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它经历了从辉煌的文明巅峰转向衰落，并被西方超越的过程。对于导致这一过程出现的原因，许多学者都进行过讨论。但是，相对而言，多停留在阶段性论述的层面，如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入手来探讨中国文明为什么衰落等，或从科技衰落的维度反思中国制度的问题等。总之，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中国文明进行深入的解读。这里我推荐一本“小书”，说它是“小书”，是因为相较于目前流行的大开本且厚重的书本版式，该书显得小，只有十七多万字，但却内涵深刻，发人深省，它对中国文明进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本“小书”就是茅家琦先生的近作：《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茅书”）。 茅先生在编纂《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时，常有所悟，随时记录，这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整理完成的，它是对“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总结与深化。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思想家评传丛书”尽管影响巨大，呈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思想史，但毕竟它是以人物评传的方式来反映的，有点只见树木，未见森林，缺乏系统性，有许多问题并未能深入解读出来，茅先生觉得意犹未尽，由此，有了该书的诞生。 作为主编之一，茅先生全面把握思想家的选择及其评传的编纂、校订工作，掌握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但他认为有些问题必须重新检省。茅书就旨在讨论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着力揭示是什么导致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走向。茅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其固有的思想文化密不可分，研究历史必须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并看思想演变如何影响社会发展。他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人文精神和反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以孔孟为代表，重人道，尊理性，而反人文精神则以韩非为代表，信奉“法术势”，强调极端的帝王专制，以及以纵横家和杨朱为代表的追求升官发财和私利的思想。这两种思想同时在历史中发挥作用，使中国社会历史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而这其中，人文精神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它促使封建社会制度形成自我调节机制和两项基本国策———重农政策、尊重知识人才的科举取士政策。而专制的反人文精神却导致极端的专制与政治腐败，并将此视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巨大阻力。他进一步认为，政治专制与腐败不仅仅是封建制度的产物，更重要的是人追求富贵和私利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欲望的形成有生理与社会两重因素，其历史作用也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性，因此，欲望不能消灭，只能节制，需要弘扬人文精神，节制私欲，要重视“内省”工夫和“思辨”能力，将欲望节制在不出现极端的专制独裁、极端的追求升官发财、尔虞我诈和损人利己的范围以内，这是弘扬人文精神适应时代需要的第一个两结合。同时，吸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精华，即尊重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在他看来，“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着重点是强调人道仁政和道德教化；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人文精神的着重点则是追求民主人性和科学技术”，这两方面取长补短，是弘扬人文精神适应时代需要的第二个两结合。总之，茅先生在这几个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而他对于中西方人文精神的总结，具有高度凝炼、准确的特点。 茅先生在书中写道，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研究这个问题要求研究者具有广阔的知识和深刻的思辨能力，他称自己缺乏这个能力。但笔者却从书中读出，他具备了这一研究所需要的知识与能力。茅先生早年就读于中央大学经济学系，后转治历史学，其交叉学科的学术背景，为他从社会、经济等多维度思考并深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应该说，茅先生贯通了古今中外，具有跨世代、贯中西的宏阔视野，由此高屋建瓴地评价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抓住这一关系的核心。他对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关系的关照与探讨是数十年治学积累的结果，是对当代史学研究的贡献。 如此宏阔的视野、高屋建翎的总结，“茅书”给人的启发自然是巨大的。但是，在具体论证过程中，也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如对于专制主义的形成，“茅书”归咎于反人文精神，这可能会将一种制度的形成简单化。制度的形成与社会的结构、经济、宗教、风俗等都有密切关联，如魏特夫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制度形成与治水社会密切相关，尽管对此学界也存在争议，但却表明政治制度的形成并非一种精神能够造就，只能说这种精神在其中起到了一部分作用。当然，这本书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思考。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11-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