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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城市传奇与历史想象——从邱华栋作品说开去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学报 newdu 参加讨论

      
    
    《时间的囚徒》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百年历史,使读者热血沸腾的,是文本中独特和创新的方式。
    
    邱华栋是一个在不同文体之间穿梭的人,他那种自由感,以及把个体生命纳入到同时空或者历史时空中的想象,特别重要。
    主持人:杨庆祥
    参与人:邱华栋 谢尚发 张莉 樊迎春 李蔚超 赵天成 陈若谷 陈华积 崔曼莉 张楚 孙频
    基本上都是“与生命共时空”,根据生命成长的感觉来写。
    杨庆祥:首先请邱华栋谈谈自己的小说创作和文学观念。
    邱华栋:作为一个作家,我写作时间虽然很长,但是因为自己一直在工作,所以影响了部分写作的质量。我积累了几百万字的创作量,在文体上也广泛涉及——小说、诗歌、散文随笔以及没写成功的剧本。对我个人来讲,用心较多的是小说,其次是诗歌,尤其是最近两年又开始写诗了。
    我的小说大概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刘心武说的“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这句话提醒了我怎么根据生命成长的感觉来写。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把自己的经验重新清理一遍,把对当代生活的观察写进作品。我发现从十七八岁写中学生生活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的写作基本上都是“与生命共时空”。最近开始出现的雾霾时代的感觉,可能过两年又会变成小说。我五分之三的小说都是这样诞生的。
    2000年之后,进入而立之年,看了大量的书尤其是历史典籍,我觉得写作不能完全跟着体验走,因为这样很容易无法继续。我读的历史材料、历史小说,尤其是几个历史小说家的观念对我影响很大,比如法国的尤瑟纳尔,意大利的翁贝托·埃科。我也读了很多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资料,从汉到唐的900年历史材料以及西域的历史,我都想把它们转化成一种带有“想象的甜蜜”的小说。
    我最近对历史小说的兴趣越发浓厚了。历史小说在我未来的写作里,会继续扩大空间,尤其是我最近一直在琢磨从汉代到唐代的历史。其实历史小说不好写,因为材料看多了以后,特别难以找到一个切口。我想过各种构思,比如说想写一个活了九百年的人,后来读到了波伏瓦《人都是要死的》里面有一个人物奥斯卡活了400年,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也是一个人变男变女在历史中穿行,类似的构思都曾有过。但是我觉得面对历史能展开特别有意思的想象,看尤瑟纳尔的小说,罗马皇帝用声音给自己画一个肖像,翁贝托·艾柯的小说既有侦探小说的外壳,也有像《波多里诺》里一个意大利的古代国家里的“韦小宝”在皇帝跟前来回跳跃的那种想象的甜蜜。所以,我觉得历史小说的写作也是要努力拓展的。
    总之,小说方面的写作基本上是一方面写当代题材,与生命共时空,我要不断地感觉这个时代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把它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就是要展开对历史的想象。这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儿,也是未来的计划。
    关于诗歌,我最近写了一些禅诗,另外我想尝试一下诗歌的叙事性,所以写了28首关于飞机的叙事诗,关于空姐,关于一次环球旅行,包括去年飞跃安吉斯山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飞机要是掉下去,刚好落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打游击了……我会用诗歌把当时的感觉甚至胡思乱想写下来。其实有十来年我一点点写诗的感觉都没有,被生活摧毁了。但是后来我又萌发了写诗的热情,所以我现在对诗歌的热情特别高涨。
    杨庆祥:说得非常好。邱华栋是一个在不同文体之间穿梭的人,他是一个不愿意受到限制的人。我觉得这其实在他的小说里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种自由感,不同文类的穿梭,以及把个体生命纳入到同时空或者历史时空中的想象,我觉得都很重要。
    谢尚发:我想以《重回镜中》这首诗为核心来阐述一下我对邱华栋诗歌的理解。因为这首诗基本上展现了其诗歌的几个主题。粗略来看,“重回”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
    其一,梦的主题。既然是“重回”,肯定有一个所来之处。因此,在邱华栋的所有的诗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就是梦,通过这个梦,重回当年的故地。然而是“重回镜中”,意味着它肯定有一个原乡的想象。于是,对原乡的想象成为邱华栋诗歌中较为密集的意象。与梦相关的,还有黑色,恰恰是因为生活中有黑的这一面,才会在梦中去渴望光明的东西,这就是邱华栋诗歌的精神指向。
    其二,归返的主题。“重回”意味着一个“回”的动作,亦即诗歌中的归返。“归返”这个词比“重回”可能重要。归返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作为空间的存在;也一定要有一个很美妙的记忆,作为时间的存在。我认为,这个原乡更应该是精神上的原来之乡。这个原乡意象,就成为了空间上的代表。但是同时,归返也有第二个意思,即时间上的归返。在诗歌中,邱华栋一再说,我希望我做梦,梦里面,我往下掉,一直掉到我的童年。在童年我看见美妙的经历,然后,坐在这个童年人的身旁,跟他谈一谈我现在的处境和往日的旧时光。这个童年记忆,就是诗歌中时间上的代表。
    第三,是当下的生活。重回的意思中,包含着对当下的不满,这是重回的原因。诗歌中于是就出现了邱华栋在他的小说里普遍表现的一个主题:城市。在书写城市的时候,他用的笔法,我觉得是一种“非诗之诗”。也就是说,这个“非诗之诗”表面上看过去,根本就不像诗。诗人要表现当下的城市,但这个城市并不那么美妙如初,不是抒情性极强的浓情蜜意,他看到了生命在城市中的一种脆弱性,或者说生命在城市生活中的极度贫乏。比如写了一只猫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碾压,诗句就相当于讲故事。但你觉得他表面是在写猫,而恰恰就是在写人。
    当然这类诗歌可能也会遭到别人的误解,这些诗是诗吗?它在哪种程度上是诗?在非诗和诗之间,该如何平衡文体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是可能很多人会有的疑虑。解读《重回镜中》的三个指向和主题,恰好形成了邱华栋诗歌中的三种境界。
    “别有所想的写作者”,他的小说就像是人性的一个个切片。
    张莉:我说一下近几年来对邱华栋作品的整体看法。首先在我印象中,他应该是博览群书和博览生活的人。博览群书,对一个作家来说特别重要,这意味着他的路会走得很远。博览生活的意思,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兴致勃勃的人。他对生活有一种热情,有一种好奇之心,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天赋的小说家天生具备的感觉。在华栋兄和他的文字里都有这种东西,吸引着读者靠近。第二个想法,他是一个“别有所想的写作者”。就是所有的材料、素材在他那里是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书写的。第三个想法,他是一个“在不同的文体间的跨文体写作者”。我心目中最好的写作者一定是凿壁者,就是说一个写作者天然没有文体的边界意识,凿掉各种文体之间的壁垒,这个在他的写作里面,具有强烈的标识性。
    前两天读到《十一种想象》,我特别开心看到他另外一个面向——“关于历史的写作”。关于这本书,我来说几点。首先,小说家写什么,怎么写,其实都代表了作家自己的价值观。作家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写,是有自己的文化立场的。邱华栋选择的就是李渔、鱼玄机、韩熙载、利玛窦。这些人不是生活在正史里,而是属于民间的一种力量,当然他们也不是属于那种被遮蔽的,而是处在正史里的灰暗地带。在这个地带里,每一个人又潜藏着人性的复杂,每一个人都是有趣的。所以,当他选择这些人物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在传达,他要写的就是一种有趣的、鲜活的历史。他写的是短篇小说,通过几个简单场景,你就会发现人物所处的历史和他身上所附着的人性,所以他的小说就像是人性的一个个切片。
    第二点,我觉得他选择历史的方式,最有意思、最让我觉得迷人的地方,就是那种文化的交集。比如他写韩熙载选择的是关系韩熙载生活的三幅图画,这三幅图实际上是对韩熙载的人生三种不同的理解,他既是艺术的,又是生活的。其实写作最重要的就是作家要发现两种文化的交集处,把他的小说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他写的是陌生的人物,采用的是陌生地进入人物、进入历史的路径。比如说他写李渔的时候,是从一个花豹的回忆来折射李渔的人生。还有个例子是,玄奘给唐太宗讲故事,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面镜子,玄奘讲述的域外的故事,像一面镜子反射给了唐太宗。他们两人之间,通过异域的故事,构成了臣子和皇帝之间最有趣迷人、曲径通幽的对话。通过这样的方式,我甚至觉得玄奘的故事里有宗教的意思,他让一个皇帝在某种时刻进行了一次反省。此外,通过对利玛窦整个人生的叙述,小说讲述了中国文化慢慢被接受,中国文明慢慢被打开的过程。
    最后,我想说写作者首先都是很感性的人,但是如果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或者是独树一帜的小说家,他一定要有思想的穿透力。这也就回到刚才我所说的,华栋兄别有所想,对他所面对的生活、历史是有穿透力的。这种穿透力来自哪里呢?一方面在于作家的敏锐性,另外一方面,恐怕在于作家的博览群书。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写作者,他一定是个大量阅读的人,但是这种阅读不是完全像海绵一样吸收,而是说有目的地吸收,然后内化成自己的一种观点,形成穿透力。
    樊迎春:我读的这本是《西北偏北》,大部分是新疆题材的。我们不能说这就是邱华栋自己的经验书写,但却是可以看出他想象和书写历史的方式。我注意到,所有以1983年为背景的小说,在酷烈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故事,有着非常浓厚的抒情味道。根据艾布拉姆斯对抒情的定义:
    抒情是对充满感情的思想的复杂发展变化进行细腻的延伸描写;抒情还可以表述自己力求解决某种精神苦恼的漫长的观察体会与沉思冥想的过程。邱华栋的写作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抒情,一种基于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抒情。
    第二,是关于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对这种语言和抒情的关注也让我想起黄子平论述过的一个概念,就是关于“短篇故事”和“短篇小说”。他说用字数区分短篇、长篇是不准确的,他认为如果只把短篇小说看作长篇小说的片段,那么其实这是“短篇故事”,短篇小说是写横断面的,重视抒情的,弱化情节的,讲究色彩、情调、意境等,他爱到诗和散文那里去串门。我觉得这段话非常贴合我对邱华栋这篇小说的整体感受,他的小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但我也坦率地说,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他去隔壁的抒情和散文那里串门,去得有点多。我觉得抒情和诗化的语言都很好,但“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其中有不少小说的抒情和语言过于压制了小说本身应有的细腻和精致。
    最后,我就说一下这些小说中非常难以遮掩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读到了一些先锋的遗产的感觉。正如陈晓明将邱华栋划归到“晚生代”,在小说的形式开掘确实接近于枯竭时,邱华栋和同代人的写作更多依靠的是对生活理解的不同方式,叙事视点的别具一格,而这可能才是文学永远不枯竭的终极动力。
    《西北偏北》整部作品充满着抒情诗人的影子,才气逼人,顽劣不羁。但西北偏北、季节河这样的地理空间又让这种冲动和青春蒙上沉重和苍凉的抒情味道,所以我想给邱华栋一个命名:“河边的抒情少年”。
    李蔚超:我主要谈邱华栋的《时间的囚徒》。这部小说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百年历史,所以在看小说的时候,我就想看看邱华栋是如何来处理第一代老菲利浦,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分子进入到中国,进入紫禁城,进入那个晚清的历史格局中来绞杀义和团,他是怎样表现的。从叙事的方式来说,在第一时间线,邱华栋是用家族式,口耳相传的方式。那么作为一个家族叙事的话,本身就不会丑化第一代菲利浦,这就决定了这个菲利浦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一定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劫掠和洗劫者。所以它会和我们的现代史讲述是不太一样的,但其实这也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种主流的历史观念的呈现。
    再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电视剧里的主题是清宫戏,在今天,我们的电视剧和网络剧,基本上都是古装的、古典的和架空的。很多网络小说多是靠一个女人的穿越等形成一个诠释帝国的关系。像邱华栋这样的严肃作家,则偏爱通过家族叙事来讲述百年中国史。小说中第二代菲利浦,因为血统原罪——带有法国血统——而被打入监狱。他被改造,辗转于各个劳改农厂、监狱,看到了很多跟他出身相似的外国人在中国的经历。这是一个独特的面向,在我们以前的小说中没有,但是他的逻辑其实还是跟《白鹿原》以来的新时期的历史关注一样。他对那段历史是一种批判的叙写;过去的小说主人公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知识、出身太好,所以出身是原罪,知识是原罪;但是在邱华栋这里,法国血统是原罪。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视角,但是他的历史逻辑还是新时期以来的历史逻辑。
    使我热血沸腾的,是文本中独特和创新的方式,也就是他的第三条时间线——他走出了中国的领土空间到了法国。第三代菲利浦的外表非常中国化;他从60年代文革期间的中国离开,回到了法国,参与了著名的五月风暴革命——经常被欧洲称为最后一场革命。然而这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被预言为在高校中心由知识分子引导的革命,最后是以彻底的失败告终,完全没有引起任何一丝资本主义的根基的动摇或裂隙。而在这个革命之后,60年代整个革命的资源就变成了思想的、理论的和话语的革命,就像罗兰·巴特说的,既然不能上街,我就在文本中革命。这些资源形塑了我们今天对文学和艺术的想象,比如说打开了身体和欲望的界限。
    邱华栋这部小说,让中国与欧洲60年代的革命史在时间线上连接起来,带我们去叩访一段形塑了今天世界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失败的悲壮的革命。当然他更多的是呈现了革命的复杂和艰难,以及最终的失败。所以,第三维度就使得这部小说超出了刚谈到那两个维度,一个是自我他者化,一个是我们当代史的历史观,他在这个维度中,把整个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连在一起。
    他对书写城市、书写北京有非常强烈、明确的自觉意识。
    赵天成:邱华栋对于书写城市、书写北京有非常强烈、明确的自觉意识,他的写作总是与时代最新鲜、最时髦的事物和话题纠缠在一起。他并不是个先知先觉的人,他总是作为一个当局者或者是与时代共时空的人来写作。我想,当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稍微远去一点,开始沉淀出一些我们看得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更能看清邱华栋城市书写的意义。
    我拿到的这本书里有《鼹鼠人》等八篇小说,读这些小说,首先是唤醒了我童年的很多记忆。比如《平面人》里,写到了一个仟村百货商场,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商场之一,但是很快就关门了。这些事物,可以记录和牵连出一些可能会消失的,并且很难再被人想起的记忆。让我欣喜的是,邱华栋对待这些新生事物的姿态,既是批判性的,同时又不仅仅是批判性的,从中可以发现他对生活的朴素的热情和好奇心,还有那种按捺不住的兴奋感。我认为这种渴望和兴奋,是不能简单地用理论的话语,用异化、物化、商品拜物教,用资本力量的这些术语来简单地打发的。
    但总体来说,邱华栋对于城市、资本、现代化,还是持一个批判性的态度。所以我在他的小说中,看到了一种游侠的气质和游侠的情结。“游”是一种游离,“侠”代表正义。比如《鼹鼠人》的主人公,生活在城市的地下管道中。我把他称之为“游侠”,是因为他同时体现了一种游离于社会的秩序、法律和规范之外的一种暴力的力量,他身上还有一种“正义”的东西,就是他们对社会的发展,改革的进程,有他们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这种正义同时也牵连出传奇化的东西,它用传奇化的想象和虚构充实了我们的现实。
    最后,我还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邱华栋的小说整体,已经具有很大的文学体量,它们基本上以系列小说和人物群像的形式呈现。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可以和邱华栋这个名字可以紧密地接连在一起的代表性作品和代表性人物,这可能是一种小小的遗憾,但也可以是一种未来的方向。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大作家,还是需要一部大作品,作为自己一生的注脚。
    陈若谷:我看的这本《花儿与黎明》也是讲述2000年左右的北京城里一对中产阶级夫妻的故事。我特意去网上寻求,我们现在对城市文学的认识是什么角度和立场。孟繁华说,他觉得城市文学的缺陷有三个,其中第三点是说城市文学因为新闻性和纪实性,导致虚构的品质缺失,缺少有超越性的虚构能量,但已经被邱华栋这部小说证伪了,比如“花仙子”和“香女”传说是完全飘忽和虚构的。孟繁华还说了两个缺陷,一是没有突出的人物,像人们所熟知的西方文学谱系里的局外人、零余者,第二个是缺乏青春的气息。孟繁华的评论客观说来也是对的,但我不能完全赞成,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认识城市文学的时候,已经不能再用人物和气息来作为理论的抓手了,靠这两点把不准脉。
    我们需要有新的认识去重新阐释城市文学,城市文学写的不是个体的人,而是人群。因为城市就是一群一群的人,这个样本非常繁杂,而且不能分类。城市本来也是以人群的面貌出现的。个体都消失了,那么青春的气息也不应该理解为社会主义新人的那种朝气蓬勃的气息,群体性的孤独和迷惘不也是青春的气息吗。
    邱华栋的城市文学没有一个传统的参照物,他的城市小说,视角之间互为参照。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动画片《魔方大厦》。只要转动,每一个魔方里面的国家就会改变自己的邻国,城市文学的文本,其实是像魔方大厦这样在转动。你行走在不同的场景里,以不同的身份,处理不同的关系。所以不可能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正面的人物和一种特别昂扬、积极的气息。这跟我们的城市文学本身的衍生地有关系,城市本身就是要求我们快速地处理各种信息,我们必须要压抑自己感性的能量,而用理性的认识去处理多变的世界。所以我们才会产生那种厌倦感。
    这本书《花儿与黎明》,讲2000年左右的互联网兴起,各行各业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得到呈现和发展。但就是因为高效和便利,所以我们的个性化缺失。因为在城市扁平的空间里,个体彰显个性的方式会逐渐趋同。邱华栋的城市文学文本,为时代提供资料,作者本人是旁观的。这是我看待他的城市文学作品的感触。
    陈华积:我觉得《教授》应该可以成为邱华栋的代表作,它涉及到的很多城市生活内容是我们所熟悉的,但邱华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他有着一个整体的设计,相比于早期的短篇小说,它把之前一些比较零散化的对城市人群和现象的书写,很好地凝到了一个城市的链条中。其实我们现在讨论“城市文学”概念,很多时候都将它狭义化了,或者说是固定化了。邱华栋虽然写的是城市现象,但是他给我们提供的思考,其实是关于整个时代的。城市仅仅是其中一个载体,邱华栋试图去建构的,是一个城市伦理的景象。
    《教授》这本书里,设置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即一个中文系的教授,跟一个当红的经济学教授的对话和辩论,然后在其中展开对整个社会图景的铺画。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它有很强大的经济学背景,邱华栋在这种经济学分析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基础文学样态。这样,就能够更好地阐释我们当下的社会乱象,以及人心背离的深层原因。
    作为深入的体验者,他用虚构的方式对时代做非虚构的阐释。
    崔曼莉:我对华栋兄的理解,完全是基于一个写作者的理解。每个作家都有他创作的根源,比如对于五十年代作家来说,他通过乡土来看整个中国的进程。但华栋兄的根源是面向城市的。他是一个深入的体验者,不是一个边缘的作者。他作为一个深入的文化体验者,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的位置上,既深入体验,又全面旁观。
    所以,在邱华栋面前是光怪陆离也好,五光十色也好,这个时代有一个全景被他留下来了。这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办到的,因为深入体验之后很难把自己完全摘出来。这取决于他有一颗少年的心,心灵的能量、活跃度和纯真度使他能够保有这样的立场,他是不被污染的。我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发现通向邱华栋写作的路是这样,他是这样一个少年——在体验所有之后还是纯真的,而且持有写作的梦想,他在写作和观察中都有乐趣。这是他独特的写作来源,与自我生命紧密相关。
    再有,在“非虚构”这个提法出来之前,我就感觉邱华栋是在用虚构的方式对整个时代做一个非虚构的阐释。我通常读一部小说,会完全进入它的虚构当中,我会敲击它的语言和叙述结构,但是邱华栋的文本让你感觉这个时代画卷非常真实,完全可以当作时代资料进行研究。在写作过程中,他的提炼非常特别,没有别的写作者像他这么写。可以说,邱华栋用他的文学创作对整个时代进行了一场人类学的当下的复原。
    张楚:其实我很早就读邱华栋的小说,我印象里刚大学毕业,就买过他的《城市新人类》。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在县城里,就特别渴望知道城里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就在他的小说里想象着城市里的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后来我又读过很多他的小说,我觉得在《正午的供词》里,他基本上把小说的技巧都穷尽了,用了各种各样的小说技巧,包括互文、隐喻,他是一个小说文本的实践者。我还觉得他对都市人的情感的描摹写法,还有专一的程度,在中国作家中,都是很少见的。从我们阅读文学到进入写作,苏童、余华等人是用一种父辈的先锋文学的牵引来指引我们,那华栋兄更像是一个兄长。就我个人的写作经验来讲,他对我进行了一系列文学道路上的指引,起到表率作用。
    孙频:邱华栋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文学界的超人”,他的精力太旺盛,好像身体里有个发电厂在不停地发电,他真的有可以从20岁写到80岁的那种精力。我有两点要特别向他致敬:第一是博大的阅读量,他浩瀚的知识体系让我非常惊叹;第二点就是向他那种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表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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