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讲,当元宝把他新出的《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送到我手上时,我忍不住吃了一惊。吃惊的原因,首先是这本书实在厚得过分。我本以为元宝的这本书会是我很喜欢的那种“小书”,薄薄的,拿在手中可卷可舒,可读起来却是很厚实的书,如吕叔湘的《语文常谈》,王力的《诗词格律》那样的小册子。事实上,元宝多年前在向我描述这本即将出版的书的摸样时,就曾提到过这些“大家小识”类型的精心制作。如今这本书如此之厚不仅出乎他的预料,也着实出乎我的预料。而各种各样的书现在之所以越出越厚,无非是出版社想借此提高利润,或者作者想以此显示其成果的“分量”之重,其实,在我看来,元宝的这本书是不需要用这种外在的“厚”来显示其内在的“深”的。因为只有那些没有什么内容的书才需要印得很厚或者很大。 元宝早年以对当代文学的批评成名,近年来又以鲁迅研究的成绩为学界瞩目,以至于很多人把元宝当成了鲁迅研究专家,可实际上,对元宝来说,鲁迅研究只是“节外生枝”而已。他真正用力最勤且耗时最久的还是语言与文学的关系,特别是汉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而元宝的所谓“汉语别史”,简单来说就是汉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所呈现出的“别样”的历史,也即近代以来在汉语中所发生的现代性的体验的痕迹。记得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元宝谈论孙甘露的文章《酿造语言的烈酒》时,就因他对作家语言的敏感吃了一惊。因为我一直很喜欢甘露的小说,他常使用一种精致细密的语言而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悄然带进自己那个同样由语言搭建的神秘莫测的世界之中,这让我为之深深着迷,却不能求甚解,直至看到元宝的这篇文章我才恍然有所得,因为他敏锐地指出,甘露小说语言的华丽与繁复似与近代以来上海话的“唯我独尊”及“洋泾浜”色彩有关联。而如此独出机杼且别有会心的解释,既让我觉得耳目一新,也让我对他这样一个搞现当代文学的批评的人会对小说家的语言如此重视并且有着如此别致的思考感到奇怪。虽然我是个作家,但我却是出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我知道,这个专业的研究更重视文学的“意义”,而非文学的“形式”,其路径无非是作家作品的思想研究,或者再扩大一点,拓展到文学史与思想史的研究,大部分人对于文学语言的研究既不在意,也不敏感,更不在行。 但这个谜很快就解开了。因为之后不久,我们就因缘得识并成为挚友,而元宝送给我的第一本书就是收有他评论孙甘露的那篇文章的《在语言的地图上》。我这才清楚,元宝并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出身的人,他硕士时曾随应必诚先生学文艺学,博士又随蒋孔阳先生治美学,他的博士论文做的即是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研究,其中的《海德格尔存在论语言观》更是他的得意之作。文学研究虽也注重语言,但毕竟还是将其视为“工具”的时候更多一些,哲学则习惯将语言当做存在或世界本身,因此海德格尔方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以为,元宝由哲学对语言的重视,特别是由海德格尔对语言的关怀切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汉语的绵延与开展,以从中思考现代汉语的形成及其与文学之间欲说还休的复杂关系,就是《汉语别史》这部书的由来和旨趣。正因为对语言问题格外重视,元宝才对书中的各篇研究文章的写作风格也特别在意,所以,这部著作虽然为关书关理之书,读来却不乏别才别趣。如他居然敢让表面上风牛马不相及的郭绍虞与德里达相对比,以前者从汉语的语言文字的分殊对文学史的划分比较后者对声音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对文字的重视。从这个角度讲,元宝的真正的学术研究路径,也还是偏向西方的所谓“诗学”一路。在该书后记中他也提到,他想讨论的中心话题,“是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在一系列语言论争中暴露出来的观念,是一种观念史研究”。当然,这种观念,最主要还是关于语言也即关于存在的观念。 早在五六年前,元宝就对我说这本书要出版,可因为种种原因,直至今日方得以付梓,而在此期间,有不少曾受到元宝在这方面的研究的启发或者影响的学者的相关论题的专著陆续问世,以至于本为先行者的元宝的研究反而湮没不闻。作为老友,自然有时为他抱不平,可他并不以为意。因为元宝当初做这些研究本来就是从兴趣出发,所以,虽然在我看来,这本书并不是理想中的摸样,但好歹还是印出来了。想到这里,却也足以让人转嗔为喜了。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1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