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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在中国话剧舞台上连续出现了《青春禁忌游戏》和《……Sorry》两台剧目，一个并非新有新生，而对中国的观众和戏剧界却新鲜陌生的名词，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和探询，那就是——“新浪潮”。因为上述两戏均属于前苏联剧坛称之为“新浪潮”剧派的剧作。 “新浪潮”剧派，是上世纪70至90年代闯入前苏联剧坛的一支重要的剧作家群体。当时一批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从事各种不同职业如演员、记者、散文作家、政论作家、诗人的“年轻人”，纷纷兴致勃勃地尝试起戏剧文学创作。其人数之众，剧作数量之多，读者观众反响之强烈，文艺界评论争议之活跃，给当时不大景气的剧坛带来了耀眼的光泽和醒目的繁荣。许多已经夭折关闭的戏剧刊物因此重新复刊，众多剧院出现了各种样式演出的复苏景象，它们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前苏联戏剧生活中占据了显著位置，构成前苏戏剧史上重要的一页。 人们认为“新浪潮”一代剧作家形成了自己统一的美学观，其剧作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心理现实主义的进一步深入，继承了俄罗斯剧作的传统，同时又找到了新的心理学和类型学的舞台表现方法。有评论家更明确地称它们为“万比洛夫后的剧作”，认为它们在万比洛夫剧作特有的心理分析基础上，又补充了在历史地形成的现实中寻找自己位置这样一个主题。由于当时前苏联社会正处于“停滞的年代”，人们普遍感到苦闷和迷惘，沉入了更深的思考，而这种情况反映到戏剧文学上，便是“内向化”的趋势更加发展。“新浪潮”剧作家将笔触深入到前人很少表现的心理活动领域，强调矛盾冲突不仅发生在人们之间，而且发生在人的自身，发生在每个人的灵魂和意识里。 “新浪潮”剧作之所以异军突起，还因为它们对生活、对社会表现出极强烈的责任感。剧作家们指出了社会的“危险区”，对社会弊病提出警告，尖锐而令人震惊地表现出现实生活中某些消极现象。人们赞扬他们对世界、对时代的社会思想有全新的感觉，对真正的、社会的与个人的戏剧性，即人的命运的戏剧性特别敏感，尽管他们可能带来了新的痛苦与忧愁、新的冲突，但却扩大了社会的乐观主义范畴。 “新浪潮”的代表人物阿罗认为：“要有直面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勇气和巨大的艺术创新精神。剧作如果能及时敲起警钟，批评不符合社会道德的个人主义，有利于提高社会觉悟，那就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新浪潮”剧作在我国上演的不多，除上述两部外，还有十多年前上演的由《……Sorry》的作者亚历山大·加林创作的《晨星》，以及A·加林创作的《回归》。 （作者为俄罗斯国立戏剧艺术科学院俄罗斯哲学导演学博士现国家话剧院副院长） 原载：《文汇报》2006年9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