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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流派——盛唐时代的边塞诗派。它以自己的独特题材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以自己的独特风格为唐代诗坛也为我国古代诗歌增添了绚丽的色彩。这个诗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高适与岑参，文学史上并称为“高岑”，他们虽然都以边塞诗著称，但细看二人诗又有不同，用比较方法，通过具体分析，能发现他们各自特点及异同。 高适，字达夫，一字仲武，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适生于702年，比李白、王维小一岁。他早先家境贫困。元代辛文旁《唐才子传》说，高适年青时，性格落拓，不拘小节，不喜欢当时人都热衷的科举考试，而经常混济于一些赌徒中间。但他的名气却传播的很远。20岁时，高适到长安求官没有成功，于是他就在今河南省开封、洛阳、商邱一带漫游了很长一段时间。唐玄宗开元19年(731)高适到了北方边疆，参加征服契丹的战争，他想在边塞寻找一个报国立功的机会。虽然这次他没成功，但在这段时期内，他却熟悉了边塞和边塞生活，并写下了不少边塞诗，表露了他对当时边境战争的看法和希望，以及为国立功的抱负。天宝8年(749)高适50岁时，由一个朋友宋州刺史张久高的推荐，捞到了一个封丘县县尉的官职，然而他过不惯这种小功利的生活，写诗说：“拜仰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他不愿卑躬屈膝迎送长官，不愿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于是弃官出走，到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作掌书记。天宝十四年(755)，安䘵山、史思明叛乱爆发，高适协助哥舒翰守卫长安的平彰、潼关。潼关失守哥舒翰被俘，高适奔赴皇帝的行寨，向唐肃宗陈述了他对战争的看法，受到唐肃宗的重视。从此高适官运亨通，历任淮南节度使、西川节度使，散骑常侍等重要职务，并且被封为渤海侯。《全唐诗》按语说：“开元以来，诗人至达者唯适而已。”意思是讲，开元以来的诗人中，在仕宦道路上如此顺利通达的只有高适一个。 高适的诗歌反映社会生活比较广阔，也比较深入。长期的仕途失意使他感触颇深的是仕途的艰难。他的许多诗篇在抒发胸中苦闷的同时，抨击了社会现实中丑恶的一面。自浪游梁宋而至任职封丘县期间，他长期“混迹渔樵”，比较接近下层，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关注。如《苦雨寄房四昆季》、《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东平路中遇大水》、《封丘作》等，分别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在天灾和赋税压迫下贫困痛苦的生活，表达了诗人对他们深切的同情。他在晚年所写的《酬裴员外以诗代书》这首长篇巨制中描写道，“归军剧风火，散卒争椎埋。一夕瀍洛空，生灵悲暴腮。……纵横荆棘丛，但见瓦砾堆，行人无血色，战骨多青苔。”真切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 高适的许多诗篇抒写了他自己要立功边塞的壮志，描绘了戍边将士保卫祖国的豪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同时也揭示出唐朝军队内部的黑暗现象，揭露的也很深刻，并表示了诗人的深深忧虑。高适的边塞诗，气骨遒劲，笔力浑厚，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征战生活和他报效国家的热情。这是高适的边塞诗思想内容的突出特点。他写道：“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塞上》)，“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北使经大寒，关山饶苦辛，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答侯少府》)，“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这些真切的描绘，使他的边塞诗在内容上显得很深刻，从而增加了他的创作的思想深度。 岑参(715—770)，世居江陵(今湖北江陵)，后迁至河南。他的曾祖父、伯祖父、伯父都官至宰相。父亲作过州刺史，但在他少年时代便已死去，家道从此衰落。岑参自幼从兄读书，能刻苦自砺。二十岁到长安献书求仕，并未如愿。三十岁左右应举及第，作了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天宝八载，他首次出塞，赴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为僚属，天宝十载返回长安。天宝十三载，他再度出塞，为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属下判官，至德二年回朝。前后在边塞共六年。回朝后，任右补阙，官职时有迁调。大历元年赴蜀，卸任后死于蜀中。 岑参的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天宝八载出塞前，诗人仕途失意，写了一些感叹身世之作和一些艺术价值较高的写景之作，其中有不少为人们赞赏的名句。至德二年诗人自边塞归来后，曾写了一些较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反映了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揭露了官军将领的腐败和权贵的气焰，反映了当时政治中黑暗的一面。这个时期的一些写景诗也比较出色。在诗人的创作中最光辉的时期是边塞生活时期。这一时期中，诗人创作了许多前人从未写过的诗篇，以独特的面貌为诗歌题材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从而使诗人在文学史上赢得了不朽的地位。 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不止一次地抒写了自己立功边塞、慷慨报国的理想。他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写道；“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丈夫！”这种豪壮的诗句正是诗人内心的写照。这里虽然包含谋取个人功名的内容，但正如诗人所言，“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送人赴安西》)，“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这种理想是以爱国主义为其主线的，它所表现的不只是诗人自己，而且是一代有志文人的积极进取精神，感情是饱满而健康的。 戍边将士保家卫国、艰苦奋战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岑参的边塞诗中也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等篇，都从不同的侧面歌颂了戍边将土为保卫祖国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战斗，所表现的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以及唐军的浩大声威。初唐以至盛唐时代，唐帝国国势强盛，天宝后期，唐王朝内政虽趋腐败，但安西一带兵力仍相当强大。岑参诗篇中那种豪壮的气势，正是以强盛的国势为背景的。在描绘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活的同时，诗人还满怀激情地歌唱了西北边塞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和新鲜奇异的边塞风物。漫天飘舞的飞雪，突兀炎热的火山，神异奇特的热海水，千姿百态的火山云，以及婀娜多姿的民族舞蹈，秀色媚景的天山奇花，都被收入他的诗篇。《白雪歌》、《火山云歌》、《热海行》、《天山雪歌》、《优钵罗花歌》、《赤骠马歌》，仅仅是这些诗题本身就已使人感到心旷神怡，美不胜收。边塞生活是艰苦的，而边塞风光又是无比壮美、无比可爱的。这些诗篇至今仍能激发人们对祖国边疆的热爱。 “边塞诗”是以描写边塞地区景物，反映边防将士的生活、战斗、思想情怀的诗篇。边塞诗的起源一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诗经》中《釆薇》、《东山》等篇章可以说就是边塞诗的最早萌芽。汉魏南北朝时，也有一些作家写了一些边塞诗，而唐代写边塞诗最为流行，尤其是盛唐时期。盛唐时期诗人或多或少都写过一些边塞诗，而以专写边塞诗著名的则是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焕等人。后世因此把他们称作边塞诗派。边塞诗之所以在盛唐特别流行，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盛唐时期汉族人民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互通有无，交流非常广泛。但同时也存在着睦邻间的矛盾。当时北方民族突厥、契丹、回纥以及西北的吐番等少数民族，都以游牧为业，对骑马打猎都十分熟悉，他们凭借于此，一到草深马肥季节，就瞅机会搔扰边境，而唐王朝为了保护边境安全，保护贸易交通的正常进行以促进经济发展，也经常以攻为守，进行反击。有时唐朝统治者为了扩张势力，或者个别将领为了邀功请赏，也主动侵略少数民族。因此，自从武则天临朝秉政到李隆基天宝年间，在东起辽宁东部，西至青海、新疆几千里的边境线上，烽烟时起，战争频繁。盛唐边塞诗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由于边境战争连年不断，因此参军从战成了盛唐人民生活的一项内容。一些青年男子血气方刚，想到边境上去杀敌，去立功，他们把从军参战看作是一种理想，不少青年勇跃戍边。在这一基础上，盛唐时期，大量优秀的边塞诗人涌现出来。高、岑就是这群诗人中双峰并峙的人物。 高、岑诗歌的共同特点：都以七言古诗见长，内容多描写边塞战争，风格雄放。他们的创作都共同为边塞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他们的手中，边塞诗扩大了自己的表现范围：丰富的生活图景和复杂的社会矛盾都在他们的边塞诗中反映出来；他们以自己丰富的边塞生活阅历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描绘出大风和大雪，沙漠和冰崖，飘扬的大旗，威武的大将，飞奔的骏马，雄壮的军乐等，从而构成无比生动、无比壮美的艺术形象；他们又以浪漫的笔调充满激情地描绘了边塞生活，即使是边塞上艰苦的征战，在他们的笔下也带上英雄主义的色彩，而边塞上的冰天雪地就更充满了活力和热力，因为这种生活是同他们的理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而使他们的边塞诗篇一洗苦寒色彩，而充满昂扬情调和激动人心的力量。高适和岑参在边塞诗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为唐代诗坛增添了光彩，而且为后代，尤其是宋代爱国主义诗篇的大量出现奠定了基础。 当然，高适和岑参创作上的风格和成就也并不完全相同：岑诗题材不如高广泛，高除边塞诗外，还有反映个人早年坎坷遭遇的诗和反映人民疾苦的诗。而岑参一生三次出塞，对边塞生活十分熟悉，他的四百首诗中边塞诗占了大部分，边塞以外的内容则不突出。就高岑的边塞诗而论，高适以思想深刻取胜，而岑诗的内容丰富多样，则胜于高适。他们的边塞诗都写得豪迈雄壮，而高诗偏于雄厚，即常于豪迈雄壮之中显出厚重深沉，岑诗则偏于雄奇，即常于豪迈雄壮之中显出奇丽俊拔，高诗常寓理于事，岑诗常寓情于景，在艺术创造性上，岑诗似乎高于高诗。 高适诗的特点，以政治家的眼光去分析边防问题，以政论的笔调，表现自己对战争的意见，深刻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病，同时流露出对士兵的同情，对将帅的讽刺。他的名作《燕歌行》集中地表现了这些思想。 岑参诗的特点，是以诗人的敏感去描写战斗生活和边塞风光。他的诗有的以悲壮有力的笔触，描绘战争场面；有的揭露军中苦乐不均的现象，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表示不满；有的以真切朴素的语言，表达思乡怀友之情，而他最突出的诗是以浓重的色调描绘西北边疆的奇异景色，以及将士英勇报国不畏艰苦的精神。他的诗感情炽热、气势磅礴，以奇特的想象造成鲜明的诗句，奇伟瑰丽而又富于生活实感，形式富于变化，音调悲壮明亮。如用—个字来概括，岑诗特点就是“奇”。他的诗奇诡而不失于险怪，因为他是把自己对边塞风光战斗生活的体验，概括提炼成为诗的。 《燕歌行》及《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以下简称《走马川行》)是两人的代表作。这两首诗生动地描绘了唐代边塞生活图景，揭示出复杂的社会矛盾，艺术上都有所创新，为唐代诗坛增添了绚丽色彩。但这两首诗无论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一定的差异。现以此为例，分析一下高、岑诗歌之异同。 高适的《燕歌行》在继承和融汇前人同题诗歌中“征夫思妇”内容的同时，着意把主题移到边塞军情及其内在矛盾上，这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社会意义。全诗用简练的笔墨，写了某次战役。战火燃起，兵士们慷慨赴边，辗转苦战，但由于将帅的腐败而战败被围。接着写久戍起相思，最后诗人直接评论，总结全诗。 《燕歌行》围绕着戍边战争这条主线，多力面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边塞征战生活：有战士们意气昂扬的出征；有边塞烽烟滚滚的战尘；有征夫思妇深情的思念；大漠萧条的深秋景色；有将帅尽情享乐的腐败生活等等，全诗内容十分丰富，几乎包含了所有边塞诗人笔下的题材。尤富特色的是，这些内容在诗中不是简单拼凑和堆积，而是通过诗人的艺术取舍、勾联，把一幅幅各自独立的画面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十分广阔而又和谐的边塞生活画卷，使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这画卷中得到真实的展现。“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两句，如点睛之笔，使全诗思想意义更加深刻：刀光剑影中战士在浴血苦战，而将帅帐下则是美人在杯光酒影中轻歌曼舞。诗篇在广阔反映边塞军事生活的同时，有意揭示了封建制度下军中官兵尖锐的阶级对立。在诗人看来，将军的腐败正是造成边塞战士痛苦生活和战斗不利的原因，为此诗篇结尾呼唤李广式的、能体恤士兵的将领出现。可以认为，就内容广阔同时又思想深刻这点而言，此诗在整个唐代边塞诗中是鲜有其匹的。 《燕歌行》的内容是如此繁富，相比之下，岑参的《走马川行》内容就比较单—。全诗着眼于—个“送”字。逢西境入寇，送王师出征；写将士行军，艰辛备尝。以饱满的激情颂扬官军的声威，表现出征将士不畏艰苦，奋勇抗敌的英勇气概和必胜信心。诗的开头写“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竭力渲染风沙猛烈，环境险恶，正是为了突出将士们不畏艰险的精神，从而歌颂出征者勋业之不平常。这首诗写出了边塞地区的奇异风光，写出了那个的时代特有的慷慨激昂，给后人以极大的鼓舞。 这两首诗的艺术风格也不尽相同。同样是描绘边塞风光，在高适笔下是“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边庭飘摇那可度，绝城苍茫更何有”，以旷远、凄凉的衰败景色，暗示战斗失利、战士的辛劳和牺牲，着意渲染悲壮的场面。 岑参的诗则是用夸张的语言为读者描绘了边疆奇异的景象。“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写得多么有声有色，动人心魄。“—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更是气势不凡，且带有怪异色彩，“碎石”却“大如斗”，而且居然满地乱走。这种用语真是奇而又奇，这种夸张不同凡响，为他人笔下所无，因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诚如唐代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评论的：“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边塞的严酷自然环境，到了岑参笔下，使人不感其苦，只觉其奇。如果说高适《燕歌行》读后是凄恻动人的话，那么岑参《走马川行》则是令人感奋。 在写作手法运用上，《燕歌行》着力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讽刺。从大段落看，出师时的铺张扬厉与战收后的困苦凄凉是鲜明对比。从贯串全篇的描写来看，士兵的出生入死与将军的纵情声色是对比，结尾又以李广与今将军作古今之比。多组的对比充分表达出诗人对现实的有力讽谕。 《走马川行》则主要用典型的环境和典型的细节来描写唐军将士勇武无敌的飒爽英姿。“平沙莽莽”句写天，“石乱走”句写地，三言两语写出了狂风怒卷、飞沙走石、遮天蔽日、迷蒙混沌的景象，生动地匀勒出环境的艰苦，以衬托将士们的崇高精神。接着又用“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等细节来刻画将军的警惕和军队的整肃严明。诗中写边地奇寒，没有用千丈坚冰等字眼，而是通过风如刀割，战马身上汗水成冰，以及幕中砚水冻结等细节刻画，笔墨酣畅地表现出将士们斗风傲雪的战斗豪情。 两诗均是七言歌行，高适是沿用旧题，另铸新意。岑参则干脆自创新题。在诗歌韵律上，《燕歌行》为适应内容重在对比的需要，多用对句，如“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等，这些句子不但在意义上相对，而且文字、声调、平仄都对仗。古诗原不必严格讲求格律，诗人特意安排这些律句，表明他是有意识地借助于近体诗的对偶格律来加强诗歌的对比效果。而岑参则在韵脚上显示特别，《走马川行》不像一般歌行体那样隔句押韵和多句转韵，而是句句押韵，三句一转，韵位密集，换韵频频，读来音调豪壮激越，节奏鲜明急促，尤如一首战斗进行曲，催人奋起。 总起来说，这两首边塞诗都写得豪迈雄壮。《燕歌行》于豪迈雄壮中显示厚重深沉，是现实主义的；《走马川行》于豪迈雄壮中显出奇丽俊拔，是浪漫主义的。这可能与两位诗人的眼光不同有关。如前人评述的：高适是以政治家眼光看边塞风云，常常寓理于事；岑参则以诗人的眼光写边塞风光，常常寓情于景。不论怎样，两位诗人都以自己的诗篇为边塞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