年之功的呕心沥血之作,是治古代散文者不可不读的两本“厚重”之作,这两本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继承了乾嘉以来治学重义理、考据、辞章的“学术传统”。 熊礼汇教授治学持守严谨的原则,他的研究以大量的文本研读为前提。他在《先唐散文艺术论后记》里说：“我的研究方法很笨,常是拿来作品反复诵读、揣摩、体味,然后作注作译作评。虽不如退之‘沈浸郁,含英咀华’之精,却深知元亮‘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之乐。”他所谓“笨”,实际上就是强调治学从基础研究出发,所以他在写作《先唐散文艺术论》、《明清散文流派论》之前,有《淮南子校注译》、《史、汉散文》、《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公安三袁》、《袁中郎小品》、《明清散文集萃》等基础研究为其“打前站”。大量地研究文本,仔细地揣摩古人为文之用心,使他能探骊得珠,领略到古文艺术之精妙,而这一方法又是直接受到黄焯老的影响。在《先唐散文艺术论后记》里,他深情地回忆起自己追随黄焯老学习散文时的情形：“先生每次谈罢问题,总爱借题作论,说些评议古文的话……方法则以背诵原文为主,随着声调的抑扬顿挫,先生亦摇首动须,神旺气逸。诵毕有顷,再缓缓吐出按语式的赞叹词或一两个颇具雅洁之美的短句,点明文章之妙。”因此,他的《先唐散文艺术论》深得黄焯老治学之“精髓”,三言两语即揭古文艺术之精华,一二句点评即直探古人为文之用心,正如作者所说,是实现了“通过散文掀起作者的‘盖头’,推开他们的心扉”的初衷,也就是说比较全面地继承了武汉大学中文系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但我认为,作者最近推出的《明清散文流派论》(以下简称《流派论》),在《先唐散文艺术论》的基础上,更把他的治学境界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关于古代散文家的研究,唐宋八大家向来是研究重镇；关于明清散文流派的研究,则主要侧重在公安派和桐城派,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向其它重要诗文流派移动的倾向,已出版的专著有陈书录的《明代前后七子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曹虹的《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张梦新的《茅坤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版)。熊礼汇教授的《明清散文流派论》却不满足于对一家一派的研究,而是将明清特别是明代重要的散文流派,作为自己研究考察对象,分析这些流派出现的时代背景、重要理论主张、代表作家、作品,为读者清晰地梳理了台阁派、秦汉派、独立派、唐宋派、公安派、桐城派的发展脉络。其中关于明代散文流派台阁派的提法,更是作者首次提出。对于过去议论较多的秦汉派、唐宋派、公安派、桐城派,亦从新的角度给予新的阐释,无论是从他所论述的对象还是从他所论述的角度看,都可以说是开拓出了明清散文流派研究的新领域。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论述问题的视角新颖,他不是就事论事,或就人论人,或就流派论流派。他论明清散文,先是从宋元散文的发展走向说起；他论明清散文流派,也是先从这一流派出现的文化背景说起；他论述明清散文流派的发生发展,是从整个明清文化发展衍变的角度来看的。这样,他论述台阁派便从馆阁文化精神及馆阁之臣的文化心态说起,论述秦汉派散文从秦汉派所追求的新人文精神说起,论述唐宋派散文也从嘉靖时期出现的心学思潮说起,论述公安派散文则从王学左派后学狂放精神的流行说起。但是,作者所论述的文化背景也是多元的,如论述台阁派偏重分析馆阁文化精神,论唐宋派既谈到理学文化更注意到心学思潮,分析公安派出现的文化背景更是从厌旧求新的社会心态、具有革新传统的乡土文化、王学左派后学的狂放精神的流行、散文复古论的不合时宜四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作者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里能找出影响不同流派形成的文化背景,正说明他对明清文化精神有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因此,《流派论》虽然论述的是明清散文流派,复现给读者的却是一个内容完整的明清散文发展背景,是一部内涵丰富、波澜壮阔的明清文化发展史。 熊礼汇教授反复强调：文学研究首先必须是“文学”的研究,文化描述是不能代替文学分析的,文化分析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对文学现象的理论分析。在这样的研究思想指导下,他特别注意从文化现象的分析里抽丝剥茧,直取本原,导引出作者创作心态和散文艺术创作精神的本质性内容。像论述台阁文化精神意在说明台阁体的艺术精神和艺术特征——“维护皇权、体现国家意志、映现盛世气象、表现群体意识”；论秦汉派崇尚节义的人格追求,也是为了说明秦汉派散文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作者不同意过去简单否定秦汉派的复古倾向,认为秦汉派的散文创作是他们从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秦汉派成员倡导文必秦汉是带有实用倾向的,不单单是为了恢复秦汉古文的审美风范”,这也决定着秦汉派散文具有“气盛、语激、豪宕、硬健”的审美品格。论唐宋派对新人文精神的自觉受容,意在说明唐宋派将阳明心学所具有的新人文精神引入散文理论,用“心”本体论作为“文章本色”论的理论基础,用“求以自得”说作为确立散文艺术精神的理论支柱,用“良知”“发见流行”说作为散文风格论、法度论的理论依据。这些关于文学现象和本质的分析,是建立在比较准确的文化分析基础上的,因而,得出的结论不但是可信的,而且也是新颖的,打破了学术界过去人云亦云的“俗见”。像台阁派后期代表李东阳,过去是把他作为革新台阁文风的重要人物来论述的,但作者通过大量的文化分析后发现,李东阳改良台阁文风的主导意识,是要恢复三杨台阁文风的艺术传统；又像秦汉派的文学复古过去是被全盘否定的,但作者在仔细研究秦汉派出现的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趋向后发现,秦汉派提倡文必秦汉并没有完全错,他们的失误在于：一是没有明确提出一种作为新散文艺术精神根基的思想主张,二是未能形成带有时代特色、符合散文艺术发展规律的散文审美观。正如作者所云：“由于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能做到说话有根据,既不盲从旧说,也不轻易接纳新论,虽不敢说尽言人所未能言,总有些自己的自得之见。”这些带有打破陈俗看法的“自得之见”的提出,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胆识和勇气,其意义不仅仅在它给明清散文研究多提供了一种新见,更在于它为当前学术界喜欢哗众取宠的学风提出了一种纠弊的良方。也就是说,他的研究表明：一种学术新见的提出要建立在坚实的文化分析和文本分析基础上。 如果说学术新见的提出是“义理”出新,那么,大量的征引文献,对明清作家散文艺术的准确把握,又足见作者深厚的“考据”功夫。作者在五年前出版过甚有影响的《先唐散文艺术论》,多年来又为研究生开设过唐宋散文研究的课程,对唐宋及以前的散文有精深的研究,这些学术研究又融入作者几十年来的人生感悟,因此,在《流派论》里对秦汉及唐宋散文的点评信手拈来,也极大地推进了他对明清散文流派的代表作家的精确分析。 读完《流派论》之后,让读者最为心动之处还有它的“辞章”之美。熊礼汇教授向来强调为文要有“文气”,学术论文是学者的写作行为,不能只求“义理”出新而忽视辞章圆美,也就是说它应该体现出一位学者的学养和“书卷气”,《流派论》可以说是实现了熊礼汇教授这一学术追求的。作者对秦汉及唐宋散文艺术有精深的研究,也把秦汉唐宋散文艺术的表达技巧融会在自己的写作行为里,在《流派论》里就出现了化古人之意为己意的表达方式,出现了论说文写作讲究气势、讲究顿挫之美的现象,出现了论说文写作娴熟运用对比、排比、转折等修辞手法的现象,这正是金圣叹所说的“十年格物,一朝物格”的境界。 当然,《流派论》受丛书体例的限制,受出版时间的急迫要求,在有些内容的处理上还有不尽人意处。《流派论》名之为“明清散文流派”,实际重心却主要在明代的散文流派,清代散文流派只论及桐城一派,在明末蔚为大宗的“小品文”也只是蜻蜓点水式的略有涉及,是不是作者顾虑到已有吴承学的《晚明小品研究》、罗筠筠的《灵与趣的意境——晚明小品文美学家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呢?我想,如果能给予作者充分的研究时间和学术个性发挥的空间,那么,《流派论》将是一部“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的尽善尽美之著述!有了先唐散文艺术的研究,又有了明清散文流派的研究,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熊礼汇教授会再次为学术界贡献出一本关于古代散文研究的好书。 作者简介：陈水云(1964-),男,湖北武穴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清代文学研究。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9月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