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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中国宝卷，最初得自前辈郑振铎先生(1898-1958)《中国俗文学史》和本师赵 景深先生(1902-1985)的启示。景深先生常说：他是得到郑先生的启示和指导，才走上了中国俗文学史的研究道路。郑先生在1958年便不幸逝世，我无缘直接受教，但郑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一直是我的必读书。一部已经翻破了，又去找来一部。 1955年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入校之初，便对 景深先生教的“民间文学”课(当时称“中国人民口头创作”)特感兴趣，此后便追随先生学习中国民间文学。1960年本科五年毕业后，经先生力荐，我进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班继续学习。除了随朱东润、蒋天枢、王运熙、鲍正鹄、王欣夫等导师学习古代文学系列专题和版本目录学，随蒋孔阳老师学习美学课外，我先是跟 景深先生学习中国俗文学(民间文学)史，接着又奉命专修中国戏曲史。那时，每周到 景深先生淮海路四明里家中(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拆迁)上课，常在二楼书房环壁的书架上找书，东壁书架最下层角落里放的是宝卷。先生向我们讲到宝卷，但那个时候研究宝卷不合时宜。1964年4月底，由朱东润先生主持，我的毕业论文《南戏“拜月亭”研究》通过答辩正式毕业，离开复旦，到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汉语文专业教书。 如今回忆起来，我在复旦中文系本科和研究生班读书时(1955-1964)是很幸运的。那时中文系的讲坛上群星灿烂，老一辈学者都六十岁左右，朱东润(1896-1988)、王欣夫(1901-1966)、蒋天枢(1903-1988)、刘大杰(1904-1977)、赵宋庆(?—1965)和语言学家吴文祺(1901-1991)、张世禄(1902-1991)等教授，都在教学一线;鲍正鹄(1917-2004)、胡裕树(1918—2001)、蒋孔阳(1923——1999)、濮之珍(1922—)、王运熙(1926—)等老师正在盛年;也有许多年轻的后起之秀，如潘旭澜、章培恒等老师。我得亲聆诸位老师的教导;诸位老师言传身教，不仅传授给我们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教给我们做学问的文德和方法。我离开复旦多年后，老师们还关心我。1981年，我在扬州筹编戏曲曲艺史不定期论丛《曲苑》，朱东润先生欣为题签，并予鼓励;1985年，先生书宋晁冲之诗勉励：“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静夜读书，每对先生的法书，便精神一振。 1979年我调到山东大学任教， 景深先生便将我推荐给前辈关德栋先生(1920-2005)。1981年我离开山大，奉命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为前辈任半塘先生(1897-1991)建立词曲研究室。临行，关先生嘱我注意与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有关的讲唱文学，比如苏北地区流行的“道情”和世俗和尚们演唱的“散花”。在山大时，关先生便有集合同道，编纂《中国讲唱文学丛钞》的计划。1982年我按照关先生的意见，拟出《中国讲唱文学丛钞》第一辑10种的计划和编辑体例，同时承担《宝卷丛钞》和《道情丛钞》的编纂。这一计划虽然后来因出版方的原因而放弃，但我对宝卷的研究也由此开始。此后，关先生对我的宝卷研究，一直给予关心和鼓励。 我当时决定研究中国宝卷，一是出于对民间信仰问题的关注，二是考虑开拓“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在80年代初，宝卷研究仍是一个“冷门”，也遇到许多敏感的问题。我在业余从事这项研究，没有经费支持，困难重重。但是，20多年来，我得到过国内外许多前辈学者和友人的支持。 1984年，前辈李世瑜先生知道我在系统整理宝卷文献，便鼓励我不要受他的著作《宝卷综录》(上海中华书局，1961)的束缚(我原来计划编一本《宝卷综录续编》)，编出一本完整的“宝卷总目”来，并把他搜集的几份手抄宝卷目赠给我。 大概在1986年，日本研究中国宝卷和俗文学的著名学者泽田瑞穗先生知道我研究宝卷，亲笔题签将他的著作《增补宝卷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托友人赠给我，那时我才发表过几篇读宝卷的笔记。此后，在1996年，我拜托年轻的朋友大部理惠君(时为日本外国语大学博士院生)，请求翻译先生著作中的部分内容，供中国研究者参考。泽田先生很快授权同意，这就是与友人佟金铭教授合译发表在《曲艺讲坛》第3期(天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1997)上的《宝卷的系统和变迁》。 1990年后，关德栋先生介绍我我去拜见前辈周绍良先生(1917-2005)，周先生对我研究宝卷有求必应。我最初读到的几本孤本宝卷，都是他提供的。1998年我的《中国宝卷总目》在中国台湾出版后，周先生和友人程毅中、白化文先生便主动推荐此书在内地出版修订本，周先生并赐序鼓励。友人刘魁立、刘锡诚、陈平原等先生，在关键时刻都曾给我以鼓励和支持。 友人马西沙、韩秉方先生在1994年将他们的著作《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赠给我，他们的研究对我启发尤大。我对明清民间教派宝卷的研究，多借鉴他们和时贤的研究成果。研究民间宗教的年轻朋友宋军先生不仅让我看他收藏的卷子，还将他一本稀见宝卷打印出来，供我参考。 台湾大学曾永义先生在1996年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中国文学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在会议上我发表了论文《中国宝卷的发展、分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这是第一篇系统介绍我对中国宝卷研究所得的专题论文。我同曾先生是1991年在扬州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散曲研讨会”上认识的，近20年来，曾先生不仅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对我的生活也多关照。上个世纪90年代我的研究成果没有能力“协作”出版，曾先生先后推荐在台湾出版了我的《俗文学丛考》(学海出版社，1995)、《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学海出版社，1997)、《中国宝卷总目》(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台湾研究民间宗教的年轻朋友王见川、李世伟等先生，对我的宝卷研究也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李世伟先生2002年任花莲师范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代所长，极力推荐我的《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一书收入该所《民俗文化丛书》，得以出版(学生书局，2002)。 多年来我在各地从事宝卷田野调查，没有经费支援，多赖各地佛头(宣卷先生)和他们的“斋主”以及各地文化界的某些朋友们热心帮助，提供方便。我同许多佛头成为朋友，如江苏靖江的赵松群、陆爱华先生，苏州的金文胤先生，有时我就吃住在他们和他们的斋主家中。 在我研究宝卷的过程中，我还得到过众多海内外朋友们的支援和鼓励，恕我难以一一列名。谨向所有支持、鼓励我研究宝卷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多年来也有许多海内外学者来我处(或通信)讨论宝卷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我的思路。他们赠送的许多有新见的研究成果，使我感到此道不孤，后继有人。 1996年我的宝卷研究始被批准列入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批准号AZW020)，得到一點经费资助，这些经费使我在1997年按章奉命退休以后，能继续进行这项研究。 作为国家课题，本书早已完成。我无力“协作”，出版一直拖下来;自然，这也给我不断修订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何林夏先生、雷回兴女士亲临寒舍，决定按照我的要求出版这本书。山西大学尚丽新教授、世新大学丁肇琴教授和她的学生陈冠豪等同学、泰山学院的周郢教授、常熟文化局的叶黎侬先生等，许多年轻朋友帮我校对本书的引文，特别是尚丽新教授审阅本书全部校样，并提出许多修改的建议。这些年轻的朋友的帮助，使本书减少了许多疏漏和文字错误，深致感谢! 虹桥退士泰安车锡伦 2009年3月12日修订于京华客居 《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2月出版，小16开，特精装，书前有彩色插图32页，正文720余页。定价238元。网上有折扣书。 原载：《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