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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英博士新著《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研究》，致力于明清小说大面积的分题材研究，尤其是神魔小说的表现手法如何广泛地渗透到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混类现象”。 该书上编“宝物崇拜在明清小说中的表现及其功能”，对《西游记》、《封神演义》、《西游记》进行定量分析，描述出宝物形态有宝珠、宝瓶、宝钹、葫芦、宝袋、宝镜、宝伞、宝幡、宝帕、绳索、仙草等，施加时往往要念动咒语。宝物有囚敌、毙敌、驱敌、吸魂、现形、隐形、隐藏兵器和军队、长生功能等，宝物叙事艺术手法有想象与夸张，构设悬念及补叙交代，类比与示现，铺叙与渲梁，不断重复的套语等。宝物情节模式其往往与明清小说人物形象相契，是小说以神怪斗法塑造人物的一类“相关配备”。宝物是构成英雄人物之所以奇特的条件或成因。下编“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若干来源与文化意蕴”，分别就宝珠、宝瓶器物、宝镜、返生草及柳的植物崇拜专章论述，可以说是体例完备，体系构设完整。 注意以实例揭示明清小说与宗教、神秘崇拜的关系，尤其是宗教及神秘崇拜的文学化、小说化过程探讨，是刘著的一大特点。迷恋宝贝，是人类众多民族的天性，中国古人也不例外。中古时期印度佛教的外来影响裹挟着波斯、西域诸国的寻宝识宝传说，构成了盛行于唐代的著名的“胡人识宝”故事系列，它与明清小说中的宝物崇拜关系，是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史上的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刘著明清小说中的宝物崇拜研究，正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视野中获得明确的结论。 该书注意多学科理论的综合运用。宝物崇拜既然有着人类普遍心理的根据和时代的差异，那就必然要涉及这一心理、习俗的传播、扩散和相互影响的问题，文学与民俗、心理学的联系也是题中之意。而这种富有人类天性的神物崇拜心理，与古人的想象力扩展、追索先进兵器的积极性至为相关。该书特辟“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研究的现实意义”作为全书结尾，突出了本研究课题在小说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直接间接意义。 该书材料丰赡，涉及面广且史论结合，原创性大。作者的阅读非常广泛，前期准备工作也做得比较充实，对于这一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的题目，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深入的分析。明清小说能否作民俗史、心态史的材料，加以审视和利用？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多年以来，由于受到学科分工分科过细的影响，我们的民俗学界比较重视民间口传的故事，不大重视物态化为小说文本的材料，加上明清小说数量众多、版本复杂、辩伪艰难，至今还存在着不少悬案。给这项研究带来了难以回避的困难。刘著能够抽茧剥笋、不避繁难，给后读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刘卫英《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责编：曲弘梅) 原载：《太原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