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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先生的诸子学研究真正做到了博观与精思，可谓“目光如炬、心细如发”，跳出了原有学术研究“崇古”或“崇我”的态度，以平等对话姿态面对诸子，以期还原先秦诸子完整的生命学术历程，沟通我们的时代与他们的时代，解码诸子思想中的文化基因，以此来破译中华文明源头的文化密码。杨先生多年来的学术研究道路始终坚持以“大文学观”的治学思路代替“杂文学观”与“纯文学观”，努力探索建立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特色的学术研究方法，使中国的学术研究具有一种开阖阔大的大国风范。杨义先生正是本着“重新认识自身的文化”之目的，达到了国学研究的“原创之深刻”[1]。 杨义先生每一次的学术触角所解决的问题都是开创性的，这也正如杨先生自己所说：“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2]。杨义先生在此次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便是提出了“全息”研究，是对诸子还原的基本方法与关键所在。杨先生在书中序言解释道：“所谓全息，起码应该包括诸子书的完整真实的文本，与诸子全程而曲折的生命，以及上古文献、口头传统、原始民俗、考古材料所构成的全时代信息。这一系列信息源之间相互参证、相互对质、相互阐发、相互深化，用以追踪诸子的生存形态、文化心态、问道欲望、述学方式，由此破解诸子篇章的真伪来由，诸子思想的文化基因构成，诸子人生波折在写作上的投影，诸子著作错杂编录的历史过程及具体篇什的编年学定位。”[3]在具体方法的学术实践上，杨义先生总结了还原诸子的五个脉络，分别是家族脉络、地理脉络、诸子游历的脉络、年代沿革的脉络以及诸子的编辑学[4]。杨义先生在研究过程中多是从这五个方面入手，发现诸子研究中的不足与缺陷，并以此进行深入思辨，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对诸子的生命历程的发生学研究，做出了动态的描绘，使得诸子形象在读者面前栩栩如生，实现了历史研究中的“在场感”。《老子还原》中，作者运用了人文地理学、民俗人类学、口头传统、家族姓氏制度、文献与训诂、考古与文物、历史编年学等诸多领域；《庄子还原》中，作者动用了地域文化学、人文地理学、姓氏谱系学、深层心理学、自然生态学、历史编年学、地方志研究等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墨子还原》中，作者综合了人文地理学、发生学、口头文化、神话传说、心理学、文献与考古等多种知识学问；《韩非子还原》中，作者进一步把春秋战国的文献，以及诸子嬗变的源流，进行文献学的校勘、比对，人文地理学的发掘、阐释，千头万绪都指向对诸子生命密码的破解。 诸子还原的入手总是从诸子身份的探疑与确认开始，进而还原诸子的出身、家族；进入家族层面之后便与地域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家族与地域也共同构成了诸子思想的源头。与此同时考察诸子的学理渊源，进而探索诸子思想的形成过程。生命是过程性的流动，而诸子思想的形成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因为如此，诸子生命的不同阶段也才会生长出与诸子年龄、经历相符合的思想，这种思想脉络的厘清对于我们认识诸子有着巨大帮助。 《老子还原》平议 《老子》作为先秦诸子第一书，被杨义先生称为春秋末期的一个奇迹，伴随着这个奇迹的诞生，出现了众多谜团，老子其人也随之神秘化了。杨义先生先是从老子的史官身份入手，认为他熟悉掌握了两种重要的知识，便是“史与礼”——上古知识的总汇，这自然得力于其“周守藏室之史”的身份，并进而指出老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不同在于“是从王官中分化出来的思想者”[5]。因而，老子的思维习惯是以史官眼光观察历史兴衰而形成的史官思维模式。老子的“无为”，“非战”思想也是看到当时天下混战的局面而提出来的。老子虽出于史官然而能够超越史官，对“天道”进行更高层次的思考，因此才奠定了其道家鼻祖的地位。 《老子还原》中要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便是孔子向老子问礼这一桩历史公案。作者认为孔子问礼在汉以后越来越受到后人怀疑，在于《史记》记载的不够明确，没有言明孔子问礼的时间，这成了事件真实性的软肋。杨义先生通过对史料的细致考察，着力确定孔子问礼的年代，因此也就能给这桩公案做一个了解。通过史料记载的对比确认，杨义先生认为孔子问礼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孔子有时间；二是南公敬叔能够随行；三是据《礼记·曾子问》，这一年发生日食。”[6]在清代，阎若璩提出了这个问题，毛奇龄向前推进了一步，可惜还是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直到杨义先生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才迈出了解决问题的最后一步，指出“能够完全满足前述三个条件的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年份，是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这一年孔子四十一岁，南宫敬叔三十岁。该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7]孔子适周问礼的年份确定后，一系列的问题便可以随之得到解决。 这对老子的还原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就是使用多种学术武器来探索老子的思想渊源，对其生命进行体认，从家族的影响来考察。老子的家乡苦县无论归属如何，都一其共性特征：处于偏鄙之地。这种地理特征蕴育了老子氏族与地缘环境的文化基因。通过《水经注》的记载，杨义先生从地理学的角度考察了老子家乡的生存环境。地方风物所能透露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信息，深刻地影响了老子的思维方式，这也是“还原诸子”生命历程具体而微的工作。比如说此地既有“老子庙”，也有“李母庙”，但是老子却不知有父，后代的众多学者也未能考证出李耳的父亲，这些信息都加速着杨义先生对于老子身世的思考，并怀疑“老子出生在一个母系部落”[8]，这也能够印证为何在先秦诸子中只有老子表现出了对母性生殖的崇拜意味。杨义先生又运用考古学的手段与先秦文献相印证，证明了即使在春秋晚期，在一些偏鄙之地仍存在有母系氏族的历史印迹，这从另一个侧面确证了老子的身世。这些地方风物既影响着老子的思考方式，也影响着他论道的言语表达。当地的水文环境，促使老子书中用水的比喻十分常见，形成了我们熟悉的以柔克刚的思想。这种地理环境因素滋生的“功成而不居”的哲学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 而对于老子其人的研究，杨义先生从姓名学的角度，确认了老子的身份，厘清了数千年老聃、老莱子、太史儋三人身份的混淆，并指出只要细读《史记》就可以弄清其中的分别，原来是我们误解了太史公。而另外一个问题，即“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9]也容易让人产生很多误解，增加了还原老子家世的难度。杨义先生以扎实的史料考证告诉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李宗应是老子的第三或第四代孙，而非其子。古人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而这种认知是需要研究者对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倍加熟悉，才能够进入历史语境中，对历史人物的行动心态进行合理的还原。 老子生命历程的空白多矣，从原始氏族苦县赖乡到周都文化洛阳这一生命阶段，历史上几乎没有人探讨过。杨义先生对于老子这一段生命历程的揭示可谓填补了老子生命的空白，使得老子生命过程趋于完整。杨义先生机敏地发现了常枞这一关键性人物，从对常枞与老子师生关系的还原中清晰地描绘了老子求学的生命过程，并指出常枞作为老子之师给予他的重要影响，并成为了老子生命过程中的重要转折。“应该看到，老子之所以能够从苦县赖乡一个原始氏族的成员成长为士，并且能够到洛阳当守藏室史官，是与向常枞学天文，察吉凶，知祸福，有着深刻的关系。老子没有师从常枞这一步，是不会走向文明中心洛阳的。”[10] 杨义先生还十分重视对于诸子文本的还原，尤其是《老子》书。虽然《老子》只有短短五千言，然而其成书过程、传播路径、版本辨别等都是老子还原的重要命题，而当代考古材料的发掘又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杨义先生当然不会忽略这些问题。全息性的考察方法自然会利用考古材料来对这些问题一一寻求破解，这样才能完整地对老子进行还原。“继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之后，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又出土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种。只要我们进入这些文本的内在脉络，这些文本不仅包含着老子的思想，而且暗示着老子著作的传播过程和传播方式，它们从深刻的程度上推翻了种种‘《老子》晚出说’。”[11]通过对于竹简本和帛书《老子》的考察，杨义先生不仅梳理了老子书的传播路线，还揭示了《老子》的成书并经典化的过程。其论证过程十分缜密，与传世文献相互参证，得出了很多前人不曾思考到的结论，这种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杨义先生在诸子学研究中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 《庄子还原》平议 庄子是道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让杨义先生感慨道：“道家多奇才”[12]。解读《庄子》寓言，还原庄子生命，本是一件颇为不易之事，因为相较于先秦其他诸子，要还原庄子，除了踏实的学术根基外，还要具有高妙的灵性与更好的悟性，这样才能触摸到庄子那汪洋恣肆的哲学想象力与奇异梦幻的文学世界，也才可以和庄子进行平等的文化对话，以沟通我们的时代与庄子的时代，还原庄周的世界。杨义先生认为，沟通与对话启发了我们面对诸子时的原创活力，诸子的思想是原发性的，而我们现在与他们的对话也要生发出一种原发性的活力才能够不负诸子所托，深刻地了解他们。 庄子身份的确认，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宋人楚学”的矛盾，要还原庄子，必须破解这一矛盾，由此入手才能确定庄子的身份及其家族渊源，杨义先生就是由此入手。庄子所居宋国蒙泽乡里的自然特点依然是从《水经注》中寻找线索。通过《水经注》的描绘，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这种草木繁盛、虫鸟活跃的湿地景观，把庄子深深地引进自然的怀抱，赋予他的哲学和文学以其他诸子难以代替的形式。老子的道脉落入这块湿地，难免沾染上许多草木虫鱼的气息。”[13]遗憾地是《史记》中并没有交代庄子的祖脉，所以庄子思想的发生学根据仅靠地理环境是不够的。要破解庄子家世所遗传给他的文化基因，还要借助先秦姓氏制度与家族迁移的相关研究。通过对《庄子》细读，杨义先生敏锐地捕捉到庄子家世的三个未解之谜，从中入手，破解了庄子与楚国的关系。他运用先秦姓氏制度，考察出庄氏之姓出自于楚庄王的谥号。庄子已经是楚国疏远的公族了，那么流落蒙地则又成了新的问题，通过对于楚国政治历史变迁的考察，杨义先生也给出了确切的答案。发掘庄子楚国流亡贵族的身份，“是为了深入庄子思想内涵和思想形式的发生学的精神脉络，通解《庄子》书的深层文化基因。”[14]这种考察在两千年来对于庄子及其思想的研究中是很少涉及的。 除了家族问题的研究，杨义先生还对庄子文化基因中的楚国风俗进行细致考察，从另一个方面对庄子的身份进行了确认。对于庄周这个文化宝藏开掘，关键在杨义先生对于“大鹏”这个《庄子》书中独有意象的深入透辟分析。通过对“大鹏”的研究，杨义先生还原了庄子生命中蕴含着的楚民俗信仰。除了“大鹏”之外，杨义先生还揭示出了庄子更加明确的身份信息，为庄子身份的确认又增加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庄子特殊的丧葬方式——“鼓盆而歌”与楚人丧俗仪式的关系。先秦民俗的研究，尤其是楚地民俗的研究对于庄子还原的意义可见一斑。 弄清了庄子的祖籍在楚国而现所居地在宋国后，杨义先生对于庄子的还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两地的差异对于庄子文学表达上的影响是直接而清晰的。“对比而言，庄子写他的祖籍地楚国，与写他的居留地宋国的态度和手法，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写楚国，他灵感勃发，神思驰骋，心理空间似乎比宇宙空间还要无际无涯；写宋国社会则似乎回到地面，描绘着各色人物的平庸、委琐、狭隘、甚至卑劣。”[15]这样的对比对于我们理解庄子笔下的文学世界是极有助益的。这可以说是庄子流亡贵族身份给我们带来的第一层启示，而第二层启示便是庄子所散发出来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那种孤独感。 这种孤独感对于庄周来说，直接形成了被杨义先生总结为“两次放飞”的思想，也关系到《秋水》这篇重要文献系年的确定。“两次放飞”的思想形成了庄子独特的探讨自然人生的方式，“这种纵身大化之流的对话，作为庄子自然人生探讨的独特方式，乃是一种原逻辑或超逻辑的思维，不断超越人生困境，又不断还原人生的自然意义。”[16]杨义先生通过对《秋水》的重点阐释，说明了庄子的论道形式，即大化流行的万物运行形式。为了进一步说明，杨义先生对《秋水》进行了编年学上的研究，通过考察河伯信仰与魏国地理形势之关系，确定了庄子作《秋水》应在魏襄王十年（公元前309年）深秋，此时庄周已近六旬。老者面对眼前景象的回忆以及对知音惠施的怀念，共同构成了庄子创作时的独特心境。这一结论令人耳目一新，极有启发意义，对于深入还原庄子的创作心态提供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庄子思想的考察中，杨义先生除了总结庄子思想的两次放飞所形成的“逍遥论”和“齐物论”，还总结出庄周的三种思维方式即混沌思维、方外思维与梦幻思维，这些一同构成了庄子带有明显楚地色彩的学术思想与运思方式。 庄子其人还原之后，杨义先生要还原的便是庄子其文。庄子散文被公认为是先秦诸子作品中哲思与美学结合最完美的典范著作。杨义先生从其所处地域出发，联系其哲学思想，认为庄子散文具有一种“广寓言”的林野写作风貌。先秦诸子作品中，庄子与韩非子是写寓言的高手，庄子寓言的特点如杨义先生所论述：“庄子寓言采取间接性述道的方式，把道之理路寄托在锦心绣口的人与物故事中，达到入心莫忘的美学效应，从而创造了一种‘因理生事，托事言理，事理蕴道’的寓言方式，即庄子式的‘广寓言’。”[17]这是庄子独特的寓言方式，杨义先生在对庄子散文的艺术特色敏锐的感悟下，直接地抓住了庄子散文最具特点的地方，可谓独具慧眼。广阔的林野为庄子提供了写作的自然环境，楚地的民间风俗为他提供了人文基因，这也是庄子散文特点的由来。由于杨义先生尤其注意草根阶层与边鄙地区的研究，所以能结合庄子虽是楚国公族后裔，然终而沦落下层的经历，深刻地指出庄子的文章多描写民间异人，而这些草根异人成为了庄子传达其哲理思想的桥梁。这就体现了“庄子的文学想象力，一头连着对道体的探求，一头连着对民俗的发掘。将原始的民俗信仰资源，转化为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文学意象，是庄子的大本事。”[18]杨义先生在这里将民俗学的应用最大化，挖掘了庄周思想的一大宝贵资源，而对这一资源的开发是前人所不及的。 《墨子还原》平议 描写草根人物最多的是庄子，而将“草根之学”发扬光大的则是墨子。杨义先生认为破解墨学之谜的关键，在于墨学的草根性质与东夷色彩。与这两点相关的，一是民间性，二是边缘文化活力。墨子还原研究中，涉及到了一个关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大问题，杨义先生称之为“超级命题”，即“墨学的不少文化基因都与东夷相关，只不过墨子活动于鲁、齐、宋、楚诸地，鉴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好亮出东夷的旗帜。然而二千余年后，我们再来反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就不应回避华夷之辨和华夷互动的问题。没有华夏与四夷的互争互斗、互动互补、互渗互融，中华民族是不可能有后来的大气浩然、生气勃勃的发展的。这本是我们重绘中国文化地图的基本命题之一，便借墨学的透视而加以运用了。”[19]杨义先生的《墨子还原》与前人的研究相比较，这可算是一个十分新颖的角度，然而能够发现并从此角度深入开掘下去，并非易事。杨义先生能够做到这一点，不得不提到其“重绘中国文学地图”[20]的学术追求，以及在这一学术实践中形成的对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特别重视与学术敏锐。 杨义先生将墨学定义为“草根显学”，除了来自于民间信仰的影响，神话传说的渗透，上古古籍口传传统的自觉接受，以及与百工共同劳作的生产实践这些民间与东夷的文化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墨学与儒家“士君子之学”的渊源关系。杨义先生在细读《墨子》时，发现了墨子与儒家弟子不寻常的渊源关系，杨义先生认为墨子的身份出入于士与百工之间。“这种穿透社会阶层的天下视野，使其学术具有‘良医善药’的治国功能了。士君子而有学岂足为奇，草根而有学，这就是墨子奇人奇学之所在了。”[21]而墨子这种特殊身份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近儒”，而后又“脱儒”的过程，杨义先生从《墨子》书中墨子与儒家弟子的交游中得出了这一给人极大启发的精彩结论。《墨子还原》中像这类问题的解决是非常多的，比如说还有对于《墨辨》的研究与还原。杨义先生从文章风格上考察《墨辨》作于墨子晚期，并联系墨子“晚年囚宋”这一事件，运用了深层心理学的学术方法，不仅确定了《墨辨》的成文年代，也揭示了墨子在当时历史情境中的创作心态，如此则墨子晚年的人生经历与学术历程就能够清晰地印画在读者的脑海中，这便是杨义先生诸子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墨辨》代表了墨子的“心学”，而更核心的则是墨学“十论”中形成的“天”“地”“人”三学，这也是杨义先生的独特发明，对于墨子学术的如此划分打破了过去《墨子》书的篇章格局，而是从墨子学术思想内容上进行了更为细致合理的归类与概括。“四学一体，前后相继，相互为用，逐层深入，形成了墨学的生命整体和演化过程。”[22]杨义先生在这里强调了“辨伪意识与过程性原则”，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十论”研究中尤为令人称道的是，杨义先生发现了墨学“十论”上、中、下三篇与墨家后学学派分野及地理位置的对应关系。这个发现可以说是《墨子还原》最为精彩的部分。杨义先生的学术感悟力使其能够将墨学“十论”分三篇以及“墨离为三”的墨学三派联系起来，并通过对墨子一生学术漫游经历的细致考察，指出 “十论的上篇乃北方墨者所传，对应于相里氏之墨；中篇乃南方墨者所传，对应于邓陵氏之墨；下篇乃东方墨者所传，对应于相（伯）夫氏之墨。”[23]并且从三篇的整体结构和旨趣，三篇所用历史事例存在差异，理念和用语的比较，职官及其他制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这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这是《墨子》成书以来，历代学者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杨义先生得出了如此清晰而确切的结论。 杨义先生在墨子文学特色的考察上紧扣墨子的草根性质，指出其文风具有明显的口传文学的影响，而《墨子》各个篇章又形成了多样的文本形式。墨子与其他诸子相比，文本形式是最多样化的，证明了《墨子》在先秦诸子散文中重要的过度作用，即从语录体转向论说体。杨义先生对墨子的文学表达与民间口头传统的因缘也是从四个方面进行说明的，分别是：从口头传统获得历史记忆的资源；墨子言理好设譬喻，喻体多取自民间日常生活及百工技艺；以自设问答，作为提起注意和追问原由的口语化表述方法；借鉴了民间文学或口头诗学的程式化句法和篇章结构。这种从民间口头传统中解析墨子文学的角度是极有启发意义的，为学者进行其他的学术研究也提供了新颖的学术视角。 《韩非子还原》平议 之前的“诸子还原”涉及到了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道家与墨家学派，而作为先秦法家的代表韩非，由于其所处时代在战国晚期，受到了之前不同学派的影响，尤其是与老学的渊源关系和师事大儒荀卿的学术经历，所以其思想对先秦学术带有总结性的特点，故而将其放到四部专书的最后来探讨。 杨义先生反复阅读了《韩非子》的各种版本，终于在阅读到第四遍的时候，找到了还原韩非的关键，即从“堂谿公”这个人物入手，进一步还原韩非。堂谿公之于韩非子正如常枞之于老子，都是在他们学术生命历程中起到转折作用的关键性人物，同时也是被历代研究者所遗忘的地方。杨义先生说：“我在写此篇之前，曾经把各种版本的《韩非子》读了五遍。前三遍没有读出感觉，即是说，我感觉到的，前人已感觉到了。即使我写得再细致、深透一点，也不值得写了。读第四遍时，一天清晨静思，豁然开朗，从《韩非子》中两次出现的‘堂谿公’入手，发现了韩非生命中一系列未解之谜。于是，再读第五遍，把《韩非子》中的材料进行重新清理。读书要读出自己的感觉，重视自己的第一感觉，不要被过去的成见遮蔽了眼睛。认清诸子的生命，看透诸子的心思，我们才能在充满原创性的文化对话中，成为诸子的知音。”[24]这说出了杨义先生能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诸子还原工作并取得诸多可喜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原的第一步，还是身份。韩非的身份特点影响了其性格的形成，进而影响了其学术思想的特点。“尽管他（韩非）属于韩国诸公子之列，但他从来没有机会以执政者或参政者的身份谈论政治，只能以观察者和批判者的身份审视现实政治。”[25]杨义先生对于其学术思想的分析都是紧扣这一点来阐发的，并指出对于韩非的关注点有二：除了韩非实用性政治的有效性外，还应当注意其政治有效性的健康、亚健康及病态状态。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全面考察韩非的思想理路，也只有如此才能全面认识韩非的政治学说对于二千余年的封建主义集权专制政治的深刻影响，这些都关系到一个民族在文化源头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基因对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意识的影响。 韩非的身份定位后，韩非的具体身世仍是一个历史未解之谜。杨义先生通过对相关史料以及《韩非子》书的细致考察，认为“从韩非书对列代韩君的态度来看，如此以春秋笔法给韩咎即后来的韩釐王加分，这是其他韩君未有的礼遇。韩釐王以下的韩君还有桓惠王、韩王安、韩非书已不再记录他们的故事了，因此，韩非很可能是釐王之子、桓惠王之弟、韩王安之叔辈，在这三王时期都得列为‘韩之诸公子’。”[26]韩非身世的推断判定，对于研究韩非子在韩国政治斗争中所处的特殊学术处境给予了很好地解释，而恰是这种处境对韩非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构成了韩非的文化基因。这是内在的具有烙印性质的，不可改变的文化基因，就如同具有母系印迹的边鄙之地苦县赖乡之于老子，楚地风物习俗与宋地蒙泽的自然环境之于庄子，出入于士与百工之间的特殊身份与东夷地域文化之于墨子。 内因与外因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在内因的梳理还原之前，杨义先生先是考察了韩非完整的学术历程，尤其冲要的是他的师承渊源。分别从黄老之学与稷下学派，申、韩的刑名法术之学，荀子之学三个方面一一进行了还原，其中所涉及并解决的问题是非常多的。如黄老之学的确是深刻地影响过韩非的，并重点分析了《解老》、《喻老》两篇重要文献；韩非所喜好的刑名法术之学，成为了其作为思想家启动的始发点，这又与申、韩有着不解之缘；师事荀子的印记与收获，杨义先生更是运用编年学的学术方法，考证出了师事荀子较为具体的年份以及李斯师事荀子的时间并且做了比较。这一点又是杨义先生研究的得意之处，韩非与荀子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杨义先生的研究丰富了对李斯与韩非关系的认识，为推动此方面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对内外因多方面的文化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发生学考察后，杨义先生对于韩非的还原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就是要还原韩非思想内核的基本原理。“韩非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法、术、势全面展开和三位一体，全面展开可以在丰富的维度上分头深化，三位一体可以在互动互补中增强厚度与力量。”[27]而杨义先生根据韩非思想核心中的法、术、势三个方面，分别对其基本原则进行了梳理，这使得韩非的思想体系完整而立体。如分析“法”时指出其四原则：重信，重峻、重平、重宜；概括“术”时指出其四原则：畜、藏、告、驭；论证“势”时指出了其四原则：独、柄、威、爪。这样清晰的梳理对于我们认识韩非子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核心思想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杨义先生分析与概括的学术能力是非常富于创见性的。 最后则是对于《韩非子》文学表达的还原。杨义先生对于诸子还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然而也从未离开过文学本位，其提倡的“大文学观”的治学理念也是以文学为基础而后开展其他的具体研究的。韩非子的文学被杨义先生称之为“反文学”，这就是韩非文学的特点，韩非的文学主张形成了一种矛盾，这就如同墨子的“兵家”其实是“反兵家”一样，为了“非攻”的目的而去研究用兵与守城之道。杨义先生将韩非的文学总结为“韩非文词奇峻遵劲，韩非崇法则贬斥‘文学’，他给文学开了一个玩笑，成为一个贬斥‘文学’的文词家。少修学而长落拓的诸公子身世，使他胸罗文史，心存悲愤，欲哭无泪，发为文章，别具一种深刻入髓,锋利如刀的风格。”[28]杨义先生对于韩文的把握精确到位，可谓一语中的。而能够得出这样深刻的结论，无不是由于杨义先生在之前做了大量关于其身世，经历的研究考证工作，也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吧！ A Comment on Yang Yi’s Research of The Philosophers of Pre-Qin Period ------Focus on The Books of The Restore of Lao Zi, The Restore of Zhuang Zi, The Restore of Mo Zi and The Restore of Han Feizi Yu Fei （Graduate School,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 Key Words: Yang Yi; The philosophers of Pre-Qin period; All information； Life; Restore; Abstract: Mr. Yang Yi’s research of the philosophers of Pre-Qin Period in recent years reflects his solid academic skill, and has formed a group of outsta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 Restore of Lao Zi, The Restore of Zhuang Zi, The Restore of Mo Zi and The Restore of Han Feizi in the near published by the Zhonghua Book Company before the rise to the concern of academics and attention. This innovative four books one after another, demonstrated solid. Four Books by the "all information", "life" and "restore" in the scholarly research methods, from identification to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from the text to the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of Discrimination, Mr. Yang Yi for the Study of Pre-Qin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is not only one or a few, but rather a series of comprehensive academic problems, some thousands of years discussed are largely difficult proposition, while others are little or no previous concerns over the problems, many problems can be called eve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super proposition." Thes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varying degrees to promote our new understanding Qin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crack the cultural code source made an important academic contribution. These important academic contribution embodi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store of Lao Zi, Zhuang Zi, Mo Zi, and Han Feizi,. In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of pre-Qin philosophers, Mr. Yang Yi always adhere to the "Great Literature" in the academic ideas and scholarly practice, it can be said that four of the book is his consistent academic idea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philosophers in Pre-Qin period and have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作者简介：于飞，男，1986年生于河北石家庄。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1] 杨阳：《还原诸子解码文化DNA——杨义研究员专访》，《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年第2期,第96页 [2]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14页 [3] 杨义：《墨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序言》第1、2页 [4] 杨阳：《还原诸子解码文化DNA——杨义研究员专访》，《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年第2期,第98页 [5] 杨义：《老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2页 [6] 杨义：《老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9页 [7] 杨义：《老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9页 [8] 杨义：《老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13页 [9] 杨义：《老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22页 [10] 杨义：《老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25页 [11] 杨义：《老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56页 [12] 杨义：《庄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13] 杨义：《庄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6页 [14] 杨义：《庄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14页 [15] 杨义：《庄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25页 [16] 杨义：《庄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32页 [17] 杨义：《庄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45页 [18] 杨义：《庄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52页 [19] 杨义：《墨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序言》第3页 [20] 张剑：《评新版<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2期 [21] 杨义：《墨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5页 [22] 杨义：《墨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24页 [23] 杨义：《墨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61、62页 [24] 杨义：《韩非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序言》第3页 [25] 杨义：《韩非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1页 [26] 杨义：《韩非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44页 [27] 杨义：《韩非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46页 [28] 杨义：《韩非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第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