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方志是中国一项源远流长的传统,古人认为方志有“资治”、“教化”和“存史”等功用,而今人则因其记载一地之事甚为详备具体,网罗宏富,保存有不少正史、野史中所未记录的资料、数据,誉之为“一方之全史”。 宋代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世方志学家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序》中指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两宋时修志思想趋于成熟,修志体例、取材范围等也渐为定型和完备。 当时的朝廷甚为重视方志的修纂。北宋初年就有州县图经每闰年(后改“再闰”)一造送、诸路图经十年一上之规定。州县方志的编纂,成为各地方官员的一大职责,从而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州县方志著作。而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亦使得大量出现的州县方志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对后世方志编纂的影响深远。 同时,宋廷在诸路诸州造送图经的基础上,编修天下图经。其中以翰学李宗谔等“领其事”,成书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的《祥符州县图经》(亦名《祥符诸道图经》)成就最高。史载《祥符诸道图经》修成后,“中书门下牒别写录颁下诸道图经新本共三百四十二本”,宋真宗“又诏重修定大小图经,令职方牒诸州谨其藏,每闰依本录进”。北宋时期的各州郡图经多依其体式编纂,至南宋时,虽然其书多有散佚,但各地盛行的修志之举,亦被认为是祥符修志的继续。 宋朝方志大体以各级行政区划为范围纂修。宋朝行政区划分路、州(府、军、监)、县三级。依宋制,诸州府皆需修方志以送献朝廷,一州之志还需一修再修,不断更新。而州府纂修方志,往往又令属县搜集其域内相关材料报送州府以备采用,从而促进了县志的编纂。因此,有宋一代的州县方志之种数、卷帙当十分巨大。但卷帙浩大的宋代州县方志,因岁月久远,屡经兵燹,留存至今者仅区区二十九种、五百余卷(包括残存者,如《乾道临安志》十五卷,今仅存三卷),其中撰于北宋者,仅有两种、二十三卷。又传于今世之方志多为州志,县志仅有南宋所修之《剡录》、《云间志》、《玉峰志》、《玉峰续志》、《仙溪志》五种、二十一卷,另有镇志《澉水志》一种两卷。其余均已佚。但宋、元各类文献以及明、清方志中引录宋代方志甚众,为后人认识、研究宋代方志提供了重要线索。 对于宋朝方志,清代学者已甚为重视,但卷帙浩大的宋朝方志大多失传,给后人研究带来困难,故清人主要是校勘、整理当时传世的宋志,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佚之宋志,然后加以抄录、刻印传世,并以序跋形式记录其传录、整理宋朝方志的情况以及研究宋志之成果,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至20世纪初,方志研究者渐众,其中以张国淦之成就最著,其成果汇成《中国古方志考》一书。其书体例略仿朱彝尊《经义考》,凡属方志之书,无论存佚,概行收录。虽其收载范围自秦、汉至宋、元,但以宋朝方志为多,其可明确认定为宋朝州县方志(不包括地图、风俗记、人物志等)者有近七百五十种。此后,有洪焕椿之《浙江方志考》,徐复、季文通主编之《江苏旧方志提要》等著作,以及一些单篇论文,大抵皆论述某一地区的历代方志;而涉及宋朝方志者,多具体研究某一种宋朝方志,而未见就宋朝方志整体情况进行全面考定、研究者。 为此,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顾宏义教授穷数年之力,多方搜集资料,精心考究,撰成《宋朝方志考》一书。其书专为考辨宋朝方志而作,其中纂修时代难以判断、考订其为两宋者,概未著录,共考订宋朝路、州、县、镇之志(包括存佚)计一千零三十一种,较《中国古方志考》所录增多近三百种;又如《浙江方志考》著录宋朝浙江州县方志(不包括山水志、古迹志、风土志等)有一百十八种,而本书收录浙江方志达一百二十八种。此外,本书卷末附有《方志名索引》和《著者索引》等,以方便阅读使用。 (《宋朝方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10月出版,估价80.00元) 原载:古籍新书报 2010年09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