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风东渐”总被人挂在嘴边，在这一进程中，西方思想的译介和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历了一段不正常的封闭期之后，自改革开 放起，中国对外国思想文化的译介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各种来自西方的新思潮(其实本身未必是最新的，但对隔膜已久的国内知识界和 文化界而言仍然是“新潮”的)席卷中国。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卡西尔的《人论》两本并不算通俗的学术著作在当年的销量，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天文数字。
    因为职业和个人兴趣，笔者一直对德语著作在中国的译介颇为关注。德国思想文化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由来已久，其影响之深远有目共睹。近些年来，对 德意志思想资源的推介之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本文试图简单勾勒德语人文社科著作在当前中国译介状况，囿于篇幅和个人眼界，不可能面面俱到，希读者和行家 谅察。
    德意志“盛产”思想家，他们对人类精神史的贡献巨大。中国学术界也一向推重德国思想，对古典大师的研究和翻译不遗余力，他们的一些重要著述很早 就被引进中国，如黑格尔、康德等。近些年，学界启动了一批“重大项目”，重译经典。李秋零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已于5年前完成，邓晓芒和杨祖陶也重 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而篇幅更大的《黑格尔全集》翻译工程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有规划，但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最近商务印书馆又重新启动了该项 目。而在此之前，人民出版社也开始了另一套《黑格尔全集》(所依据的底本与前者不同)的翻译工作，部分卷目已经以单行本的形式面世。
    孙周兴目前正在主持翻译《海德格尔文集》，计划出版30卷，他同时也是正在进行之中的《尼采著作全集》的重要参与者。而另一部《尼采注疏集》事 实上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尼采全集》，所不同的是，《尼采注疏集》系列中除了尼采本人的著作外，也将国际学术界有代表性的经典研究文献纳入其中，具有开放 性的特征。这两套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和读者的极大关注，与之相比，另一套《尼采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则鲜有人关注，目前也只出了三卷。由此看 来，德国经典哲学著作的翻译和重译方兴未艾。笔者推测，在不久的将来，谢林、费希特、叔本华、狄尔泰、齐美尔等人的大型文集或全集中译本也将陆续问世。
    不仅是上述“古典”大师，德国20世纪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家的著作近年来也被陆续介绍到中国。这些著作之所以被翻译成中文，除了自身的学术价值 外，国内的意识形态状况及学者自身的旨趣也是重要的原因。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阿多诺、霍克海默，第二代的哈贝马斯，第三代的霍耐特等人的代表作都是 在近一二十年里被译成了中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说起哈贝马斯，我想起前些年随着他的作品进入中国，国内学界对他特别关注。在访德期间，我先后结识了几位德国社会学研究者，请他们谈谈对哈贝马 斯的看法。他们的答复颇为一致：在社会学家的眼里，他是个哲学家，在哲学界，他被认为是社会学家，但没有人怀疑他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而 卢曼则是德国学界公认的社会学大家，但是中国国内对他的译介很少。即便是知名度不亚于哈贝马斯的阿多诺，其大部分著作都没有被译成中文，个中原因很多，作 者学问渊博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试想，如果译者没有哲学、社会学、美学、音乐学的背景，如何能准确理解并翻译他的《音乐社会学导论》。
    另外一位是战后重要的思想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布鲁门伯格，前不久他的《神话研究》中译本问世。我猜此书的出版有各种因缘 巧合，因为并不是他影响最大的作品。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其接受程度和作品本身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并不一定相称，这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与此同时，我们也欣 喜地看到本雅明作品系列、舍勒作品系列正在陆续问世，而我也更期待阿多诺、卢曼、埃利亚斯、布洛赫等人的作品能够陆续译成中文，以一种比较完整的形式与中 国学界和读者见面。相对于名著重译，我个人觉得，重要作品的首译更有价值。
    笔者对德国历史比较感兴趣，不妨也略陈己见。德国通史、断代史类的译作在国内有一些，规模最大的当属《德意志史》(商务印书馆，4卷8册)。但 是这套通史成书年代较早，已经不能反映最新的德国史研究成果了，而且由多人合译，译文质量有些问题。近些年，德国史学界推出了好几部质量上乘、集大成式的 通史，至今未见有中译本问世。除此之外，国内还出过几种单卷本的德国通史、断代史类译作，但大多数是英美学者的作品，水平也高低不一。并非说非德语作者写 作的德国史就一定水准不高，问题在于，从学术背景来看，这些书的译者多出身世界史或英文专业，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或细节时，由于缺乏对德国文 化的总体认识或者对德语的掌握很有限，容易导致误解误译。而考察现有的这些译本，这方面的问题的确不少。
    就题材而言，还有一个现象颇值得注意。在德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内出版界和读者似乎对纳粹德国和二战这一阶段特别感兴趣。相关作品很多，大多为英美人所写，但翻看一下有关希特勒和纳粹军官的传记作品，发现其中不少书的历史观也很有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德国近现代的史学非常发达，名家辈出。但是他们的大多数经典著作迄今都没有中译本，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最近听说，有一些年轻人有志于做这方面的 工作，说服出版社推出一批作品，例如兰克、特赖奇克、蒙森、布克哈特等人的史学著作。当代德国也有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史学家，他们的著作被零星介绍到了国 内，例如科卡的《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相比之下，他的英美同行伯克、达恩顿已经有多本著作被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国内对德国史学 缺乏足够的认识，加之德语译者难寻，是重要原因。
    最后说一说笔者比较熟悉的文学类作品。相对于英语、法语、俄语、日语文学而言，德语文学在普通读者中的认可度并不高。这并不等于说德语作家和作 品的知名度不高，比如歌德、席勒、托马斯·曼等大家，很多文学青年都知道，但一说到阅读，就望而生畏了。德国文豪莱辛曾说过：“哪个人会不称颂克洛卜施托 克呢？可是谁会去读他？不！我们不要受人尊崇，我们要人们好好读我们的作品！”德国文学向来被认为思想性强，可读性弱。这种看法未必错，至少说出了部分事 实。
    所以在诸多的德语文学作品中，可读性强的在中国的传播就比较广泛，茨威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不仅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大概在世界范围内，也 是最受欢迎的德语作家之一。但是在德国有这样一个现象：太受读者欢迎的作家和思想家，学界往往会看不上。学者喜欢的是有“深度”的作品，例如穆齐尔的《没 有个性的人》、布洛赫的《梦游者》、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等。在德国大学，如果学生跟导师说想以茨威格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大部分导师可能会以“异 样”的眼神暗示他的不赞同，或者干脆毫不客气地否定这个选题(当然做茨威格的接受史研究则另当别论，因为这可以算作是一个具有”学术性”的题目)。亨利 希·曼的作品也是类似情形，至今在德国仍不乏读者，但却为学院派所轻视。他的重要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然而今天也鲜有人问津了。
    黑塞也是一个有趣的个案。早年间，他的作品也是不为学术界重视，因为其不少作品的题材跳出了西方文明主流的框架，充满“东方情调”。然而随着 《荒原狼》等几部作品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还被拍成了电影，黑塞才逐渐为德国文学研究界所重视。为什么黑塞显得“另类”呢，因为他是一个“失败者”。他辍 学后，当过学徒和售货员，最后自己写作。写作之余，爱在自家院子里打理花草，把自己晒得黢黑。他对东方哲学很感兴趣，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中国、印度哲学的东 西。传统的德国学者带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眼光，看不上东方的智慧。但一次大战结束后，西方没落的预言似乎应验了。在人们开始反思西方文明之时，作家这些带有 东方情趣的作品就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黑塞作品中的许多元素颇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所以其作品在国内颇受欢迎，有众多译本。市场上有三套规模比较大的黑塞作品集，分别由上海译文、 上海人民、上海三联三家沪上的出版社推出。不久前，译林出版社黑塞作品集也陆续面世。这样的“热”绝非偶然，对于出版社而言，有销售预期才会这么做。看 来，黑塞对中国读者仍然具有吸引力。
    对于中国德语研究和翻译界而言，有一则消息引发了圈内人持续的热议：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卫茂平将主持翻译《歌德全集》，其工作底本为德国的法兰 克福版《歌德全集》，是当代最权威的歌德全集之一。译作规模预计在3000万字左右，约40卷至50卷，其中有大量内容为新译，值得期待。这是迄今为止中 国德语界最大的翻译工程。编委会的目标和定位是“做成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全、最权威的《歌德全集》评注版汉译本”。歌德是与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 人比肩的文学巨匠，但其无论从传世作品的规模还是体裁的多样性而言，歌德作品的翻译难度无疑要大于其他各位。
    我最近在读卫茂平的散文集《新腔重弹旧调的余响》，其中收录了一篇文章，提及他很早就在考虑将歌德著作全面译成中文。上个世纪，日本有两套完整 的歌德作品全集，而同期我们只有几部作品的汉译本。直到上世纪临近尾声时，两套规模中等的《歌德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0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4卷 本)才姗姗来迟。一旦《歌德全集》竣工，对于国内绝大部分不懂德语的读者来说，可以借此重新认识歌德，有机会去阅读很多之前没有阅读过的歌德文本，是件非 常好的事情。对于国内的人文学术界而言，这套作品也会有很高的价值。
    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对德国经典作家作品的译介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像《席勒文集》(5卷)、《海涅全集》(12卷)、《卡夫卡全集》(10 卷)这类大部头的出版，为中国读者和研究者全面理解这些作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继《布莱希特戏剧集》(3卷)出版15年之后，另一套《布莱希特作品系列》 日前也陆续问世，主要收录作家戏剧之外的其他重要作品。这体现了一种趋势，经典作家的译介正在向纵深发展。20世纪其他一些著名作家的重要文本也都系统地 被译成中文，例如《托马斯·曼文集》《君特·格拉斯文集》以及伯恩哈德作品系列、彼得·汉德克作品系列等。
    还有一个在国内出版市场上具有共性的现象：一旦某位当代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就会被大量介绍。最近两位获奖的德语作家是耶利内克和赫 塔·米勒，这两位此前还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女作家的作品被很快译出，随即陈列在书店。检视译文后便会发现，问题真是不少。出版界的急功近利绑架了译者，坏译 文伤害的不仅仅是读者，更重要的是作者本人。
    与此对照，那些并非热点、却重要得多的作家作品更值得出版界和译者垂青。《德国浪漫派文学丛书》《当代瑞士文学丛书》这类译丛，《毕希纳全集》 《克莱斯特作品精选》《诺瓦利斯文集》《巴赫曼作品集》这类作家选集都是值得称道的积累性工作，读者可以借此了解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地域或作家，加深对 德语文学的认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玉书创立的《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迄今已出8卷，选译了诸多之前从未译成中文的德语文学作品，功莫大焉，希望这一刊 物能够继续下去。
    在出版界和译者的共同努力下，一些以难译著称、在世界文学中享有盛誉的德语文学杰作也在近几年与中国读者见面，例如《一个没有个性的人》(穆齐 尔)、《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德布林)、《浮士德博士》(托马斯·曼)。据说诸如《维吉尔之死》《梦游者》(布洛赫)也正在翻译之中，这些都是很值得期待 的译作。
    最近十多年，德语诗歌的翻译呈现了一个新高潮，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策兰等重要诗人的作品被系统地翻译，某些诗人的作品甚至先后出现了 多个选(译)本。此外一些不太为国人所熟知的德语诗人的作品也有了汉语读本，《傅立特诗选》即是一例。而《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的出版则标志着研究型的诗歌 翻译已经出现，且起点非常之高。
    综上所述，德语人文社科著作的中译工作在近些年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尽管如此，仍有很多在德语思想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品至今尚无汉语译本。这 既是遗憾，也是对学界、出版界、译者的激励和鞭策。我们期待着更多、更好的译作出现，无论是对于中国的学术发展还是对于读者而言，都将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