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李洁非在当代文学研究著作《典型文案》中提出了“物”的概念，他自承这种说法是受法国批评家戈德曼对新小说流派评论的启发，“当今世界好似一架拥有自动调节装置的现代机器。在这个世界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都受到这种机械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支配”（《新小说与现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说共和国前三十年文学与法国新小说流派表面并无甚相似之处，但揆度内里，却自有微妙所在。罗伯-格里耶等新小说作家在挑战传统现实主义的过程中，寻觅到世界之“物的结构和属性”，延伸至文学实验中；而新中国初始时期的作家们，恐怕既无此心思亦无此勇气，他们面对“物”时代，自由创造突兀地停滞，反而被“物”层层缠绕，缚住手脚，进退失据，于是，人、事、史盘根纠结在一起，已不仅关涉到文艺，整个时代的悲剧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典型文案》是一部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的著作，因为其对那个时代与文学的另一面之揭示，这源于李洁非的敏锐目光与抽丝剥茧的爬梳剔抉功夫。作者说自己有对探案、推理的浓厚兴趣，而《典型文案》恍如在做“案情解析”。我想，之于这“物”时代的人事与谜案，作者之用心独具，显然是为我们提供了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文本———传统教材或未必“有暇”言说与解释的。 人，在历史著作中的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而文学家在文学史中更是有着顶梁柱的位置，如提起唐代文学，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宋代为苏东坡、陆游、辛弃疾，直至现代文学，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也会首先跳入我们的脑海中。可一旦视线进入共和国前三十年文学，以往的惯用方式似乎不大好使了，作家还在，且不在少数，可总有些地方不一样了。究其根由，这是一个“物”时代，所有作家均深陷于体制与制度中，其创作不再是个体的自主和自发行为，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才情和对文学的不懈追求，而是对“物”时代之形势政策的忠实诠释与绝对顺从，甚而是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的精心揣摩，否则难免招来无妄之灾。如李洁非所说：“过去，作家作品的成败，一般从其自身找原因，而在当代，必须从社会总体找原因，其自身原因却退居次要乃至微不足道。” 有如此种种，我们大约可以明白如作家老舍，建国后创作了十多个剧本，为何除《茶馆》外大多难以卒读，本色当行的小说创作基本放弃，十七年中仅留下写了八万多字的残本《正红旗下》，让后世读者惋惜不已；而沈从文更是完全停止了文学写作，因为其以往对湘西的出色描写已不适应新时势的需要，只有转行去历史博物馆工作。《典型文案》中，李洁非论述茅盾的一章即取名为《寂寞茅盾》，自有微言大义，“文革”中隐居家中是寂寞，前十几年所受尊崇对茅盾来说又何尝尽为荣耀，内心的寂寞与何人说？“说来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二十世纪中国的长篇小说巨匠茅盾，未尽其才。” 体制恍如一只怪兽，一旦运行起来，自有内在的自足性，其强悍的力量令人不得不叹服。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后，虽有毛泽东主席的点名表扬，也未能使作者王蒙免于被打成右派，以致几十年后还有人问王蒙，毛主席保护了你，怎么还会有如此命运？面对这笔“糊涂账”，当事人自己也只能说“不知道”。李洁非作为研究者，充分发挥自己探案的本领，做“谜案辨踪”。“假如我们目光只徘徊于毛泽东和王蒙这两点之间，这困惑确实无法驱除。但是我们大抵忽视了‘现场’是一个更加开阔的空间”，国家的政治处于波谲云诡之中，即使有毛泽东的五次点名表扬，具体的操作者也不肯放松对某些“迹象”的警惕，因为他们在这个体制中浸淫太久了，深晓里面的弯弯绕，王蒙在劫难逃。事实证明，他们又对了。 这样的状态，可以让我们想到电脑的程序，只要使用它，就会被裹挟其中，按照固有的模式运转。记得以前曾看过作家汪曾祺参与样板戏《沙家浜》创作的资料，只要进了此笼，祸兮福兮，均由不得个体来做主了，一切所谓的荣耀与灾难自有“程序”安之若素地完成。李洁非也讲述了刘绍棠“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的前前后后，可叹在于，当事人趾高气扬于自己的少年得志、飞黄腾达，却蒙蔽于所有这一切仅为其时国家“文学生产方式”下的一只虚骄其外的蛋罢了。这其中的虚妄之处，可与在电影《黑客帝国》中，人类发现自己很可能只是电脑程序的虚拟物对比，科幻与政治，表面不搭界，有时却有暗通款曲的惊异。 如果要寻觅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解剖标本，周作人必然是上半叶的最佳选择，因为其大起大落的经历与幽微难明的精神历程，对此的专题研究不仅量多，且极为深入；而下半叶呢，郭沫若为当然之选，《典型文案》对其选择用意是显而易见的。难得的是，李洁非不仅摒弃了“维护与辩解”或“贬损与鄙夷”，还以客观的讨论，且极具创见地追溯了郭沫若早年现实生活的长期困窘导致了其精神历程的演变，“接近十年时间的穷偃不起，不特造成生计的艰难，也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满屈辱”，生存与理想的冲突，导致当事者做出了“抛别自我”的选择。而一旦进入了大一统的“物”时代，这种与时势“揽腰共舞”的姿态愈演愈烈，终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李洁非的这种分析，平实而有说服力，虽未必是“郭沫若难题”的必然之答案，但终究为有益尝试。另外，对舒芜与《〈回归五四〉后序》的研究亦是达到相当的深度，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探索着力良多。 对“物”时代的人事与谜案之探究，忧心实多，苦痛实多，李洁非本意是改变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除“文学”外未剩下什么的状态，而我们看到，他在“考辨梳拢，抉微索隐”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将自己的忧与痛尽数投了进去，文字在客观的研究剖析下常隐含感情与锋芒，有着于历史的负责与当下的关怀。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1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