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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我对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事人物，是颇为热衷的。无论是野史笔记，还是《桃花扇》之类的历史剧，甚至像《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学术专著，我都会拿来囫囵吞枣一番。那扬州城头的血雨腥风，那秦淮河畔的柔情铁骨，那桃花扇底的历史风云，总能让人产生一种激越苍凉的情绪，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怀古的幽情里而难以自拔。忧伤惆怅当然是难免的，但忧伤惆怅之后却也能滋生出一股崇高超拔的意绪来。 后来由于兴趣发生转移，加上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有关明清历史的书看得少了，但如果碰上明末清初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我还是要设法找到一读的。我一向爱读传记，并且认为，一部好的传记不仅可以生动、准确、经济地反映传主的一生，而且，如果传主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话，它还可以成为当时历史的缩影。我觉得，曹国庆先生新近所出的这部《旷世大儒——黄宗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就是这样一部好传记。该书站在思想和历史的高度，以评传的手法，真实、准确、形象地速写传主的生平、思想和学术，与读者们一道走进历史，走近这位旷世大儒的世界，共同去了解他那集平凡与伟大、传奇与普通、褒崇与物议于一身的人生经历和复杂的人物个性特征，去探索他的活动足迹与精神世界，并总结他的学术贡献与文化成就，从而对他作出了一个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黄宗羲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其父黄尊素由于与东林党人过从甚密，得罪了以魏忠贤等人为首的阉党，后终被借故血洗。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在满州铁骑的扫荡下，大明王朝土崩瓦解。这一年，黄宗羲刚好34岁。国家灭亡之后，他没有像许多遗民知识分子一样，要么削发为僧，隐姓埋名，要么披发入山，终老林下，而是作过刀兵血刃、艰苦卓绝的反抗。及至清朝一统天下，复明彻底无望之后，他才抱定“朝不座，宴不与”的原则，效法伯夷、叔齐而不应官府征骋。在聚徒讲学、薪火相传的同时，他埋首书卷，潜心著述，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原因，设计理想社会的方案，主张民本，复兴绝学，讲求经世致用，绝不谈空蹈玄，在文化思想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黄宗羲一共活了86岁，这就意味着他在满清政权下仍然生活了52个年头。对于这位刚烈之士来说，明朝的灭亡是他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陪伴他度过了多梦而忧戚的余生。因此，哪怕是作道德文章，也是胸中猿咽，指下泉悲，伤怀不能自禁。 黄宗羲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为“清初三大家”，又与顾炎武、王夫之合称为“明清之际三大进步思想家”，其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邃，世间鲜有其匹。举凡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历法、数算、音律等几无不涉猎。清人曾这样评论他：“大者羽翼经传，细逮九流百世，靡不通贯。”（邵廷采《遗献黄文孝先生传》）他写成的著作不下百种，而保存至今的尚有50多种，约数百万字。在我看来，曹国庆先生所著的这部评传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没有过多地纠缠在黄宗羲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遭际上，而是对其庞杂的学术体系进行了考辨与分析，肯定其成就，分辨其渊源，并指出其影响。读完是书，我们已能约略窥见由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也就是由义理之学向考据之学过渡的迹象。 清代朴学，从思想史的观点说，尚有更深一层的涵义，即儒学由“尊德性”转入“道问学”的层次。这一转变，余英时先生称之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自张载、程颐以来，宋明儒者多分知识为两类，一为“德性之知”，一为“闻见之知”。这一划分，始于张载，定于程颐，盛于王阳明，而泯于明清之际。自张、程至王阳明，关于这两类“知”的讨论甚多，诸家意见在细节上颇有出入，但大体说来，他们都认为“德性之知，不假见闻”，其结果当然是重德性而轻闻见。下逮王学末流，更有所谓“现成良知”，反对者则斥之为“伪良知”。“现成良知”之说盛行，“闻见之知”在儒学系统中就更无地位可言。故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为了纠王学末流之弊，遂重新给予“闻见之知”以应有的重视。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撰《论语学案》，就公然否定“德性”与“闻见”可以作截然的划分。黄宗羲更有名言曰：“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当然，梨洲此说仍持“心即理”之见，他虽提倡博学而仍归之于理，求之于心。换言之，他是要从“道问学”的途径来达到“尊德性”的目的。之所以有此两面性，是因为梨洲处于儒学从“尊德性”转入“道问学”的过渡阶段。 其实，如果细究起来，尽管宋明时期理学占了支配地位，但其中也奔涌着一股儒家智识主义的潜流。“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语出于《中庸》，原是不可分的。但自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1175）后，便逐渐发展出朱子重“道问学”，陆氏重“尊德性”的分别。朱熹在《答项平父书》中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陆九渊后来辗转读到此信，乃反驳道：“观此则是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可见，朱陆两人都承认这一分别的存在。明代王宋仁（阳明）不满朱子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分作两件事，但其“心学”终究是偏向象山一边的。尤其是王学末流，更是虚言“良知”，尽废学问，逐渐引起学者的不满。像方学渐、刘宗周等人就都曾强调过“闻见”之重要。而黄宗羲属于王学修正派，他试图在朱陆之间寻求相通的东西，正如曹国庆先生所分析的：“宗陆而不悖于朱，这也正是他治学的一大特点。”乾嘉以后，经典考证蔚成风尚，学者们但知有“道问学”，而不知有“尊德性”，他们笔下虽仍不时出现“尊德性”字样，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空泛的门面语，实际上已无所指涉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自宋代以来，儒学内部就存在着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冲突，只不过明代反智识主义占了上风，因此“心学”盛行，而清代乾嘉以后则是智识主义占了支配地位，因此考证之风甚炽。曾经有不少学者从外在环境的角度去探讨清代朴学兴起的原因，认为考证风气的盛行是因为文字狱的结果。这种观点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我觉得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儒学内部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冲突。其实，这一冲突是思想史上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中西亦然，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信仰”与“学问”的对立，便是这种冲突的一个著例。这种冲突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世上原本存在这么两类人：一类人有强烈的信仰，而不太需要知识来支持信仰。对于这类人来说，学问愈深，知识愈多，便愈会被名词、概念所纠缠而见不到真实的道体。所以陆象山才说朱子“学不见道，枉废精神”。另外一类人，并不是没有信仰，不过他们总想把信仰建筑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总想弄清信仰的根据何在。把这一划分放之于中国学术思想史，我们可以说陆象山、王阳明是那种性格上有极强信仰的人，而朱熹、黄宗羲等人则强调穷理致知，试图把信仰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而到了乾嘉时期的考证学者，则片面发展了知识，却不知信仰为何物了。从学术思想史的实际情况来看，片面强调“德性”或信仰，或者片面强调“闻见”或知识，固然可以在某一方面卓然成家，却难以成长为学术和思想兼重的通才。而朱熹、黄宗羲等人之所以成为影响深远的一代通儒，是和他们兼收并蓄的胸怀分不开的。在这本评传的第二章中，曹国庆先生在分析了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师承和渊源之后，这样写道：“近承蕺山（宗周），远宗陆王，使他的学问体系建立在王学之上，树大根深；同时，既注意从历史上包括朱熹在内的各种学术中汲取营养，又能从时贤的学术成果中获得教益，最终而开宗立派，成为一名旷世大儒。”在我看来，这样的评析，颇符合黄宗羲学术生涯的实际情况，是有理有据、深中肯綮的。 曹国庆先生于明史研究多年，颇有创获。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就有《万历皇帝大传》、《亡国君主》、《严嵩年谱》、《严嵩评传》、《严嵩与明代政治》、《明代江右闻人》，如今又推出了这部功底扎实、识见精妙的《旷世大儒——黄宗羲》。在多年的史学研究中，他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欲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不妨先从明清史入手，而欲了解明清时期的历史，重点又当落在明嘉靖、万历和清顺治、康熙时期。这是因为，此一时期不仅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而且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商品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市民运动、实学思潮正逐渐展开，近代社会的诸多文化现象，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和症结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就这本《旷世大儒——黄宗羲》而言，曹国庆先生通过解剖黄宗羲这一个案，不仅让我们见识了这位旷世大儒超拔的人格、深刻的思想和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且让我们看清了他在明清学术思想嬗变中所处的地位，从而使我们明白：黄宗羲不仅在学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与顾亭林、王船山等人一起，在中国学术思想由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转变的过程中，开了风气，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作者简介】 龙迪勇工作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南昌 330077）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