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目前，国内（大陆）翻译过来的较有影响的研究19世纪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的著作恐怕就是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2]，书中收录了本雅明研究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的城市景观的几篇完成稿，作者以文人特有的笔调和怀旧气息对当时巴黎进行了浮光掠影似的片段记取，以特有的眼光打量着改造后的巴黎林荫道、拱廊街等之中的漫游者，如同捡拾垃圾者捡取着第二帝国的巴黎散落的碎片，发掘失落的现代性的历史。本雅明认为“在最小的个体因素中发现总体存在的结晶”[3]，试图“以片段来研究整体的方法”，通过对碎片的蒙太奇式的展现，来接近巴黎这座城市本身。因而，哈维认为“他的拱廊街计划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从各种二手资料中汲取大量资讯并予以组合，然后再将这些组件（他称之为历史的‘风化土砾’）意义摊开展现，仿佛他们原本就属于某个巨型万花筒，而从这个万花筒中我们可以看到巴黎如何形成以及巴黎如何孕生现代（不管在技术上还是感性上）的中心地。”[4]但是对一个自己身在其中的城市进行研究，困难的地方就在于如何既在其中而又能出乎其外，如何总是遭遇碎片又能获取整体，同时看到整体与部分？虽然本雅明在写作中不断地返回一些主题，尝试建立一种关于巴黎生活的整体感，但是因为他的计划并没有完成，也因为他更多的将目光投射于巴黎光怪陆离的生活的磷光片羽：“辩证意象”之中，或许正如弗里斯比的推测，本雅明在哲学认识上就认为“是碎片为总体保留着通道，而不是总体投射于碎片，[……]即使19世纪中叶巴黎现代性的历史建构本身，也不能被把握成总体，而只存在于辩证意象之中”[5]，将总体放置于局部、片段之下，这就使得他遗留下的著作的整体感变得残缺不全，一些意图隐而不张，理论形貌的整体也不易把握。
    哈维对巴黎的研究则对本雅明的研究进行了批判性的借鉴。他采用其致力多年的历史唯物地理学的方法，通过大量的档案及二手资料来对第二帝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日常生活、各式各样的重要与不重要的人物等加以还原、情境化，试图重构第二帝国的全景，探寻特定历史空间下城市变迁的动力、过程和影响。与本雅明的研究不同的是，哈维采用了更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即从马克思的晚期著作《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出发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展开他的研究，力争发掘那一时代各种变化的深层次动因，并使得全书富于批判性。他将空间关系的物质性及其社会影响作为其研究的起点和整个分析的核心，这既与其地理学家的视角有关，同时也是有意地打破以往的将空间放置于文末的或边缘的写作惯例，突出城市空间的变动在当时的巴黎的现代化改造中的重要性。[6]全书把现代性作为一个重要主题，以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作为行文主线，“以螺旋的形式向前推进，从空间关系开始，行经分配（信贷、租金、租税）、生产和劳动市场、再制（劳动力、阶级与共同体关系）以及意识形成，让空间处于运动状态，使其成为拥有真实生命的城市历史地理学。”[7]哈维认为对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巨大变动的诉说，“简单而直接描述历史—地理变迁也许就相当足够”[8]。读毕全书，不得不说哈维的这项宏大却又具体而微的研究是令人信服的。
     
    一、改造巴黎：“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如果说本雅明对第二帝国的巴黎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追忆式呈现的话，那么哈维的则更多地致力于寻找这些现象下面的历史动因，而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或者说核心就是在资本的推动下奥斯曼对巴黎城市空间的改造及其种种后果。本雅明在谈及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时，认为他的“工作的真实目的是想保证巴黎城免于内战。他想使巴黎永远无法设置街垒。”[9]这虽然是奥斯曼改造巴黎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却有以“阴谋论”的视角简化奥斯曼对巴黎改造的嫌疑，而且根据哈维的研究，对巴黎的改造在第二帝国之前就已经展开了，如将塞纳河主轴线的交通流量分散到各个铁路终点站的工程、内环铁路等都已在其上任之前建成，而这些工程促使奥斯曼进行更多的土木工程，因而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不过是为了回应已经正在进行的过程，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而已。
    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涉及到城市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有本雅明所说的为防止革命群众构筑街垒而拓宽的林荫大道，还有公园、纪念碑、学校、教堂、官署、住房、旅馆、商业建筑、到后世也不失光彩的下水道系统、煤气灯照明、公共马车系统等，而且他的改造还拓及到巴黎的外部空间，如电报系统、铁路系统、出资开通苏伊士运河等。这些改造给法国尤其是巴黎带来了种种既在奥斯曼意料之中的，又有出其不意的后果。这些改造工程，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和对剩余资本的利用，化解了当时已然发生但时人还不甚清晰的经济危机，也拉拢了无产阶级，巩固了统治；通过对交通系统的改造缓解了市区拥挤的交通，加速了商品和资本的流通速度，而铁路系统的中心安置于巴黎，表面看来是为了政治原因而实际上则是为了经济需要，巴黎也因此而成为法国首要的经济中心和制造业中心，但是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又出现了季节性的失业，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巴黎的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和时间分布更加的零碎化，劳动结构得以重置，并且使得政治观念的传播更加的难以控制；对房屋的拆迁使得巴黎的住宅分布得以重构，租金成了重构第二帝国时期巴黎产业的关键力量，市中心的租金的不断上涨也使得产业的分布做出相应的调整，市中心的士绅化与巴黎市郊和城中部分区域成为了工人阶级的聚集区，城市内部出现了阶级的空间区隔，工人住宅区受到帝国警察系统的监控，而内部生活空间（如厨房）的缺乏使得他们不得不将部分的社会生活转移到大街上，到咖啡馆或者小酒馆吃喝与娱乐，而这些地方就成了集体政治骚动与意识形成的中心，妇女也在经济的压力下走向工作岗位，家庭生活也面临瓦解；大道、百货公司、橱窗、公园等景观既是帝国权力的聚集物也是商品拜物教统治的空间，帝国希望借以炫耀现代性的诞生，人们在商品占据的公共空间中行走并通过消费而占据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在此变得模糊；这些公共空间中布满了波德莱尔、本雅明所描述的人群，以及在其中随波逐流而又相当陶醉的游荡者、闲逛者、妓女、捡拾垃圾者、老小丑、美丽的神秘女郎等；同时，这些商品聚集物的景观又使得阶级的区隔明显化，作为一种象征秩序“随着帝国的衰微，景观的重心不只转移到商品身上，也转移到政治反对派身上”[10]；旧巴黎的消逝及新巴黎的崛起是现代性的一个丰功伟绩，与之相伴的“时空压缩”极大的改变了人们对时空的感知，而且社会关系、私密性感受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旧巴黎作为一种短时间内在物质形态上消失的传统不断地唤起了巴黎人的对之的“乡愁”，而这种对传统的怀旧也可以成为政治上的武器，唤起民众对奥斯曼、帝国的反对与不满，等等。
    虽然奥斯曼在巴黎的改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真正的推动对巴黎的改造的力量是法国长期积累的金融资本的博弈，正是这种资本的内驱力使得拿破仑三世的政变得以成功，构建了第二帝国。奥斯曼这样一个没有自己政党做背景的人物，虽然有皇帝的支持，但是也正是靠与资产阶级虚与委蛇，拉拢底层的工人阶级才维持了自己的权利，也正是金融资本和权力斗争，加之改造巴黎积累下来的种种的不满使其在1870年走下权力舞台并在深层促发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资本的力量“非奥斯曼所能驯服，它是法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下所产生的深层的骚动，这个风暴最后将奥斯曼弃如敝屣，其冷酷程度与奥斯曼当初将中古巴黎交给拆除工人如初一辙。在改造过程中，巴黎逐渐散发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气息——不管是外观还是行政的基础建设——直至今日。”[11]对巴黎的改造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大规模地集中地显示出了资本发展与积累的内在诉求，正是资本推动资产阶级不断地变革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同时也在不断地形构新的空间关系，不仅在城市化进程中重构了城市的内部空间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而且还将资本的运作拓展及全球空间。可以说，资本和现代性有着内在的关联，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生产的不断革命，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2]但是与过去的完全决裂是不可能的，现代化进程既有其序曲也有其余音，“造成变迁的因子早就潜伏在社会秩序既有的条件中，否则社会秩序是不可能改变的。”[13]正如奥斯曼所推动的工程是继续了前人的脚步，而对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重构在1948年之前也有傅立叶、西蒙、巴尔扎克、左拉等的探寻，巴黎现代化的序幕在1948年之前就已经揭开，而且在现代化进程中逝去的东西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占据着人的大脑，它们构成了一个不断拉着人往回看的具有颠覆性的传统。“产生了令人不满的失落感，并且容易在新巴黎取代老巴黎的过程中引起全面的愤怒，”[14]成为威胁政权并最终迫使奥斯曼走下历史舞台的具有颠覆性的力量。巴黎公社的发生在哈维的视野里也是资本主义都市化史中的最特出的一页，它的发生的直接导火索是普法战争的战败，但是“真正供其点燃的原料却是在资本主义缓慢改造巴黎历史地理的韵律中汇聚而成的，”[15]资本的发展和运作培育出了自身的反对者，战火也再次冲击了正在重构中的巴黎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这也是哈维进行此项研究的一个归结点所在。
    二、现代性：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19世纪是现代性飞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代的现代化的全副图景中，我们可以开追随伯曼的眼光看到“在这幅景象中，出现了蒸汽机、自动化工厂、铁路、巨大的新工业区；出现了雨后春笋般的大批城市，常常伴随着可怕的非人待遇；出现了报纸、电报、电话和其他大众媒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着信息的交换；出现了日益强大的民族国家和资本的跨民族集聚；出现了各种大众社会运动，以他们自己的来自下层的现代化模式与那些来自上层的现代化模式进行斗争；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包容一切的世界市场，既容许最为壮观的成长，也容许骇人的浪费，除了不容许坚固不变它容许任何事物。”[16]这幅图景我们同样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本雅明的“拱廊计划”，以及哈维的此项研究中一次次的领略，而巴黎不过是这一进程中比较特出也是极为剧烈的一部分。
    从奥斯曼上台的1853年6月到他下台的1870年1月，巴黎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居住于其中的巴黎人更加深刻地感觉到了都市生活非人性的一面。他们仍然记得毫不现代的世界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面貌，现在生活在现代生活的前台，都市的种种新景象给他们的精神生活造成的巨大冲击，“从这种内在的两分、这种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感觉出发，出现并且展开了各种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观念。”[17]他们陷身于现代性进程的巨大漩涡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破坏与建造的进程中失去家园以及寄附其中的记忆，“这种感受产生了数不清的痛失前现代乐园的怀旧性神话”[18]。可以说怀旧与现代化进程紧密相伴，在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之初就已现端倪，而不仅仅如詹姆逊所言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后现代的文化症候。现代性拒绝停滞与稳定，不断地更新着人们的对世界的感受与认识，“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他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19]这既有物质世界还有精神世界，以及它们的表现形式。
    1948年的欧洲革命以及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作为资本主义都市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其间的文学艺术也有了一些变化。1948年之前有古典主义者和色彩画家，之后则有写实主义和印象派，旧巴黎、富裕阶级到乡村的休闲与愉悦等也成为了印象画派的重要主题；之前有浪漫主义诗人与小说家，之后则是严谨、精简而洗练的散文与诗等。“闲逛者”这一文学形象虽然是巴尔扎克首创，但是这一形象为文学界所真正认可是在波德莱尔那里。改造后的巴黎使得巴黎内部有了宽敞的大道、百货大楼、公园等公共空间，这为都市的大众提供了理想的消闲、娱乐与消费的空间，而奥斯曼对巴黎的无情改造，对传统的毫无保留的破坏也使得波德莱尔敏锐地捕捉到并明确地提出了“现代性”的说法。对巴黎的叙写，福楼拜的写作也不再同于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的宽阔笔触是印象派的，他创造出如同幻影一般、永远处于流动之中的都市世界心理地理学。在巴尔扎克的世界中，哪怕是闲散者都有机会掌握绝对知识，可谓彻底了解巴黎及其各种秘密。福楼拜用外科解剖刀来写作，将事物大卸八块，一句一句分离，制造出实证主义式的美学，在他笔下，巴黎成了静态的艺术作品。”[20]这正如奥斯曼依靠锄头和斧头对巴黎的拆除与再建，科学化的实证主义思想在这个时代蔓延，在福楼拜那里，“闲散者所意味的是失序与异化，而非探索与发现。”[21]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就是在巴黎改造的过程中写就，而《包法利夫人》“有时被称为法语世界第一本现代主义小说”。新的都市生活给了其中的人以新的感受能力，街头的川流不息的车辆、躁动不安的人群、宏大的景观建筑、到处堆积的商品等现代意象都在不断地作用于其中的人们，恰如伯曼评述卢梭《新爱洛绮丝》时所言：“正是从这样的感受——焦虑和骚动，心理的眩晕和昏乱，各种经验可能性的扩展及道德界限与个人约束的破坏，自我放大和自我混乱，大街上及灵魂中的幻象等等——之中，诞生出了现代的感受能力”[22]，以及现代的艺术形式。
    对中古巴黎的整个改造过程深刻地呈现出了波德莱尔所言的现代性的过渡、短暂、偶然的面向。所有的现在的都将在未来成为过去，所有坚固的东西都将在资本的力量下加以审视而遭受破坏，或灰飞烟灭或加以重构。“现代性的神话之一，在于它总是采取与过去完全一刀两断的态度。”[23]但是现代性的创造似乎为了创造就要破坏，就要斩断与传统的关联，它巨大的破坏力量甚至将其自身也作为一个不断突破的对象，造成自身内在的断裂。它对自身的过去尚加以超越破坏，更勿论前现代的传统，因为在现代性的视野里除了变化与更新没有任何的东西是长久的与永恒的，只有不断革命才能保证其自身。在这种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逻辑的支配下，人也就由目的不断地堕落为手段，尤其是当现代化的行动者自认为掌握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某种先进的文化和历史真理的时候，就更是会心安理得的作恶，任何挡在其道路上的人和事物都将遭到清除，因为在他们的逻辑中，现在的破坏是为了达到人类整体更好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是为了最终的善。善意的动机和预设的美好结果会给过程中的种种行为一个最终的理由，因而对于个别的暂时的人与事物的破坏和作恶也就不必过于在意和自责，进步总要付出代价，这就并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个悲剧。“在这个破坏性的创造和创造性的破坏的巨大破坏性力量中，即使结果必定是悲剧性的，但证实自我的惟一途径就是行动，就是显示出意志。”[24] “破坏的现代性”的内在精神在浮士德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浮士德是现代性精神的典型形象，他可以为了自认为可以造福更多的人的真理的达成而采取一些残酷的手段，如派梅菲斯特杀死一对非常相爱的老夫妇，造就了一出人间悲剧。浮士德也是一个不断更新自我的悲剧，他“把思想和行动综合起来，强迫自己和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梅菲斯特）都走到有组织、痛苦和枯竭的极端，以便驾驭自然，创造一种新景观，一种崇高精神的成就，其中包含了源自愿望和需求的人类解放的潜力。”[25]如果我们将奥斯曼和浮士德做一下类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奥斯曼某种程度上就是第二帝国的浮士德。他对巴黎的改造虽然为资本所推动，但却是从整体加以考虑和规划来重新构造巴黎城，并且胸怀大志，希望用较长时间实现自己的规划，并没有单纯地屈从于某个阶级的利益，而且虽然最后因为财政问题下台，但是也没有证据显示他在巴黎的改造过程中获取了私利。我们只要把哈维评价浮士德的话略加改动就能用在奥斯曼身上：“奥斯曼把思想和行动综合起来，强迫自己和每一个人、事物（甚至包括无产阶级、资本）都走到有组织、痛苦和枯竭的极端，以便驾驭自然，创造一种新景观，一种崇高精神的成就，其中包含了源自愿望和需求的人类解放的潜力。”
    奥斯曼的工程因为其彻底的破坏和重建反而得到了保存，其对巴黎城伤筋动骨的改动使得这座城市在十九世纪就完成了面向现代性的凄美却不乏华丽的转身，使其在以后的岁月中反而较少受到趋新式的破坏。21世纪的巴黎“既是帝国的殿堂，又是革命的废墟；既有创新的痕迹，又有历史的遗留；既是走在时代的前头，又留在浪潮后面。”[26]她身着奥斯曼为其打造的盛装走入了二十世纪并迅速的老去，“巴黎一个踩在旧欧洲遗址建立起来的城市，如今，却又成了旧欧洲的象征。”[27]正如本雅明所言，所谓现代性，与其说是一见钟情，还不如说是对最后一瞥的眷恋，因为在现代性面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葆青春，一切的事物都在飞速地流逝、老旧、变得不合时宜，从而被翻新、被修整或者被消失。在这个一切都变得短暂、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世界里，个人要想实现永恒和不朽就要尽全力的将自己的印记打在这些不恒久的事物之上，甚至是全盘的破坏，奥斯曼借助历史的力量，与在他指挥下破坏与造就的巴黎一同走入了暂时的不朽。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学
    20世纪70年代以降西方部分地理学研究放弃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立场变得激进起来并发展出批判的人文地理学是同步的，而哈维则是这一转变中的先锋人物。他致力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学也经历了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地理学到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化的过程。他在完成《地理学中的解释》（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1969）这一“实证主义的普世教会主义（ecumenicism）的”论著之后就转向了公开支持支持、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公正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1973），之后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影响之下进行的研究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资本的界限》（The Limits to Capital，1982）、《后现代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1989）、《城市经验》（The Urban Experience, 1989）、《巴黎，现代性的首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2003）等。哈维从20世纪70年代以降就不间断地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将其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运用于研究之中。他的著作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虽然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如异化、商品拜物教思想汲取很多，但却更多的具有政治经济学色彩，而没有像其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28]他更多的将研究建基于马克思晚期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共产党宣言》等，以及后来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等的进一步论述，尤其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列斐弗尔的杰出著作《空间的生产》（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1974）将空间划分为三种形态成为了哈维展开其空间思想的重要基础。[29]这种研究方法不再将地理学作为一个价值中立的自然科学来进行研究，而是将地理学中的重要维度空间形式与社会进程联结在一起进行研究，认为空间形式是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等不断建构的结果，并会反过来对之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要做的，透过社会、城市与历史进程的缤纷表象，发现埋藏于其下的历史动因，一种决定机制、历史结构，当然这不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而是一种时间（历史）、空间（地理）和社会（人）的辩证交互历程。
    哈维的研究的涉及具体的城市地理学与国际发展地学理。他关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及其中的资本运作、城市经验的变化等的研究与卡斯特尔、列斐弗尔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一起对建立城市政治经济学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而其后期的研究除《巴黎，现代性的首都》外则较多地关注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致力于发展一种批判的差异地理学（critical uneven geography）。他在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地理学的同时，也致力于将地理学引入到马克思元理论（meta-theory）之中，以彰显马克思元理论中隐而不张的地理（空间）维度，如在《资本的界限》（The Limits to Capital, 1982）一书中，“哈维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核心出发，伸展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批判社会理论更为广阔的领域，为空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和空间化了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30]，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了再阐释；在《希望的空间》（Spaces of Hope，2000）中对《共产党宣言》中的地理学维度的发明[31]等。哈维试图通过这些努力来填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盒子”（empty boxes）：地理维度的缺失，将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提升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并明确地提出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作为自身的理论对象。[32]
    《巴黎，现代性的首都》是哈维受到文化研究影响之后的一部力作，可以说是其最为精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他的这项研究，充分吸纳了现有的研究成果，以辩证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指导，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出发，跨越了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的边界，将资本、时间、空间、城市以及置身其中的人的经验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其考察的重点，追寻了资本的运作在改造城市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此间市民都市经验的变化，展现了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全景，是研究第二帝国的巴黎城市、文学艺术以及现代性诸问题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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