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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作为一种自由的文体，在德国的历史语境中，由其诞生到正式迈入文学殿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到十九世纪，德语小说才发展成为文学中的主要文体，并且获得了其独特的诗学和审美意义，被黑格尔称为“现代市民史诗”[1]。可以说，它不仅承接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巴洛克、启蒙文学的传统，也孕育了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现代小说的萌芽。 按照谷裕教授的分析，十九世纪德语小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古典晚期、浪漫主义时期、比得迈尔时期、现实主义时期。为此作者选用了六部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分别考察其形式和内容的传承性，揭示其文本深层内涵及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从而贯穿出一条清晰的德语小说的发展脉络。经过一番历史文化巡礼，作者总结出了十九世纪德语小说最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包孕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性、通过文学审美达到对现实的“美化（Verklaerung）”，并且不断平衡现实与理想关系的诗意现实主义。这样一种小说形式，同英法等欧洲国家记录历史社会现实，反映重大历史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截然不同。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德国十九世纪市民社会发展的独特状况，另一方面则在于德语小说从此前历史阶段发展而来的鲜明个性，即包括整体性、伦理性、内在性、思辨性在内的小说审美思想传统。 一 在18世纪末维兰特和歌德的小说出现之前，德语小说的发展实际上经历的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而德语小说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得到长足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德国社会和人文思想的发展变化。欧洲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失去了稳固的秩序，整个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信仰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启蒙市民实用务实的俗世哲学取代了超验哲学思辨；而工商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则带来了市民社会经济物质生活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文学走出宫廷，成为表达市民生活和思想意识的手段。随着文化教养的概念深入到普通民众的心中，小说作为一种能够完整记录科技以及工商业文明发展过程，并且深刻揭示个人内在心灵和心理的变化的文体，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大量的报刊杂志纷纷涌现，独立的小说创作也如雨后春笋，读者数量随之激增，最终促使小说成为了一种最受欢迎的文体。由此可见，自市民社会以降，伴随着神话时代的终结，带来的是一个完全世俗的世界，市民社会的逐渐成型塑造了与以往时代完全不同的文体，小说终于在长久的等待与发展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 由此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现代市民史诗”之说。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 “史诗对应的是神话时代，那时的世界是完整的。而作为散文文体的小说对应的是失去了诗意的市民时代。小说的目的就是为重新找回逝去的完整。如果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神话中的完整世界，那么，至少应该运用文学想象力在艺术审美层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理想的、和谐的世界。”[3] 黑格尔的小说诗学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完整，是通过文学审美和小说叙事，来创造一种新的市民神话和史诗。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小说保存一个失去了神话色彩的世界的诗意，而小说作为市民史诗，它的使命就是要通过美和艺术，重新构筑充满市民神话色彩的现实，重新找回神话时代的诗意在市民社会的隐隐回音。在此意义上，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成为了整个德语小说的重要特征，也成为了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的一个重要命题。可以说，对整体性的追求、哲学思辨上的对立、个人与社会关系、个体情感和理性秩序等一系列由“现代市民史诗”而发的问题，都在小说的内部得到了完美的呈现。人和人道自此成为德语小说关心和探讨的核心。黑格尔的小说诗学，正因其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为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十九世纪，英国、法国这些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对传统价值的重大批判，纷纷对资本主义的种种不合理制度，以及科技进步中人性的异化，扬起了对抗之旗。这股强烈的思潮，宣告了代表崭新审美意识形态的现代文学时代的到来。然而，德国小说依旧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保持着鲜明的道德立场，以及市民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并且还在追求理想和现实、理性和感性、个人与社会的融合。对此谷裕教授提及： “如果说启蒙运动在欧洲开启了人的自我意识，把人作为个体看待，强调个性发展，那么它的另一份遗产就是在承认人的自然性的同时强调人的社会性。人作为个体应该遵守社会秩序，承担社会伦理道德责任。”[4] 启蒙时代以降，德语小说便以其思想内核中强劲的伦理道德因素著称。在他们看来，人既是个体又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这个共同体包括了邻里、朋友、社区、家庭和国家），并不断与所有的共同体进行交流。独立的个人和共同体之间自始至终都就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这样的世界整体和社会秩序，才是个体与社会完美结合的样子。文学美只有同道德伦理相结合才真正显示出完美，也真正给人存在的尊严。因此，小说不仅应该展现人性中普遍的东西，也应该展示这些共同体的习俗和文化。以《绿衣亨利》为例，小说主人公的游历是以最终的回归，奉献社会公益作为完结；即使冯塔纳对普鲁士王朝官僚制度进行了不断讽刺，其内心却对他们包含强烈的认同；同样的，拉伯的作品，虽然体现了通往现代小说的反叛之路，却依旧在字里行间，隐含了道德教化的姿态，充满了道德感化的力量。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十九世纪德语小说始终没有放弃那种完满的美学伦理性。个体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深刻的张力，彰显了德语小说与众不同的魅力。 市民时代是一个失去了神话色彩的时代，人不可能再退回到过去的世界，因此只能设法逾越现在的世界，此种逾越必须通过内在化来实现。早期浪漫诗人选择了用小说来实现自己重新找寻失落的神话世界的理想，小说在他们手中成为了神话的替代品，也成为了诗歌的载体。但是神话的审美和诗意是外在的，故而小说对于理念的追求，只能表现在其深刻的内在性上。 诺瓦利斯认为小说是“包容一切的诗（Universalpoesie）[5]，而费希特的哲学，则认为小说通过理念世界的生发而具有了内在的救世功能。在浪漫主义小说理念中，自然和外在物质世界都成为了“我”的精神投影，叙事不再成为核心，而一种内在精神的思辨则成为了小说最重要的任务。此外，随着德语小说将笔触深入市民阶层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之后，一种鲜明的内在性特征，在一种被卡尔·摩根斯坦（Karl Morgenstern）称为“成长、发展小说”（Bildungsroman）[6]的概念中得到了深入的发展。不论是维兰特的《阿迦通》，还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无不演绎着德语成长小说的内在性问题。这一文体，以个人的成长作为线索，描写了主人公自我塑造的过程，进而呈现整个市民阶层的发展状态。在此意义而言，自然、社会以及爱情全部都被内在化了，整个外在世界变成了主人公在不断思考和感悟人生的投影。在个体的成长中，人追求理想的天性使人不断趋于对信仰、希望、情感的思考，使人不断超越对物质、技术进步、商业运作的渴求。社会整体的伦理道德意义或者作者内在的心灵追求都在这种内在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正是由于德语小说对个体心灵体验的不断描绘，以及对于理想世界的不断追求，才使得德语小说获得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小说的独有特征。 除了伦理性、内在性之外，整体性也是德语小说发展中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早在启蒙时期，小说家们就强调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统一；浪漫主义小说家则试图以小说无所不包的形式创造一个整体；而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则试图通过诗意的表达而获取一种理想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的平衡，从而最后一次在日益多元的世界中制造一个完整的秩序。对此，卢卡奇总结道： “无论是浪漫小说还是现实主义小说，其最终目标都是实现对整体的追求。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寻找的个体，永不停息地寻找和建构现实生活背后的整体性。”[7] 确实如此，虽然小说只能最大限度地去接近这种已经消逝的整体性，但是，德语小说却从未放弃追寻的过程，反而以其不断的努力告别平庸、接近永恒。他们试图从一个完全文明化的世界牢笼中逃往乌托邦，用一个幻想的世界来对抗科技的进步和工商业的发展，对抗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从而弥补其在政治上的失意。正是在这种不断追求的过程中，一个完整的、内在的、有意义的生命个体诞生了——小说作为被神遗弃的世界的史诗，重新为人类创造了整体和统一。对此，谷裕教授指出： “在古希腊和谐形而上学的秩序被打破之后，主观和客观、人与世界、思想和行为、行动和心灵之间也就丧失了同一性，。人在现代社会中实际意味着孤独的存在，艺术不再是单纯的表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永恒秩序，而是开始独立对这些现象进行反思。艺术家试图在分裂的世界里架起桥梁，通过审美形式局部地实现主观和客观的融合。”[8] 可以说，正是这种独特的追求整体的愿望，成就了德语小说光芒四射的文学审美特征——对于超验性的追求，对于形而上整体世界的留恋，以及对于乌托邦世界的向往。 三 十九世纪对德国而言不仅意味着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大变化，同时也是整体的艺术形式从古典向现代转换的过程。此时，人们对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注已经开始超过对家庭和私人生活的关注，而小说叙事也就自然转向了公共的社会政治生活。那么，与德语小说数百年美学传统相对应的，小说的内在性、整体性和伦理道德性应该如何与小说的现实性相融合呢？此时的小说是否应该忠实记录并且纯粹表现客观现实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观理想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否依旧存在？ 要解决这些问题，十九世纪德语小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它必须是有诗意的，从而满足小说审美品质的追求；其次它又必须能够客观地表现现实生活。因而，诗意现实主义的出现，正是德语小说应对时代要求与传统特色这两种要求的产物。而诗意现实主义小说用以解决诸种矛盾的关键在于，运用文学审美的形式把客观现实转化为理念中的现实，通过文学的想象给读者创造出一个整全的世界，使得各种对抗的力量在小说的虚构中得到调和、平衡和统一，并最终达成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当然，现实和美之间的转化要通过一个美化的过程来实现。而Verklaerung（美化）自然就是十九世纪德语现实主义小说诗学的核心概念。按照冯塔纳的观点， “什么是小说，小说应该避免过分的夸张和描写丑陋的东西，应该讲述一个故事，一个令我们信服的故事，应该符合我们的想象力和内心感受，给我们以启发，但是又不会让我们过于激动。小说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世界，用虚构的方式，让我们忽然感到那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和它一起笑，一起哭，一起充满希望和感到恐惧，到最后我们感到自己身边围起来一群人，他们有的亲切可爱，有的个性鲜明，有的耐人寻味。同他们的交流会带给我们一段美好的时光，使得我们得到净化，受到教育，这就是小说。”[9] 他的论述涉及到了诗意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何谓艺术真实的问题。文学所表现的不是自然意义上的真实，而是高于现实生活之上的艺术的真实。通过文学的美化可以使得客观世界的真实，在主观理念的映射之下，浸润乌托邦的神话色彩，从而在小说内部重新寻回史诗时代的整一性与完满性。 在德语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们看来，英法等国对于社会历史现实的秉笔直书，非但不是美的，甚至是没有历史意义的。因为，社会政治生活只能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这种非永恒的东西是缺乏美感的。文学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如果不对现实进行美化，艺术根本不能成其为艺术，而只有渗透着对于精神理念，以及对于同一性的追求之后的那种现实才是真正的永恒和美。诗意现实主义处于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中间，希望在日渐分裂的个体和社会之间寻找一种合题，从而逾越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外在世界之间的鸿沟。这种诗意和理想的和解力图将现实中不美的、丑陋的、邪恶的、令人痛苦的真实通过小说叙述转换成美的、给人带来安慰和希望的文学的真实。这一小说样式，一方面承继了德国古典美学与启蒙思想的传统，同时也延续了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主义的因素。当然，与浪漫主义相比，诗意现实主义的成熟之处，在于摆脱了浪漫主义的玄想，开始关注现实的内容，并试图用一种诗意化来创造更新、更好的现实，并且最终达成与现实的和解。 即使到了二战之后，德语小说还在坚守着这份理想主义的执着，仍旧对现实世界进行着不断的反思和内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通过文学审美方式来达成与现实矛盾的和解，不能不说是一种在分裂后的世界中的一种无奈的回望。这种坚持实际上也隐隐宣告了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 [1] 参见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三卷下册，第167页 [2] 谷裕：《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3] 参见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三卷下册，第168页 [4] 谷裕：《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页 [5] 参见Bruno Hilbrand：Theorie des Romans（《小说理论》），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80，第142页 [6] 参见Karl Morgenstern：Über das Wesen des Bildungsroman（《论成长小说》），Dorpat (Livland)，1820，第50页 [7] 谷裕：《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8] 谷裕：《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9] 谷裕：《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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