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国，至少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新左派知识分子大量进入大学，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大学机器里最具活力的一支学术力量，这不是因为它有一个庞大的理论队伍，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在美国的大学里仍是少数派，但却是不可忽视的少数派，甚至是让大学保持理论活力的不可或缺的少数派。詹姆逊就是这个少数派中的一个代表，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极具创造性的阐释，对电影、文学、大众文化及文化批评领域的广泛涉猎，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和对各种后现代理论的积极介入，已经使他的存在成为了一个标识。虽则在今天他已经风光不再，可他的写作仍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2007年，他的《现代主义文集》在美国出版，迅即在他的中国朋友王逢振先生的努力下，该书的中译本作为“詹姆逊文集”的第5卷最近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论现代主义文学》。 詹姆逊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与他作为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实际有一种镜像式的关系，这不是说有两个“詹姆逊”，而是说在他那里，马克思主义借后现代主义的语境而折射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后现代主义则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介入而生成出了全新的维度。对于詹姆逊而言，这种镜像式的共生关系并不是把一个已然在此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简单运用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而是通过对各种后现代理论的挪移和语境重置来激活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生殖力，使双方在一种相互的观照中完成对异质性的吸纳。 例如，就批评的方面而言，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后现代主义批评就像一把阉割之刀，但凡被置于它的手术台上的东西，不论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还是高级现代主义的经典，在此都将遭到无情的解构。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不只有一种。至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其情形亦复如此。尤其当我们遭遇詹姆逊的时候，就会发现，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一种社会学批评所经常遭受的诟病在这里将被彻底改观，形式批评和内容批评不再是相互排斥的两种批评，而是被纳入一个不断开放的框架中以一种复调的形式相互推进。于是，在这里，对文本的后现代式阅读不再等于意义深度的削平，更不等于意义的彻底虚无化，相反，那恰恰是意义的打开，是文本的重新语境化和不断语境化，是对已有阐释的不断再阐释。 比如，对于西方高级现代主义的经典，曾经的形式主义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等等已经把它们的意义凝定在一个又一个的阐释模型中，并被学院化和建制化，以至于现如今对它们的阅读和批评稍不小心就会陷入陈词滥调之中。可是，詹姆逊彻底倾覆了传统批评单一化的认知图绘，他潜入到被奉为高级现代主义正典的作品内部，以一种看似零乱的节奏和散点式的视角把文本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去透视隐藏在文本边缘处的种种文化症状，以此获得对文本的总体化理解。在他对现代主义正典的评论中，我们看不到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或其他批评的习用语，诸如“异化”、“物化”、“荒诞”、“象征”、“抽象”、“变形”等等，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文本细节的铺陈，对叙事形式的重构，对语词的寓言化阅读，对素材的语境重置，对文本失败的症状式分析等等，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他的后现代“野性思维”，源自于他独特的理论搅拌趣味，更源自于他的马克思主义强力批评的洞识。 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时候，詹姆逊就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过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和历史还原论倾向提出了一种总体化的辩证批评，这一批评的运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形式的内容”和“内容的形式”。前者关心的是文本形式的意义维度，他称之为“形式的意识形态”，后者关心的是社会现实在文本中的力比多投射，或者说被写进文本的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愿望在文本中的深层结构，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形式”。一种开放的总体化批评应当集中于这两个方面，通过让它们进入相互的运作来揭示文本的“野性思维”，揭示写作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的“政治无意识”。在《论现代主义文学》中，我们看到，这一批评原则仍是詹姆逊的法宝，例如他对托马斯·曼的《魔山》的形式结构的分析、对法国诗人兰波的空间叙事的结构化、对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叙事形式的症状阅读，还有他对众多美国文本的历史化、对日本文学的寓言化等等，都是在那一总体化的框架里进行的。 然而，詹姆逊的杂拌式写作也给我们带来了阅读的困难。由于受到德国式的辩证写作的影响，詹姆逊的句法十分讲究语词的张力，他喜欢在辩证的回转中来完成思维的运动，喜欢通过概念的嫁接、跳转和游牧来刺穿词语的惰性。不过，他写于上个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这些文字与其说是辩证的，不如说是零散化的、神经质的，曾经的思维张力在这里变成了语词碎片的漫游。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詹姆逊，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在那以后的写作有一种刻意的炫技。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