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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提供了我们在研究中西文化与学术交流问题时经常重视不足的一个方法，即对修辞学方法的引入，不仅满足于讨论其对象“说了什么”，还要看“怎么说”，即使同样的主题与内容，不同的讲述方式揭示出言说者各自的动机与立场。  《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 李奭学著 三联书店 2010年9月第一版 451页，42.00元 2006年秋，我在图书馆读到台湾学者李奭学先生的新著《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台北联经，2005），深感此书对研究近世中西文化与学术交流的意义。盖因晚明耶稣会士入华，往往被定位于宗教、科学两个方面，近年来又开始有人研究当时西方绘画与音乐的东传。而李氏在此书提出的则是一个未能有研究者深入过的问题：“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所谓‘西学’的内容，是否包括‘文学’？” 当时，我正好刚刚翻检钱锺书先生的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一过，发现钱先生早就曾提到过晚明中国读书人对西方传教士的文辞、故事、理致几个方面的关注，他在旁征博引之间，判断“明季人于西教尚能识真，远胜清季人之妄诞”（《容安馆札记》第749条补白）。仔细想来，这个判断背后似有原因可寻：明代的心学传统比较容易接受“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说（此语本自陆九渊），于是一经听闻，于心于理契合，便认为可信。比如，耶稣会士说有天堂和地狱的世界，中国读书人立刻想到的是《酉阳杂俎》里记载有人掘井深于常井数倍后听到地下传来车马声（见张萱《疑耀》卷四“地下有世界”）。李世熊便认为：“西学之粹者，与吾儒何殊。”（《寒支二集》卷四“与雷扶九”）邹元标也说，利玛窦所传播的“天主学”，“与吾国圣人语不异”，“中微有不同者，则习尚之不同耳”（《愿学集》卷三“答西国利玛窦”），这可代表晚明读书人的普遍观念。而清季之士人，大抵多少是沾染一些乾嘉学术的气味，凡事喜欢讲实证，尤其是异域知识，非亲自目见（至少也得是“同我族类”者所见所记）而不能相信的，于是对西学之内容大为排斥。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究竟是哪一点吸引了晚明士人的兴趣，双方交谈之后，又是哪些内容会使得一部分读书人心悦诚服呢？过去往往大都着眼于器物层面，如自鸣钟、千里镜之流，进而论之，似乎也就在于天文历算，如此说来，泰西之来客，似乎与波斯天竺之幻人大同小异。事实并非全然如此，李奭学先生从语言问题入手，注意到罗明坚、利玛窦等人自南北上后的一个尴尬处境：原本学的口语方言，并不适用于整个中国，口头传教必须改成书面的语言，原本修道会教育中所学过的亚里士多德“例证修辞学”得以派上用场。在西方的古典世界，修辞术是用在口头文学上面的技艺，利玛窦起初常常表演的“西国记法”，便与此有关。而面对中华文明深厚强大的书面文化，这些耶稣会士也得借“书写”来“讲道”，其对象也就只能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 李奭学先生所拟定的书题，“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令我们立刻想到库尔修（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的名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古》（Europ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事实上，作者的自序中便首先得意地点明了这一点。这个关系并非仅止于书题而已，看过此书可知，作者关于晚明耶稣会士的学问根柢的探讨，最为过人之处的一点，便是他对拉丁中古文献的熟稔。此前也有西方学者发掘利玛窦等人中文著述里的西学原本，早就找到古希腊罗马的那些经典上面去了，也有人反过来将这些耶稣会士关于古典文化的认知塑造成与当时之文艺复兴背景下的“人文主义者”。这两种研究观念，都显示出对西方中古文学与学术的陌生。而李先生能将这部分资料彰显出来，才使得我们看清楚耶稣会士群体的真相。作者注意到，与近代西士在非、美二洲的传教方式不同，明末在华耶稣会士写作并出版中文书籍至少有四百五十种，这些“证道之书”继承了欧洲古典教父对异教徒以例证和譬喻进行“劝化”的著述风格，其中包涵有流行于中古欧洲的拉丁文修辞术和取材于古典文学的证道故事，这两个方面都可上溯于希腊、拉丁古典文学与学术的源头中去，反映的是耶稣会士在中古学术传统中的古典学识。 本书的副题，为“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所谓证道故事（Exemplum一词系拉丁文，有“例证”之意），指的是带有教谕或警世等道德功能的短篇叙事文学作品。写《外族名将传》的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有部佚作，即题为Exempla的，便是一部罗马历史人物的轶事掌故集。像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本纪》，也都被归为这一品类之中。中古时期，证道文学大盛，但是作为修辞手段，援引古典故事并非首选的方案，因这属于异教徒的文学，权威地位不可与《圣经》相提并论。然而李奭学先生认为，“伊索式寓言与西洋古典轶事神话乃晚明证道故事的主力之一，早经中世纪证道艺术的催发而演变为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媒介。”（三联版，第146页）。这背后的原因，除了避免汉域之儒家学者们的反感，也很可能与耶稣会士身上所习染的欧洲“十二世纪学术复兴”风气有关，除了李先生提到的里尔的亚兰（Alain de Lille）《讲道的艺术》一书势必具有的深远影响之外，还有如沙提雍的高提耶（Gautier de Chtillon）所写的《道德训诫集》（Moralium Dogma），几乎满篇都是西塞罗、塞涅卡等古代异教徒们的论说，也可能同属于耶稣会士写作灵感的源头。西方中古漫长之历程，其文学、学术风尚亦是富于变化的，并非始终划一的“万古如长夜”。以为中古的教会人士只读《圣经》，或是看到耶稣会士津津乐道于古希腊罗马，便以为他们是文艺复兴一代人物，都是非常简单粗糙的认知。 李先生对晚明天主教东传文献中证道故事（Exemplum）的考察乃是此书的主干，分成四章，先后讨论的是四种故事类型：寓言、世说、神话和传说。 提到寓言，我们立刻都会想起最早翻译伊索故事的金尼阁《况义》，以及利玛窦等人的中文著作里面也有译述过单篇的伊索寓言。此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从耶稣会士对这些故事材料的天主教化及华化的处理入手，关于前者，李先生首先梳理了伊索寓言在欧洲的版本流衍，重点讨论的是耶稣会士对古典寓言以天主教精神进行的取舍与铺陈、改造。如利玛窦《畸人十篇》中有一段故事：“狐最智，偶入狮窟。未至也，辄惊而走。彼见阬中百兽迹，有入者，无出者故也。”这在Babrius版的希腊文诗体伊索寓言中，揭示的是狐狸善于从他人之难中吸取经验的智慧，而“利玛窦新编故事，从中读到的讯息却是我们物故后荣登天乡的天主教灵见”。除此之外，李先生还提醒读者注意，明代原本就具有良好的寓言文学传统，以至于郑振铎称之为“寓言的复兴”。这一点可能也是触动传教士启动这一文体的原因。进一步言，不仅要合乎传教目的，也需要配合当时中土的文学风尚，甚至令伊索寓言合乎儒道。这一点也引起了中国士人的兴趣，例如上文所提到的李世熊就曾仿照金尼阁《况义》写作寓言体的《物感》二卷，不仅是故事情节的模仿，修辞寄意上也有相似之处。 “世说”一词盖指chreia，此语出自希腊文，意为“有益者”，可视作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的“史例”（罗念生译作“曾经发生的事情”），似乎合乎中国人“以史为鉴”之说。但西方教士所采用的材料，多为希腊罗马历史人物的轶事，于是更类乎《世说新语》之类书籍中记载的嘉言懿行，其中往往以追记古代名人私下的点滴思想与言语，来起到证道的效果。最常为耶稣会士所提到的，是犬儒哲人第欧根尼、苏格拉底和亚历山大大帝，他们也是欧洲中古文学常见的人物。耶稣会士们的追记，颇多捏造之语、附会之词，如此一来，“世说”的历史价值早已丧失，在作者看来，历史真实人物在世说中的惺惺假言，“正是修辞的开花结果”。而神话与传说，自然更不必多言，也多是出自希腊罗马时期，自从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二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蒙（Clement of Alexandria，三世纪）直到弗耳根修斯（Fulgentius，五六世纪之交），这些基督教作家已然将往古异教内容的诸神故事视为可以用来解释《圣经》的文本，而在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里，又往往策略性地变成了带有儒家经典思想面目的一种言说。需要指出，这一策略，也促动东西交流的此岸发生反应，有些中国人开始努力整合中西文化的思想渊源，例如李元音《十三经西学通义》、刘凝《觉斯录》中的《天主之名非创自西域泰西》等。 总体上看，李奭学先生此书明显具有几个重要的意义：其一，揭示了西方深厚渊雅的古典文化传统最早是在晚明时候通过耶稣会士证道故事的方式进入中国的，这提高了我们对明末西学东渐之过程中人文学科方面的重视；其二，促使研究西方中古文学汉译史的学者注意晚明这一阶段，比如《罗马人事迹》（Gesta Romanorum）一书，今之学者以为1922年谢六逸所译《海外传说集》是最早的译介，我们读了李先生的研究，方知在利玛窦等人的著述已有相关的内容讯息渗入其中［近年李先生在这一方面有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如指出崇祯十年艾儒略所译的《圣梦歌》是最早的中译西方诗作，原本即英国中古诗歌《圣伯尔纳的异相》（Visio Sancti Bernardi）］；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此书提供了我们在研究中西文化与学术交流问题时经常重视不足的一个方法，即对修辞学方法的引入，不仅满足于讨论其对象“说了什么”，还要看“怎么说”，即使同样的主题与内容，不同的讲述方式揭示出言说者各自的动机与立场。 此次三联书店引入简体字本，名之曰“修订版”，并无大的改动。主要是将“另外古典”（讨论印度文学在耶稣会士著述中的影响）从附录位置挪为第六章。部分内容有所增补，比如第72页注释2中，关于李世熊的研究状况，作者补上了近年新见的学位论文材料。再就是多了几张书影与插图。然而也有不幸的退步之处，部分的外文字样出现了讹误，书中不多的希腊文被排印得一塌糊涂（可以第142页为例）。当然，瑕不掩瑜，虽然迟到了五年，《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依然是值得我们认真研读的学术典范之作。近闻李先生正在写他的新著《晚明翻译文学》，我们热切盼望简体字本可以在第一时间就与大陆的读者见面。 原载：《东方早报》2011-03-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