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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王晖一直专注于报告文学(也包括纪实文学，也就是英语世界所谓“非虚构文学”)的研究，成果斐然。虽然自1980年代报告文学热潮迭起时起，学界就不乏质疑“报告文学算不算文学”的声音，虽然在文学研究界，对于报告文学的研究一直就处于边缘位置，但秉性特立独行的王晖一直就坚守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不倦地阅读着层出不穷的报告文学作品，不倦地阐释着报告文学的文学特性和时代价值，并努力对之做出饶有新意的说明。因此，他便成为了当今为数不多的研究报告文学的专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也成为了了解和研究当代报告文学的可靠指南。 继《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之后，近期王晖又出版了《时代文体与文体时代——近30年中国写实文学观察》一书(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在书中，他由上个世纪末以来“新写实小说”、报告文学、口述实录文学、纪实小说、传记的遍地开花注意到一个“新质文学生态”的诞生，认为其基本特征体现为“对事物描述的实证性原则，对人物描述的平民化、非典型化原则，语言表达和结构布局上的跨文体原则，反神秘、浪漫与乌托邦的基本文体格调”。尽管这些概括不乏有待商榷之处(例如，有相当一部分纪实小说和传记还是聚焦于英雄豪杰，而且颇有浪漫色彩的，因而也就是非平民化的)，但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样的发现不仅显示了开阔的治学视野，而且体现出打破文学的纪实与虚构之间那堵隔墙的勇气，还能催生这样的思考：在当代，为什么虚构文学的成就比不上写实文学？在这一现象的后面显示了怎样的时代精神？是因为现实生活的精彩或惊心动魄真的远远超过了作家的想象力，还是因为作家乃至时代的想象力已经在无情现实的挤压下无可挽回地萎缩了？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深入探究。而如果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文学大局，那么，研究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必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而在这些年的报告文学研究中，王晖在注重宏观研究方面一直是做得非常出色的。本书的下编“21世纪初中国报告文学的全景考察”就是他追踪研究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最新成果。其中，不仅有对于报告文学的文化批判性的重申，更有对于何建明、赵瑜、卢跃刚、杨黎光、徐刚、一合、陈桂棣、黄传会、邢军纪等作家报告文学名篇的深刻评论。这样的考察足以表明，在评论界常常非议的世俗化语境中，在关于中国作家是否在世俗化浪潮中失去了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良知的尖锐质疑中，有相当一批报告文学作家其实是坚持了“文化批判性”(或曰“社会批判性”)的。这种坚持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比起上世纪80年代那些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曾经遭遇过的非议与打击来，并不逊色。只是因为这个时代“杂语喧哗”的语境，使许多报告文学作家被打击的事件常常不能像在80年代那样激起强烈、持久的回声。这显然是时代的悲哀。尽管如此，仍然不断有弘扬“文化批判性”的报告文学力作在产生，虽然众所周知其轰动的范围已相当有限，但其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不容低估。在我看来，那些具有批判现实锋芒和历史反思深度的报告文学力作已经为研究当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学者提供了非常生动、鲜活的现实标本。也许，从学理上说，纪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不那么容易说清楚，但至少，在许多现实的悲剧常常被忽略、被遮蔽、被遗忘的当今社会，那些具有批判现实锋芒和历史反思深度的报告文学力作是起到了为历史作证的重要作用的。而这，正是我们应该关注报告文学发展态势的重要原因所在。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