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一本影响了自己的书时，E.M.福斯特回顾了自己五十年的读书生涯，推举但丁《神曲》、吉本《罗马帝国兴亡史》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为最伟大的三部著作。他爽利地表示，虽然三部书如同三座雄伟的纪念碑，但他并未受过它们的影响，尽管他在阅读这些书的时候正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年龄。在福斯特看来，“这三部书太雄伟巨大了，人们不容易受纪念碑的影响，他们只是略一注目，赞叹，然后还是我行我素”。沿着福斯特思考的方向，不妨可以这样设想，陈列在书架上的一本本经典太过精致、完美、无懈可击，甚至连书中明显的瑕疵在嗜好者看来都可能是作者的主观故意，我们偶尔因觉得作者疏忽而泛起的一丝内心浅笑，都不得不立刻收尽肚囊，免得说出来成为自己不学的口实。或许正因为经常遭遇这样泰山压顶式的完美作品阅读之苦，我们在接近另外一些还没有经文学史或评论者认信进入万神殿的作品时，心态会较为悠闲从容，有一点余裕对作者的败笔或纰漏小小地微笑。更重要的，这些明显的粗糙或破绽偶尔会带我们离开作品营造的艺术幻境，不时露出作者构思或写作时未能遮盖的针脚，刺激甚或引诱读者沿着这个方向联想到写作者的思路，不知不觉跟随他参与一次对小说进而是对人心和人生的探险旅程，而不只是像三心二意地对待经典那样只是眼睛参与，成了一次走马观花、浅尝辄止的随团旅行。
    当然，我想讨论的有缺陷作品不是像福楼拜的《居布瓦尔和佩库歇》那样因各种具体原因没能完成，或者像福克纳重要的小说那样为了一个绝难达到的目标而尝试各种小说技艺时显得混乱、无序以致中断，甚至也不像海明威的《过河入林》，以一种公认失败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更为深入的剖析，因赢得马尔克斯的称颂而成为别样的经典。即将提到的这本小说，作家本人不但还没有堪称伟大的作品为她撑腰，以便我们可以把为经典作家的失败之作准备的辩护词重申一遍；小说本身也有明显的漏洞，这些漏洞并不具备反过身来成为另外一种荣耀的可能性。这么说吧，这本小说很容易被铁口直断的评论者归类为因作家的故弄玄虚、色厉内荏、虚矫自负或趣味低下而导致的失败之作中。
    即便不考虑现今的小说已经走进了一条因竞争惨烈而不断追求技术花样翻新的怪异路线，就算从传统小说要求的基本要素来看，豆豆的《天幕红尘》——甚至把她迄今为止的另外两部长篇《背叛》和《遥远的救世主》都算上——显然缺乏精雕细琢，决绝一点甚至可以说在大部分优秀作家锱铢必较的技术角力部分用心不够或有心无力。对熟读各类小说经典或熟悉小说理论的人来说，《天幕红尘》太像哗众取宠的商战小说，人物乍一出场已经成熟，高明者始终高明，世俗者一贯世俗，到结尾也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情节呢，几乎是作者为了表现人物而另外设计的，跌宕和起伏都太过剧烈，有些随意或陡转的段落简直形同儿戏。男主人公叶子农是个高深的思想者，退可以反身而思修治内心，进可以运筹帷幄决战商场，除了乌合之众的盲目行为造成的影响或伤害，他几乎对任何属人的诱惑和缺点免疫；两位女性主角都像《虬髯客传》中的红拂女，一眼就从凡尘里识别出英雄，并死心塌地一意追随。习惯了现代小说路数的读者如果不是立刻对其弃之不顾，也说不定会在读完后产生一种时空错置的乖谬感觉，那些几乎只在传奇作品中存在过的古典人物，穿越般来到了小说所写的时代，堂吉诃德一样寂寞地面对着现代小说这完美庞大风车。
    现代人固然相信人性的曲木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其实自荷马史诗以降，关注人性本然而不是应然的作品就后来居上，超拔世俗的人物不再是绝大部分作品的主角，作者们开始写不那么好或品格含糊的人——“虽是好人却有过错，或者有过错但并非坏人”。现代意义上的虚构作品，极力避免完美的人物转而写各种有缺陷的人几乎已成定谳，小说家早就明白，正如现实中不存在纯是罪恶、毫无半点美德的怪物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因而小说里的人物也就不必纯善无恶。甚而言之，有的作家认为，小说的灵感和创作才能是从他们身上的最卑下、最污秽的部分中提炼来的，取自一切痛苦和卑污之物。不用说向喜自我沉思的小说了，即使以精于造梦著称的好莱坞，不是也得让超凡的蜘蛛侠在面临爱情时处境尴尬吗？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写有缺陷甚至低端的人性，展示人的进退维谷、首鼠两端，把人放在现实世界中检视其卑劣和一点点闪光，几几乎是严肃小说写作的“虚构正确”。这个小说的“正确”前提建立在人性的均质基础上，违背了这个均质性的小说创作，标准苛刻的阅读者会恰当地目为海外奇谈或异想天开，并不会怎么认真对待——这或许就是豆豆的小说在以严肃著称的纯文学界名声寥落的原因。
    《天幕红尘》无疑是违背了这个正确前提的作品，它要做的不是展示人性的均质，而是致力于塑造一个迥迈俗流的思想者形象。叶子农不出户知天下，像是躲在某个精灵会所里的高超隐士，知晓全部人间的秘密却在世事的喧嚣之前不动如山。或许指出这里所谓的高超与毫不自私自利的高大全人物不一致是必要的，叶子农完全不同于欧阳海们，我甚至私下揣想，在长于思考的叶子农看来，高大全人物的纯公无私，很可能只是一种未经反省的盲目激情。叶子农或豆豆小说的男性主角，不像西方戏剧或小说里的人物，非要经过对自身缺陷的洗炼，历千辛万苦才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人格的成熟，如浮士德那样要拘谨到要先与魔鬼订立契约，或如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惨烈到要以罪行为代价完成自我成长。豆豆在作品中展示的心性品质不是现代小说要求的细微、复杂和微妙，而是要用思想把握整体层面社会和人心的运行脉络，也让人物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中更好地认识自身，展现从俗世的捆缚中解脱的可能。叶子农是一种明显高于均质人性的人，其思考的深入度和对事情的判断，远远超过普通人甚至绝大部分以思考为业的人的水准。
    与几乎已成定理的人的平等思路相异，豆豆小说中的人物思维和认识是高下立判的，她的人物给出的始终是判断而不是商略，有着高下分明的思想水准和认识层级，很像是《庄子》或《世说》的某种隔代传承，而不是对西方小说小说的有意借鉴。我无法简单指称这一传承的好坏，只对这种较为罕见的异质保持着善意。说得明确一点，或许是因为自己过于明确的高下立场，我对为了弄清是非和高低而努力的人有明显更高的热情。这样说我也给自己预设了一个过于艰难的前提，即我如何知道我说的热情不是未经检验的盲目信任而是认真思考后的选择？即使是思考后的结论，其中是否仍可能有盲目信任的因素？在思想和道德相对性发展得如日中天的现在，在一个喜爱丰饶的含混、人的正常心理和疯狂表现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的时代，任何企图明确划分高下的做法都容易招致反对，不被人称作某种意义上的专制主义已属幸运。不过，我无法更改自己的心性倾向去故意不喜欢一个作品，却愿意顽强地把即使是偏见也表达出来经受认真者的质问。何况，建立在高下基础上的人物判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小说内涵的一种丰富，为未来的小说写作开拓了一条或许开阔或许问题猬集的新路，沿着这一道路的谨慎试验和思考，将有助于拓宽小说的前途而不是人人拥挤在技术的窄路上玩各自的封路游戏。
    在小说里热衷思考当然不是什么太阳底下的新事物，我们早已在当代作品中见识了许多喜欢思考的大作。老实说，大部分此类作品并不具备思维上的启发性，甚至缺乏起码的诚恳，当然也就不能称为真正的深入思考，差不多只是西方某些并不精微的思想的改头换面变相袭取，或者是对传统思想歪曲之后的愤愤然指责，汩汩滔滔的长篇说辞背后不过是反复声明的思想常识，说不上发现，甚至连准确都做不到。一些喜好思辨的小说作者更喜欢用小巧的机智挑出某一庄重思想的逻辑死角，然后得意地转身而去并自以为是地宣布一个深沉的思考者已被自己击败——像白居易的《读〈老子〉》：“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天幕红尘》在思考上显得诚挚深厚，贯穿小说始终的对偈语般的“见路不走”的思辨、认知和实行，虽然多少有些理想成分，但随着小说的展开一层层深入，不少已成滥调的词如实事求是、客观规律等都在“见路不走”的驱动下更新，变得富有意味，很多地方让人豁然开朗。叶子农的思辨和说辞虽然偶有疏失，但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他在小说中的作用与苏格拉底在柏拉图作品中的作用类似，主导，训诫，引领，只缺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种机智委婉的反讽。小说中的抽象讨论最终指向对中国现实的判断，以身经的世事而言，我实在无法简单认同这个结论，但我愿意相信这判断是叶子农（作者？）的真实想法，并真诚地表达了出来。在我看来，这样的真诚表达远胜于一切口是心非者给出的模棱两可标准答案。我不想举出一些精彩的段落来印证这些思辨的精妙，也无法确证我认为的精妙是否每个人都能认同，因为说到底思想的是否出色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情，谁也无法替代谁拿出结论。剩下的或许只是一个略显盲目的信念——如果读者愿意跟随叶子农（作者）一起思考，小说里有些乍看之下抽象的对话和刚硬的思辨段落就会显出生动的气息，有着洞穿世情和社会表层的力量，给人一种不同于其他小说中提供的“移情”或“共历”的别样欣喜之感。
    虽然无法说服别人同意《天幕红尘》具备思想深度，但作品中思想者的问题却可从从思想本身入手勘察。从豆豆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死比活着容易》开始，主角或主角挚爱之人的死亡一直她偏爱的结尾选择，《天幕红尘》中叶子农最终也被极端组织枪杀。各种各样的流血结尾，是不是跟主人公或作者的某种极端的思想偏向有关？不管豆豆此前小说中人物的死亡是出于什么原因，起码叶子农的死，有他自己主动的选择在里面。甚至可以说，从叶子农出于对罗家明的义气承担起挽罗家于既倒的责任开始，他作为一个隐士样思想者的形象已经被置于疑问之中——叶子农出于义气主动担当了责任，但这种对责任的承负以及跟随其后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商业投机行为，对一个高明的思想者是否必要？叶子农利用政策漏洞完成上百人的移民之后，已经卷入了世俗的风暴眼中，这才有了后来奥布莱恩对他的陷害，也才有了他后来的被杀。没人会责怪叶子农出于义气承担责任，因为义气让人高贵，是人最可贵的德性之一。不过义气向来是双刃剑，一面是高贵，另一面是野蛮，对朋友的义薄云天不可避免地要损害另外一些人。对普通人，人们会赞赏他的义气，但对一个以思想为主要特征的人物，我们期待他有容纳和消化义气负面效应的能力，用更高级别的思想能量化解义气所含的戾气。这一点很不幸没有在《天幕红尘》中看到，不能不说是小说一个较高级别上的误差。不过我还是对自己这个判断有些隐隐的怀疑，豆豆是不是本来就没想把叶子农塑造成完美人物，他身上的不完美恰好是作者要提请读者注意的，小说在表层之下是否还蕴含更深的寓意呢？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在小说中看到明显的暗示，也就不能把自以为是的有任何倾向的结论加到豆豆身上，姑且存而不论罢。
    考虑到现代长篇小说的世俗出身，豆豆塑造高超人物、表述高深思想的尝试看起来的确让人骇怪，难道她要离开小说已被经典规划好的道路另寻一种可能——一种在核心部分显示出人追求整全知识的热望，尝试着理解所有事物与人的利益之间一致性的努力？如果我们不把“小说”只当作对romance或novel的对位翻译，而是扩展为一种对人心和人生探究的叙事艺术，豆豆的小说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往更高处探索的尝试。她的小说不处理低端或均质的人性，或是着迷于对人类心灵一隅的抚摸品咂，而是在虚构中致力于模仿好的和高尚的生活，展示人在更高向度而不是更低向度上的可能性。不过，正像探究人性的暧昧、复杂、委婉曲折的小说家必须参与对人性的多面暗角了解的竞争一样，这类准备把小说当作一种更高端的书写方式的写作者，也必然把自己逼上了一条更为艰难的路，他们必须对自己的人物思考的问题有把握，并在一定意义上能与某些卓越的思想者一起思考，让自己的思考与对方形成真正的对话甚至超越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与爱智慧的哲学区分已经不是非常严格。抛开后世那些以论文形式出现的形而上学作品，西方古代的哲学文献很多不也是以叙事或对话的形式存在的吗？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不是斩钉截铁地说过吗：“柏拉图确实给世世代代留下了一种新艺术形式的原理，小说的原型。”怪不得研读古典的伯纳德特会声称，小说原本就是没有苏格拉底的柏拉图对话。
    思辨的爱好也几乎决定了《天幕红尘》的写作是判断在先的，小说的情节、人物和走向作者早就想设定了，而不是像大部分小说创作强调的所谓作者跟着人物走。在现代小说写作中，判断在先差不多是个贬义词，甚至被悬为厉禁，这大概也算得上是古代跟现代创作的一个重要分野。贺拉斯曾在《诗艺》中强调，“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一个写作者要能判断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公元2世纪的希腊作家郎戈斯在他（后世也称为小说的）《达夫尼斯和赫洛亚》的“卷头语”中表示，他写这作品的目的就是施教，教育人们认识灵魂与爱欲的关系。一本施教的书，当然要先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沿着这个方向的写作，最终呈现的形态差必然是一种寓意式的作品——崇尚古典传统的人甚至认为，小说的本质就是寓意，通过浅显的故事寄寓高深的道理。一本寓意小说，阅读者并不会因为其所含寓意值得敬佩就放松对作品艺术品质的要求，或者反过来说，寓意作品对作者的艺术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传统里也早就有对这类作品的高度要求,贺拉斯在上面提到的书信中就反复强调了技艺的重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说，“每种技艺和探究……都以某种好为目的”。如果一个小说准备进入寓意作品的品级，就必须意识到在这个领域里既有充满力量的完美荷马，又有与荷马针锋相对的精妙柏拉图，以及这两者身后无数有意的效仿者，在这个序列的群峰之巅，就有人们熟知的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培根的《大西岛》、黑塞的《玻璃球游戏》。这些作品的精微技艺和其间无法弥合思想的矛盾，值得每个追随者认真思考。
    即使对豆豆的小说相对偏爱，我也不像援引伏尔泰的话为她小说的败笔和不尽人意之处辩护：“只有真正的天才，特别是那些打开新途径的先驱，才有权犯大错而免于责罚。”豆豆看似与现代小说不同的写作方法根本不是新鲜事物，只算是古典叙事传统的一个支流余裔，说不上戛戛独造，何况在显和隐的层面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是读多了技术上相对圆熟却不能启人思索的小说，豆豆的作品因难能而显得可贵。怎么说呢？那些精巧的作品太像思想平常却心细如发的皓首穷经者的大作，找不出一处瑕疵，却偏偏烦琐拖沓让人得不到一点收获，“尽管到处是水，能解渴的却连一滴都找不到”。沉在这类作品里大兜圈子，我宁愿读豆豆这样漏洞不断却孤帆独航的小说，因作者限于天赋或思考的深度而留下的罅隙，差不多正是那个小说背后认真的作者努力工作的痕迹，有意无意地提示了某种可能的写作路线或思维向度。当然，这样的说法仍然可能是我无心为之的自我辩解，因为没有一把公认的标尺可以真的量度出一本小说与另一本小说在品质上的差别，以上的文字最多能表明的或许只是我偏爱偏向着这一类型的小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