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0年柯尔施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名为自己与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别具新意的解读辩护，到1955年梅洛庞蒂正式将“西马”作为一个理论思潮来看待，“西马”已经走过了将近半个多世纪的道路，并且，其至今仍处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在重新发现马克思之余，也重新燃起了对“西马”的兴趣。当然，我国思想界对“西马”的认知也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即将其视作“反面教材”以对其进行批判，而真正从学术的角度予以关注却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近年来，也已从早期的介绍与引进为主逐渐进入了研究阶段。除了相关译著不断出版之外，各种研究著作也陆续问世，这其中，既有对单个代表人物的研究，也有将“西马”作为一个整体的思潮进行的研究，而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名介绍“西马”发展历史的教材也为数不少。但我以为，由北大出版社于2010年推出的兼具上述三个方面特点的北大哲学系教授仰海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可谓其中的翘楚之作。 首先是因为该书所遵循和体现的理论的逻辑性。该书虽名为教材，但显然并未遵循教材的体例来写，举凡教材常有的常识性的“桥段”，如对研究对象的生平的介绍，对其所处历史阶段的概貌的描述等，都一概略去，而是以“西马”的哲学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线索，来建构和梳理“西马”的历史。如以《在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之间》来统摄赖希、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人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精神分析的方面的探索，以《消费社会的哲学反思》来概括列斐伏尔、德波与鲍德里亚等人的理论背景及潜在框架等。因此，相对而言，它更像是面对专业读者的一本研究性的专著而不是一本普及性的教材。这大概也是作者在《后记》中声称本书是“一本专著式的教材”的原因。 其次，是该书所具有的整体性的历史眼光。这也是作者所坚持的要在马克思研究中贯彻总体性原则的一个尝试（见仰海峰《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总体性原则》）。此前，作者已经相继推出了《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2004），《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2006），《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2009），是故，该书也很自然地融进了他对这三者的思考。而我觉得，正是有了对马克思，葛兰西以及鲍德里亚的思想体系的系统的把握，才使作者在揭示“西马”的理论逻辑时产生了整体性的思维。因此，对于作者在该书中将马克思，葛兰西以及鲍德里亚等人所阐发的理论理解为历史性的产物，也就可以理解了。他认为，以这三个人为代表的思想所对应的正是自由资本主义，组织化的资本主义与后组织化资本主义三个阶段，这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命名的这三个阶段的思想特点的合理性的由来。显然，作者对“西马”理论所产生的历史情境的强调，是其对理论生产所具的整体性的特点的重视。如在谈到列斐伏尔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所作的批评时，就特地指出，小说主人公布鲁姆的那种沉浸于琐碎的日常生活的“庸俗”的精神是与马克斯韦伯在《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中所描述的那种禁欲与自我奋斗的资本主义的精神相迥异的，而其原因，即与当时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转向组织化的资本主义阶段相关。 再次，就是贯穿这本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作者的理论解析方式颇受阿尔都塞的文本解读方法的影响，在阐发各人的思想时，大都从其思想的“问题式”与其“症候”来切入，以对其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方案进行“还原”，从而让人可以借此得以理解其“思想的思想”。如在对赖希等人的理论进行剖析时，就特别注重他们对当时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的思考的角度与分析的要点进行展示。不仅授人以鱼，还授人以渔。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有以上诸点，该书才既有历史的观照，又有整体性的逻辑，还具有很强的理论概括力，因此得以建构了一个开放式的描述“西马”理论展开的框架，在容纳已有的各种观点之余，为其将来的发展预留了认知的空间。这一点可以称得上是本书的最大的突破。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代的青年学人，尤其是生于“六○后”的学人已逐渐成为学界的中坚力量，而不断推出有分量的研究专著的仰海峰教授，亦可看作是这一代学人在马克思思想研究领域已经崛起的一个例证。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5月6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