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弥曾说，写小说是因为活不下去了。这话只有女作家才能说，如果出自一个男作家之口，就不像话。这并不是说，男作家的写作不为自己，只是相对而言，女性的写作者，为自己的时刻更多，目的更纯粹。
    多年来对于探索“如何活着”的真诚执念，就是叶弥总也不灭的心火——那火有时灼灼其华，有时又烽火连城。她一直是个有力量、甚至于有点野蛮的女作家。厌倦都市，就弃绝都市；想写小说，就一门心思写小说；普通女子的怯懦和放心不下，通常不会在她那里发生。她的大胆和任意妄为直接溢出文本层面，让她在小说之外，活成了一种现象、一种风格。叶弥将自己从城市放逐，实现了“归田园居”的人生革命。之后，她写出了《桃花渡》和《香炉山》。
    “我”在小说《桃花渡》里发出感叹：“城市里的文明和奢华，原来是为了消除人心的孤独。”但是，“我”紧接着无奈地承认：“但城市并没有消除我的孤独。”于是，“我”只能舍弃自己熟悉的城市与文明，去离群索居，用大自然赐予的风、花、雪、月来供养自己孤独的心灵与肉身。物质与精神，表象与内心之间的巨大鸿沟，是能够弥合，还是终究不可逾越？没有人能提供正确答案，“我”把自己砸进了一片远离城市与喧嚣的地方，试图用自我拯救的方式来消弭个体内心的孤独和不安。“……白菊湾，桃花渡。菊花是死亡或不朽，桃花是短暂和忧伤……”叶弥的文学地图上这些寓意明显的称谓，处处透露了她对于人类精神归属和个体生命要义的独特体悟和暗自悲观。《桃花渡》里的男女，他们的爱情在大自然里生发，又有着宿命的瓜葛，最终也只能在现实世界里“宣告一个小小的苦心得不到圆满的结果”。
    叶弥又是执拗而强硬的，对于现实种种的不满，让她渴望在写作中能呼风唤雨，你可以从她的小说中感受到那股子劲儿。活不下去了，所以要逃离原来平庸而陈旧的生存方式：与其委屈求全，不如尝试着，胼手砥足去打个天下。于是她在寻常人的世界之外，建立了一个神秘而自足的乌托邦。白菊湾花码头镇，几乎是她说了算的地方。虽然外界有的波澜和诡谲，花码头镇也有，但叶弥会适时地纠偏，她有着控制的决心，也有着杀伐决断的勇气。这是作家自己可以恣意、跋扈的一方天地，她用笔创出另一番人间。《香炉山》就是这样的作品：为紧张、警惕的神经松绑，为被世故揉搓的心抹平褶皱。“苏”带给“我”的一夜之爱，不论是友爱或是情爱，都真诚而纯洁。这样的友好与爱将“我”的怯懦与恐惧一扫而空，因为无所畏惧而重新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与喜悦。
    叶弥的笔下有好山好水，好花好天。不似人间，但又最终落入人间。带有乌托邦理想色彩的设定总会被严峻的现实击穿。“我已知道，这里不是桃花源”（《拈花桥》），作家洞悉了这一切，也诚实地交代给读者。有着蓝湖、萤火虫、绝美月色和神奇传说的花码头镇，也会有不公、偷窃、谎言和凶杀，更有甚之，也正面临着被人类文明吞噬的命运……现实种种，个体总是显得脆弱而彷徨，偶尔放手一博，也往往是无功而返。《你的世界之外》里的看门人老邬，自小被人叫呆瓜，却是心灵高贵的人，为了挽救菊花湾的萤火虫而献出生命。这样的结局不再有光明的尾巴，自然与诗意似乎终会抵挡不过工业文明的侵蚀。叶弥在小说世界里左冲右突，黯淡与悲观让她滋生出另外一种力量，像是绝处逢生：是终于无法苟且于无奈而又荒诞的现实中时，于绝望处冲撞、胶着、突围而出的火花与光亮——也许短促，却也耀眼，令人心生战栗和敬意——即便是一场徒劳吧，“也要让这徒劳发生”。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叶弥乌托邦式的叙事便不虚妄。对于她来说，小说是一种化解不满与戾气的介质和容器，这里放进了她对于世界的理解，也充满了抵触。作家通过对于人物、故事的拿捏和掌握，尝试调节自己对于这个时代、社会的认知平衡，试图找到处理自身与这个世界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对于现实里种种的无奈、无序和惊慌失措，她有着自己对应的立场和见解。一个个荒蛮的故事，有如孤悬之舟，貌似疏离，实则关切；在愤懑的面容之下，仍可隐约窥见一副哀其不幸的表情。
    无论是《你的世界之外》里的萤神、狐仙，还是《香炉山》里的上弦月和神灯，或是关于蓝湖，水神的那些离奇演绎……叶弥用对人类的疏离，和对自然，甚至是超自然的亲近，建构了一个仿桃源般的，有点神秘，又一往情深的独立王国，以此来表明对于当下文明的某种程度的拒斥和否定。她避开喧嚣的都市和人群，亲近蓝天、云彩和泥土；救助伤病小动物，热爱和信任自然界的事物，更胜于对自己的同类。植物，动物对于她来说，是诉说真实、善良、美好的载体和对象，也是她试图劝喻和改造现实世界的策略与方法。而努力种种，无非是要说清楚，弄明白一件根本的事。那就是如何活下去，活得像个人。
    在近作《雪花禅》中，这样的主题有了进一步的阐发。“我想活，何其难？”变成了故事的症结所在。主人公何文涧是这么一个人，“不喜欢死亡，不喜欢告别，喜欢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快乐，风花雪月”。可是战争一来，这一切都成了泡影，土地、家当、心爱的女人没有了，甜美的生活倾覆了，就连选择生与死的自由，眼看也要被剥夺。兵荒马乱之际，何文涧选择要逃命，爱国学生和群众们却胁迫着他去做英雄。求生是人类本能，堪破生死，那是修为，何文涧既不是印光法师，也不是背月和尚，他是一个尊重自由，坚信生死应由自己做主的读书人，也是个不愿意放下七情六欲和风花雪月的寻常人。只是在战争前夕的吴郭城，想做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寻常人也不可能。不仅如此，哪怕是在梦境里，关于主人公未来命运的预测，也仍然是悲观的。
    偌大的吴郭，何文涧没有一个同类，最好的女人娜拉弃了他去逃命；最好的学生潘新北劝他做英雄不得，便恶言相向，梦境里仍然纠缠不休，“抡起大刀就砍”；家里的下人阿进虽然顺从听话，也承认自家老爷学问太高，自己不怎么明白；即便是情同父子的背月和尚，已是堪破生死的化外之人，跟何文涧显得格格不入。何文涧求生的信念愈强烈，就显得愈发地孤独。
    战争是大背景，不可抗拒与逆转，但在这样一个乱世里发生的种种故事，参与其中的人们，是否绝对无辜？潘叔叔、潘新北、娜拉、何文涧……战争将这些人的贪嗔痴都无限放大了，乱世下，动辄就是生离死别，日常生活里的一地鸡毛，就是乱世里的一片血光。“城未沦陷，血已满地。”所以，在真实的战争之外，人性的大战更先一步拉开序幕。人与他人之战，人与自我之战，硝烟无时无刻不在弥漫。
    叶弥不是从道德层面来观照人性的，对于至善大德的追求遥不可及，她只是借助一个非常时空，来揉搓和摆布人性，考察人性之间碰撞、摩擦继而变态的过程和结果，她像个冷酷的弓箭手，人性既是她手里拉满的弓，更是不可追的离弦之箭。
    事实是，在很多的小说里，叶弥用神秘和虚无的皮囊，伪装了自己一颗最入世的心。对于身外这个日渐衰败的世界，她失望、焦虑，却执拗地要将它变得好起来。而好起来的第一步，就是让自己和其他人都活好。为此，叶弥在小说里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