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年出生于纽约，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耶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他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 精湛的读者 哈罗德·布鲁姆是专业批评家，但他几乎从不在书里加注或卖弄学问；他终生在学院教书，而且是名校，但他事实上对学院各种潮流非常不屑，总要在这里那里批评它们几句；他是高深而博学的批评家，又是一位大众化的作家；他写古典作家，写现代作家，写当代作家。在这一切之上，他还是一位大作家式的批评家，写起批评来可以看似不着边际、权威武断、省略跳跃、大肆铺排甚至戏剧性地夸张。但在他的我行我素背后，是一位理性而谦逊的读者。他的自说自话正是对读者的真正尊重。 这位精湛的读者，在谈到为什么读书时，直指读者的核心，因为那也正是他自己的核心：孤独和自我。阅读即是消减孤独和增强自我。阅读是自我完善，而不是完善邻居或街坊。虽然大家都怀着良好愿望，以为阅读有助于服务社群，但布鲁姆在这方面很实际，认为拯救自己最重要：“除非你变成你自己，否则你又怎会有益于别人呢？”不过他也承认，只要我们通过阅读增强自我，完善自我，我们最终会成为别人的启迪。他不把对别人的启迪视为某种社会功能，因为他反对用社会批评或历史批评的角度来解读文学，更别说用政治角度了。也许，他是把启迪别人视为自我完善的“溢出”，而非“灌输”。在他眼里，文学是自我生成的，社会、历史和现实只是这自我生成的饲料，而不是相反。他这个观点是与阅读增强自我一致的。只有独立于社会和历史的独裁，文学才能真正健康成长，孤独的读者才会真正增强自我。就连作家的自我也被作家自己的写作所增强：“更重要的是作家的作品，是普鲁斯特雄心勃勃的工程对作者本人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作为批评家的布鲁姆，其魅力主要源自作为精湛读者的布鲁姆。他不少隽语妙言都源自这位读者。当他说“文学传统选择真正的作家，甚于真正的作家选择文学传统”时，他不是在写格言，而是在归纳他数十年来的阅读经验。当他谈到阅读的本质时，他偶尔流露于笔端的关于人生的感受，常常是惊人的。“善于阅读是否有助于我们学习如何像塞万提斯模式中的人物那样互相倾听？我斗胆说，要做到像我们倾听一本好书那样倾听别人说话，是不可能的。抒情诗在最强有力的时候，教我们如何跟自己说话，而不是跟别人说话。”这已不是文学批评家笔下的人生感受，而是人生需要文学甚于文学需要人生的写照。 魔性与善性 熟悉布鲁姆著作的读者，应该不难发现，布鲁姆是一位“魔性”派。他对西方文学中的魔性特别敏感，也特别倾心。他推崇以弥尔顿的撒旦和梅尔维尔的亚哈船长为代表的拥抱厄运的顽固精神，欣赏黑色抒情，敬佩消极性的英雄。但与其说他是敬畏这些人物本身，不如说是敬畏作者和正视这些人物所代表的人性现实。 布鲁姆对他眼中英语诗歌最伟大的品质——“视域性绝望”——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认为这种绝望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体验的绝望，而是超越“尘世的黑暗”的品质。同样地，对20世纪几部被他拿来讨论的美国伟大小说所展示的末日景象，布鲁姆也有独特的视域性解释。他认为“意义正是从过度开始的”。他断言，美国小说家们的末日视域所提供的，“远远不只是具有净化作用的消极性”，因为当我们回忆小说中最动人的场面时，浮现在心中的往往是小说人物焕发的高贵品质，例如爱、勇敢、慈悲。简言之，是他们伟大的视域：“以实玛利的视域，惟独他逃生来给我们讲故事(《白鲸》)；奥狄芭·马斯的视域，她把那个无家可归的老头搂在怀中轻摇(《拍卖第四十九批》)；看不见的人的视域，他准备再次回到地面，像约拿从鲸腹中出来(《看不见的人》)。他们全都在某些较高的频道上对你和为你说话。” 就像布鲁姆从这些消极性作品的深沉之处看到其净化作用和高贵品质一样，我们也能够在布鲁姆的魔性美学中看到他“善性”言论的闪光。他引用高尔基的话：“我觉得，在契诃夫面前，大家都感到一种下意识的愿望，希望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属于自己。”接着布鲁姆评论道：“尽管他(契诃夫)没有使我更单纯、更真实、更属于自己，但我确实希望自己能变得更好(尽管我不能)。我的希望，似乎是一种美学现象而不是道德现象，因为契诃夫具有一位伟大作家的智慧，他含蓄地教导我，文学是善的一种形式。莎士比亚和贝克特教导我同样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阅读。” 他在括号内加上“尽管我不能”变得更好，这与他的文学观是一致的：美学引我们上升。实际上最高的美学即是最高的道德，相反亦然。布鲁姆这里说的道德现象，我想更多是指一般具有社会功能的道德现象，而美学现象乃是智慧的吸引力。他谈到卡尔维诺的“智慧”时说：“在地狱中寻找和学会认识谁和什么不是地狱，然后使他们忍耐，给他们空间”，进而评论道：“卡尔维诺的建议再次告诉我们如何读和为什么读：在你的生命中保持警惕，了解和认识善的可能性，帮助它忍耐，给它空间。” 批评学院派 布鲁姆难以忍受当今各种流行的批评时尚，尤其是学院的批评时尚。他把约翰逊的“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改为“清除你头脑里的学院虚伪套话”。在他看来：“当今，很多长篇小说都因其社会用途而受到过分赞誉，一些只应称为超市小说的东西，被大学当成正典来研究。”结果是大学文化沦为“用欣赏维多利亚时代女人内裤取代欣赏查尔斯·狄更斯和罗伯特·勃朗宁”。在布鲁姆看来，“在大学里阅读几乎不被当成一种乐趣来教——任何具有较深刻美学意义的乐趣”。 学院时尚的一个特点是“寻找屈辱的证据”，例如认为“在奥斯汀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杰出的女主人公都总是成为社会专制制度的受害者”。虽然布鲁姆非常清楚这些时尚会过去，另一些时尚又会来取代，但是他还是语气平淡但坚定地说：“我快70岁了，不想读坏东西如同不想过坏日子……我们肯定不欠平庸任何东西，不管它打算提出或代表什么集体性。”但当他看到托马斯·曼笔下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时，他不禁有些凄凉：“我已当了45年大学教师，我觉得必须说一说我对卡斯托尔普的看法：他是各大学一向宣称(在它们掉进现时的自我堕落之前)却从未找到的理想学生。” 在他看来，用意识形态去读经典作品，等于不充分地读。因此他认为王尔德的话对于这个意识形态无远弗届的时代特别有价值。王尔德说：“在艺术中一切都重要，除了题材。”所谓题材，应是指各种主义和社会、历史观念先行的题材。即使对被他纳入讨论的托妮·莫里森，布鲁姆也不给面子。当莫里森要求读者从社群角度来考虑她的人物时，布鲁姆评论道：“我听到一种绝对化的意识形态，所以我回到我在本书开始的论点：为服务于任何意识形态而读，等于根本不读。” 意识形态的解读，当然不限于“政治地”解读。强迫症似的从性、从心理学角度，尤其是从性心理学角度解读，也是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解读。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对托马斯·曼的解读。布鲁姆痛心疾首：“20世纪伟大作家中最反讽的托马斯·曼，似乎已经被失去了。他的新传记一部部出版，而关于这些新传记的书评，几乎总是集中于谈论他的同性恋情欲，仿佛他必须被我们核实为同性恋者，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从而在我们的学校课程中占一个位置。”这类现象已变成一种摧残力，如同极权制度下的意识形态。 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 虽然布鲁姆一再强调不能用社会化和历史化的观点来解读文学作品，但他本人也许因耳濡目染，难免也学了一些敌人的技巧——他时不时拿文学作品来解读当代美国社会以至美国历史！ “如同韦斯特所预言的，现在没有任何国家像我们这样笃信宗教或像我们这样无保留地暴力。只有一小撮美国人不相信上帝，也只有另一小撮美国人无法相信上帝不分彼此地在个人和私人基础上爱他们每一个人。伟大的荷兰犹太裔伦理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曾有一句名言，称重要的是我们学会爱上帝而不期望他也会爱我们。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不美国的言论了。为什么读《寂寞芳心小姐》？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对枪支和暴力的迷恋；了解我们对得到上帝的爱的狂热需要……” “《血色子午线》……那永不停息的暴力狂热准确地描绘我们的过去，频频地代表我们枪支狂热的现在，无疑也预言我们血腥的未来。美国二百年来一直都迷恋上帝和枪支，而且这两方面的迷恋都不大可能退减。我们环顾四周，到处都是格兰顿劫掠者的直系后裔：全副武装的雅利安人地方武装团队、闯入儿童中心和学校的枪击者、炸毁联邦政府大楼的袭击者。科马克·麦卡锡的切题性是绝对的；他是我们的屠杀和宗教狂热的悲剧史诗的荷马。” 这类零散评论增加了我们的阅读边际利润。它们与其说是布鲁姆呆板地从社会化和历史化角度解读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他顺便地对美国当前社会现实发表的一番真情流露且极有眼光极为机智的个人评论。从孤独读者和增强自我的角度看，布鲁姆对美国现实的揶揄，反而证明了文学的超越性，如同另一位以冷眼看待美国现实的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文学引导她“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市侩的监狱、强迫性的地方主义的监狱、愚蠢的学校教育的监狱”。 文学本身的超越性，也使布鲁姆能够以鹰眼似的目光，犀利地透视美国的现实。尤其是，如果我们不去细看这本书的出版日期，我们会以为他像桑塔格那样，是在小布什总统执政的背景下讲这些话的。不！他是刚好在小布什上台前讲的。就在这些话还压在书页间，尚未抵达大多数读者手中之际，“9·11”恐怖袭击发生了，美国入侵伊拉克，继而入侵阿富汗，世界陷入天昏地暗的暴力循环，布鲁姆预言中那位在西方夜里的某处跳舞拉小提琴的霍尔登法官，已换上那支刻着“我也(住)在阿卡狄亚”的步枪，开始另一场屠杀。 而我想，布鲁姆在晚年这部导读著作中，并不是要回到地方主义监狱或世界监狱里来给囚徒们布道——这是社会化和历史化的批评家们的饭碗——而是要与逃出监狱的孤独但心灵自由的读者攀谈。当然，布鲁姆是智慧老人，他散发出来的某种权威口吻，我们有必要予以全面配合并接受他的批评能量，如此，则我们的回报将是丰厚的。他要我们在面对经典时“向发现的无序敞开怀抱”，同样地，我们也应该向他有时看似不讲章法的言说方式敞开怀抱。他要我们在面对经典时具备一种接受力，交出我们的“权力意志”，让作家篡夺我们的想象力，如同我们与人交往：“当你新认识一个人，如果你怀着傲慢或恐惧来开始你们的交往，那将是不明智的。”这不啻是一位经典读者的经典劝导。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