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是思想的战场,不是亡灵的画廊”,因此,所谓“当下性”必定是“思想者”的当下意识,是由思想者把研究对象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进行精神对接所激活的历史有效性,于是,这个“当下性”就不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成为一个意义概念、一个精神概念、一个价值概念。张福贵先生著《“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所书写的,正是被思想者高昂的主体批判意识所激活的一份历史精神。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鲁迅”,或者说,每一个思想者都在用自己的智慧诠释鲁迅并言说自己。这,既构成了时代思想的多样性也构成了人类思想的历史性跃迁,而鲁迅正是借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复活在当下”的。 张福贵先生思想视野中的鲁迅是打着鲜明“张氏烙印”的鲁迅,一个充满了批判性、思辨性和忧患情怀的“严密的思想整体”、“完整的精神世界”。至为关键的是,“张氏鲁迅”是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被人们争相拉下神坛的“凡人鲁迅”呈现出鲜明对比的“这一个”。作为资深鲁迅研究专家,张福贵先生不会没有注意到鲁迅作为“人之子”所具有的“凡人性”。但是当“贬鲁迅”成为风潮、“骂鲁迅”成为时髦的时候,他所提炼的正是一份精纯的思想所具有的现实批判力度和对未来的启示意义,恰恰不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凡人”所必然会有的“皮袍下面的小”。 张著的另一处迷人风景是他的“思辨性”、“论辩性”和“逻辑性”,这是张福贵学术的标志性特征。我们在阅读中会时时被一种论战的热情和力量所冲击,这种热忱不仅仅是来自于著作者的性格,更是来自于一个时代的更迭以及在这一更迭中著者面对“鲁迅精神”所遭遇的质疑、解构甚至诋毁所产生的痛感与忧感。 在很大程度上,鲁迅价值的升降导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这也是福贵先生著作中直接的对话者和潜在的论战对象。对于这一自上世纪末以来迄未终止的“保守主义”思潮以及由其所推涌起的五颜六色的思想泡沫和光怪陆离的实践,张著在《绪言:鲁迅离我们有多远》中给予了“匕首投枪式”的批评,同时也给出了鲜明的回答:“相对于求新求变的鲁迅等人的文化选择来说,‘保守’永远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的词典上最多余、最应极力取消的一个词!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大人文景观,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盛本身即说明这样一个令人痛心和难解的事实:由鲁迅等文化先驱所开辟的‘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是一个至今尚未完成的跨世纪的历史课题。”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一个判断太过鲜明,以至于刺目刺耳,缺乏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既……又”的“学理式”风格,但实际上,著者正是要抛弃那些“左右逢源”但又“不痛不痒”的说辞,基于他的认识做出毫不含糊的判断。鲁迅所主张的“文人品格”——“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于此可见一斑。这种“明确的是非与好恶”更源于一种“入世”的热忱和锐利。张福贵先生作为“热血青年”的根性和心性与“五四精神”有着近乎“天然”的精神关联,这使他的整个精神气质和学术品格都激荡着“五四”式的创造性、批判性和青春气息,绝无学究气,绝无名士气! 《“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 张福贵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5月15日0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