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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抒情技巧、灵彻通透的哲学思考、凝重雅致的人文景象、细腻温馨的百姓情怀……这是近年来中国人文纪录片表露出来的整体特征。从对日常小事的关注，到对文化根系的追溯，这是一群纪录片人的自觉行为，目的是为了展现前人的文化方式，寻找精神上的文化家园。 然而，电视娱乐化思潮的冲击给人文纪录片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如何继续中国人文纪录片的复兴之路？如何用人文纪录片表达我们的历史面貌和时代精神？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与《读书》杂志联合召开中国人文纪录片之路研讨会，对人文纪录片共性的创作规律及个性的探索方式进行回顾和总结。 表现人文历史记录文化探访 中国人文纪录片有两个重要的发展时段。其一是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寻根热、美学热等浪潮推动下，人文纪录片经历了繁盛的创作时期，一批经典佳作相继问世，如《望长城》、《话说长江》等等。其二是21世纪初期，经过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一批优秀人文纪录片脱颖而出，它们探查历史，反思现实，直面未来，这一批纪录片比上世纪的纪录片有着更加丰富的表达。“人文纪录片的创作，可以被归结为对古代文化信息的自觉传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说。 人文纪录片展现了具体创作对文化价值的诉求——在传统与现代的对峙当中呵护传统；在物与人的关系当中强调人的因素；在历史的讲述中突出民间的生活；在交流层面上尊重个人的主观选择。“事实上，在我们多年的摄制当中，我们看见了停滞的时间。更让我们触目惊心的，不是时间对历史的侵蚀，更为凶猛的是人为的破坏，我们拍摄过的地方有的几个月后再去，变得面目全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在记录历史，也在记录现在。”《江南》、《徽州》总导演周亚平感慨地说。 人文纪录片坚持对某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的剖析，在这方面，《江南》堪称典范。江南不仅是地理上的自然分野，也是人们心中的一个文化意象。如何将这种意象合理、真实地反映出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读书》杂志主编汪晖说，江南有着优美的文化，也是外国人入侵时遭遇抵抗最剧烈的地区。为什么在这个柔弱的地区能产生这样强壮的力量？这是很值得我们整个民族深思的。“《江南》将江南那种既圆润又强悍的感觉处理得非常到位。在《江南》中，一片瓦，一个传说，一个祠堂，一个园子，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个历史密码，大家在观看时会产生回味，能够走向记忆深处，其实这就是属于特定主体的一个记忆宝库。”杨立华说，“整个生活，整个空间，整个安排，实际上体现了人文的秩序感，因为在中国古代礼仪里，时间和空间都是体现秩序的重要符号。” 全球化浪潮中葆有东方品质 用一系列被分隔的历史单元来体现民族传统，用电视语言来表达特定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使我们的民族历史具有可视性、具体性——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认为，这是人文纪录片的主要特点，这也是基于社会需要而诞生的电视话语方式。“我们是将《徽商》作为个案，来洞察明清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转型的内在因素。”《徽州》、《徽商》、《江南》总策划、总撰稿杨晓民说。 “今天的人文纪录片，试图对过往的历史、自我的理解开放出更多的视角，这给我们的思考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徽商》等人文纪录片的意义就在于不让叙事在某个设定的逻辑上封闭起来，从而展示出叙事的多重空间和可能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 这一批人文纪录片是在全球化浪潮中集中出现的，因此它的视野、框架与以往的纪录片相比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实际上是全球环境之下对文化传统的重新认知。”尹鸿说，“我们今天这样的解读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决我们所面对的文化焦虑。” 人文纪录片要坚持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吸引观众、吸引市场？中国纪录片学会会长刘效礼强调要充分彰显中国人文景象和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它的主要受众在中国，中国的纪录片应该有中国的气派，中国的气派说到底就是文化的气派，文化是中国纪录片的根系所在。”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文纪录片，不能盲目地同外国的纪录片相比较。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过度追求国际化会丧失中国的话语权，会导致东方品质的缺失。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高峰说，“近年来，真正东方的感觉，常常不是出现在中国，而是出现在越南、韩国、日本，这是我们的悲哀。所以我们的人文纪录片不仅要探讨它和文学、文化的关系问题，更应该探讨它的东方情结，中国的话语方式。” 是影像的记录，更是思想的提纯 结合《故宫》的拍摄，《故宫》总编导周兵用一组数字来解释记录与思想的不同：“《故宫》拍摄了4万分钟的素材，最后只剪辑成500多分钟播放。”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伯重强调，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在于我们自己的传统，以及传统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吸引力。尽管传统一度受到很大挑战，但我们只有通过传统才能真实地认识我们自己，人文纪录片是记录传统的一种方式，也是反思传统的一种方式。 纪录片必须保持思考的本质，汪晖对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在纪录片中的运用提出质疑，这有可能让“电视制作者片面强调现代化叙事，导致用后来的发展来遮蔽前面的历史，用后设的问题解决历史的疑问。”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张旭东强调人文纪录片要避免两个方面的破坏——审美的滥觞和文化的说教。从中国人文纪录片整体来看，目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创作模式上缺乏创造魄力，缺乏思考深度，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 人文纪录片不应排斥思想。杨晓民说：“当代纪录片，不在于手法上的落后或对现实关注的缺失，而是缺乏思想的发现，缺乏对社会人文主题的深度开采，缺乏用影像来表达一个比较深刻和开放性话题的能力。” 很早我们就用电影的手段记录历史，用文字的手段记录生活，人文纪录片是电视媒体与文明进步的一个结合体。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王铭铭强调，在人文纪录片的拍摄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历史和记忆的区分，“我们怎样看待历史？怎样看待记忆？这是不同的问题。我们经常会把历史和记忆区分开，说历史是集体性、真实性的，是对过去的一种主观表达，实际上界限没有那么明显。很多文字史，和我们的记忆是不同的，如果人文纪录片过分营造一种氛围，即只有这个历史才是真的，就会排斥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影像有着自己的特性，影像同历史的结合，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对于历史来说，真正进入和构造历史的冲动，我觉得不在于对历史知识的兴趣，而且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并不只是一种。历史的重要作用是要打破现实的直观性，也就是说在理解现实和冲破历史当中，单单有历史框架并不是具有历史性的。拍摄一个纪录片的理想过程，其实是一个探索历史的过程，其选题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先在的设定，而是包含探索历史的理解和历史表达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程凯说。 人文纪录片这个创作群体有一种让人感动的精神，这是一种思想的精神。人文纪录片不仅有着重要的文化储存意义，更有着广泛知识传播的意义、创造电视经典的意义、改善电视文化生态格局的意义。“人文纪录片的功能不仅提供阅读，更提供思想，”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峰说，“目前人文纪录片创作面临的问题是：相关性有余，时效性不足；可视性有余，时间感不足；陌生感有余，日常化不足。”如何化雅为俗、化高为低、化深为浅、化大为小？他认为，这是我们亟需思考的问题。 作为中国人文纪录片的实践者和见证人，高峰认为应该对人文纪录片所做的探索给予肯定，“人文纪录片是一种文化品位相对较高的节目形式，它以精致、简洁的镜头语言表达出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传播者对历史解读后通过电视元素表达出来的影像作品，这就要求创作者本身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有精品意识、能深入浅出地表现出节目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理念。” 原载：《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