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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得以飞速发展，现代传播更是给20世纪中国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如此紧密的关系或许是任何一个文学家和传播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上个世纪9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开始关注到了现代传播中的报刊、出版的研究，努力地发掘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尽管如此，“把‘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联结起来，做综合研究，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1]（P103） 现代传播以书刊、报章、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为主要形式和手段，建构起了一个强大的“媒体大国”。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本文试从文学作品改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的情况，做一大致的勾勒，旨在揭示现代传播中的电影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和影响。这里并不包括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在内，若将这一部分也纳入范围的话，那将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得了的。 10-40年代：一个电影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 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17年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开始，就与现代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号角”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当时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上。1918年上半年，“文学革命”从初期的理论建设转向创作阶段，以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作品也相继发表在《新青年》上。20世纪中国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之际，中国的现代传播尚停留在书刊、报章、出版的阶段，电影也刚刚在中国拓荒起步不久。做为现代传播形式和手段之一的电影实际上在发明后的第二年（1896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中国人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却是在近十年后的1905年完成的，且是黑白片，无声片，又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相关章节改编成京剧而后搬上电影银幕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定军山》开了先河，而且是把最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最新的艺术样式结合到了一起。对于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2]（P279—280）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个电影刚刚起步并将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原因有三：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队伍中很早就有人先后触“电”，参与到现代传播之电影的活动中来，接触到了电影这一当时最新的传播艺术形式。他们有的涉略过电影理论，有的写过电影批评，有的进行过电影创作。如：张恨水、徐枕亚、包天笑、侯曜、平江不肖生、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鲁迅、郭沫若、夏衍、阿英（钱杏＠①）、阳翰笙、郑伯奇、沈雁冰、陈白尘、翟秋白、周扬、宋之的、刘呐鸥、穆时英、张骏祥、曹禺、陈残云、吴祖光、张爱玲、黄谷柳、姚雪垠、端木蕻良等等。 二、电影传入中国后，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园地的另一支奇葩——电影文学。电影文学是为拍摄电影创作的文学脚本。电影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写好剧本，正如《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所言：“那时的电影界也和文明戏一样，只用幕表而不用详细的脚本的。”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芽的。现代传播之电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这里可窥一斑。据有人统计：从10-40年代，“仅由上述现代文学作家编写的脚本拍摄成片的电影就有两百多部（还不包括他们为数不少的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以及发表在报刊文学杂志上的作品）。”[3]（P20） 三、最重要的当然是这期间由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的电影了。这是廿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早一代的电影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大量移植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工作。”[4]（P129）由上述的中国现代作家编写的并拍成电影的两百多部电影中，就有近半数的电影是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根据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影片的电影近百部，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电影在30年代走向成熟期以后拍摄的。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多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了，“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名躁一时、影响极大、且形成一个“流派”，大概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其中又要数张恨水的作品改编并拍成电影的最多、影响也最大、最广。如：“《玉梨魂》（徐枕玉，1924）、《弃妇》（根据候曜同名舞台剧改编，1924）、《小朋友》（根据包天笑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1925）、《火烧经莲寺》（根据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改编，1928年）、《落霞孤鹜》（张恨水，1932）、《啼笑姻缘》（张恨水，1932年）、《满江红》（张恨水，1933年）、《欢喜冤家》（张恨水，1434年）等。此外，还有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雷雨》（1938年）、《日出》（1938年）、《森林恩仇记》（原著《原野》，1941年）、《京华旧梦》（原著《北京人》，1944年）。有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1933年），有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1941年）、《春》（1943年）、《秋》（1943年），鲁迅的《祝福》（1948年），等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49年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影由于技术上的多种因素，发展是颇缓慢的，虽然在这近30年中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上。电影的发展实际上还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直接影响到电影灯光、音响、美工、道具、布景、色彩、摄影设备、剪辑、以及电影胶片等等多个环节，甚至还有编、导、演方面的人员的文化、文学的素养的影响。当今天我们在观看那些“老影片”时便会感到画质不良：画面模糊；音质不良：声音不清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受到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 50—70年代：一个电影从成熟走向停滞的文学时代 如果说10—4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一起走过了一个从拓荒起步走向成熟的历程，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在30—40年代有过一个小高潮，那么另外一个高潮的出现则是在建国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初期，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就显示出了勃勃的生机，尽管此时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如“迎面风”吹来，但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却一部接着一部拍摄出来。有根据解放区时期的同名歌剧改编而成的《白毛女》、《刘胡兰》，根据孔厥、袁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儿女英雄传》，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我这一辈子》，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们夫妇之间》，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方珍珠》等。这些电影有的歌赞了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英雄，有的揭示了过去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难；有的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于刚刚从战争的岁月里走进和平幸福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电影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这是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前景是十分广阔、灿烂辉煌的！ 新中国的电影实际上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一度受阻，发展减慢了些许。但在随后的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发表之后，以及60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之后又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个突破性的飞跃，形成了一个改编的高潮。这一时期改编成电影的主要是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上。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大概只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得到了最好的发展，这也就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创作来源，使中国的电影得以长足的发展。当然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流传。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大致有三类： 一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拍成电影的。如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雪克的《战斗里的青春》等等，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几乎都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一一的展现，甚至连建国初期刚发生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如：陆柱国的《上甘岭》、巴金的《英雄儿女》。 二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改编。如：鲁迅的《祝福》、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铺子》、柔石的《二月》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在建国以后改编成电影，自然赋予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站在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的高度进行演绎，尽管也强调了“忠实原著精神”的原则，但仍不免打上了“左”的思想的印迹，在改编、拍摄这些作品时难免有“曲解”、“误读”之嫌。 三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炼的《枯木逢春》、胡可的《槐树庄》、刘厚明的《箭杆河边》、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舍的《龙须沟》等。 从以上三类文学作品的改编来看，革命历史题材的数量最多，也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取得了更高的成就，相比之下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数量少，且影响和成就也不大。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七年”中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本身就不多。况且现实题材的作品也难写。在50-60年代那个讲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左”的思想愈演愈烈、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排斥在工农兵队伍之外的年代里，我们的文学家可谓是噤若寒蝉，战战惊惊，不敢轻易去触及“现实”这条敏感的神经，唯恐一不小心就要遭殃。在那个年代，即使创作出来的现实题材作品，也多是粉饰现实，粉饰太平一类的“应时之作”，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从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到1957年的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再到对那些大胆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突破“禁区”作品的批判，直到狂风暴雨般的“文革十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且都是拿文艺界开刀问斩而引发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以及现实题材的作品改编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我们从“十七年”中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那一长串的名单上的确可以感受到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辉煌，它的确构成过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在那个物质贫乏，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来满足精神需求的年代里，电影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他们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方式了解了更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且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了“经典”难于抹去，对这些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经典”情结，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重新“解构”、“消解”这些“经典”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迸发出了一种带有本能性的抗拒情绪。我想这大概就是现代传播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吧？！近几年来，重拍当年这些“经典”的电影也好，电视也好，有几部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呢？又有几部超越了当年的这些“经典”而受到欢迎和好评呢？ 80年代以来：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 中国的文学和电影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沉寂之后于80年代开始复苏。稍后一个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及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传播之电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开始普及，这预示着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中国电影在“文革十年”中被一条“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地否定得一干二净，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自然也在其中而不能幸免。诺大的一个中国电影领域差不多只剩下了“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样”（八个样板戏），但我们还能有幸看到几个闪光的点：《艳阳天》（浩然原著）、《海霞》（根据黎汝清《海岛女民兵》改编）、《闪闪的红星》（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文学作品和电影几乎脱轨。 中国文学和电影从80年代开始复苏以后，并且迅速地再度携起手来，重新接轨。《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原著、编剧）、《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原著、编剧）、《牧马人》（李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枫》（郑义原著、编剧）、《许茂和她的女儿们》（王炎根据周克芹同名小说改编）等一批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较早对包括“文革十年”在内的“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深刻的反思。文学与电影联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推波助澜，尽情地渲泄了人们被压抑了多年的心声。 这时，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强劲气势，先后投下了几个“重磅炸弹”：如《小花》（前涉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一个和八个》（张子良、王吉臣根据郭小川同名叙事诗改编）、《黄土地》（张子良编剧）、《红高梁》（莫言原著，陈剑雨、朱伟、莫言编剧）等。和“十七年”的同类作品比较，这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探索，并做出了新的突破。《小花》大胆触及到了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具有很浓的人情味、人性味；《一个和八个》开掘了人的尊严和人性，并且在影像造型及画面构图上大胆采用了不平衡的构图法；《黄土地》取材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从散文取材拍电影这恐怕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用非叙事结构展示了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空间造型感尤为强烈；《红高梁》在色彩运用方面极有创意，红色色彩的运用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个性的张扬酣畅淋漓。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之电影得以最大限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经改编成电影之后迅速、及时地得以传播，这与“十七年”中的同类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较为宽松的环境中，作家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开放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一大批现实题材的作品，这就给新时期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的创作源泉，使电影有了近距离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机会。《人到中年》（谌容原著、编剧）突出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祸起萧墙》（水运宪原著，叶丹、祝鸿生编剧）揭示了社会心理给改革带来的尖锐矛盾；《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编剧）热情地讲述了一个工厂厂长锐意改革的故事；《花园街5号》（李国文原著、李玲修编剧）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触及了改革现实中的一系列新问题；《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原著，李准、李存葆编剧）一方面凸现了当代军人的丰采，一方面又没有回避当代军人生活中的问题；《人生》（路遥原著、编剧）关注了一个当代青年几起几落的命运悲剧；《野山》（颜学恕、竹子根据贾平凹《鸡洼窝人家》改编）通过两个农村青年换妻的故事，大胆凸现了当代人的人生态度、婚姻观念、价值观念；《老井》（郑义原著、编剧）展现出中国农民生之艰难的生活图景；《哦，香雪》（铁凝原著，铁凝、谢小晶、汪流编剧）突出表现新一代乡村青年对现代文明的急切渴望和追求；《红衣少女》（陆小雅根据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反映了当代（女）青年面对急剧变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表现出的复杂的心态等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电影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生活，接近大众。 80年代以来似乎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第三次浪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的“第三次浪潮”来之并不平凡。众所周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子曾经延伸至现代文学的历史中横扫一遍，除鲁迅先生之外，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成了“毒草”。粉碎“四人帮”后，随着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过去的“毒草”又都成了“重放的鲜花”。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又是一个“现代作家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大批的现代作家的作品被纷纷改编成电影，使得这些现代“经典”承露了现代文明的“洗礼”，通过现代传播的手段之一——电影——进一步得以流传。“第三次浪潮”是从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开始的，单在1981年就有鲁迅的三个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阿Q正传》（陈白尘改编）、《伤逝》（水华改编）、《药》（肖尹宪、吕绍廉改编）。以后被改编成电影的有：茅盾的《子夜》（桑孤改编）、巴金的《寒夜》（阙文、林洪桐改编）、老舍的《骆驼样子》（凌子风改编）、曹禺的《雷雨》（孙道临改编）、《日出》（曹禺、万方改编）、《原野》（凌子、古思改编）、《湘女萧萧》（张弦根据沈从文的《萧萧》改编）、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谢铁骊改编）、许地山的《春桃》（韩兰芳改编）等。其时，现代传播的另一崛起的形式——电视——也加入了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的行列。20世纪中国作家和作品从未与现代传播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让人们通过现代传播的电影、电视了解了他们曾经熟识又陌生的久违了的现代作家和他们作品。80年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给电影、电视在其艺术形式上注入了更新的成分，这些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科技含量极高的电影、电视中得到了全新的阐释。新一轮的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比起“十七年”中的改编明显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不仅仅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电影技术上的巨大发展，80年代电影的音响、灯光、色彩、摄影设备、剪辑设备、电影胶片等，科技上的含量大大提升；此外，编剧、导演、演员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的转变，艺术修养、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也大幅度提升；还有就是从事文学、电影的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改观，摒弃了过去带传统的、“左”的思想的有色眼镜去看待、理解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的思维模式，抛弃动辙阶级分析、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方法。所有这些因素很好地保障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能在改编、拍摄的发展道路上飞速行进。 当然，新一轮的现代作家热的电影改编并非尽善尽美，并非改编者不懂得应该忠实于原著，也不在于改编者的文字功底差，而在于改编者对这些名家名作“原著精神”及“大师动力”的把握和理解上，有些改编者并没有将这些名家和他们的名作“还原”到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而是站在所谓的今天的历史的高度，想当然地去认识和理解这些名家和名著，这样一来，势必在理解上对这些名家名著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而使这些名家名作在一定程度上变形、走样。尽管有些改编者自以为满意地陶醉在自己的“大手笔”中，也尽管借助了媒体大肆地“炒作”吹嘘、鼓噪，但对有些改编后拍摄成的影片观众并不看好，甚至没能引起一点的反响。反倒将一部“经典”糟蹋得一塌糊涂，削弱了原著的艺术感染力。向广大观众传播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经典”。这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改编成影片的，做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和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电视还是有区别的，改编者应当从本质上注意把握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艺术形式。夏衍当年改编《祝福》时加上的祥林嫂挥刀“砍门槛”的败笔之处让人记忆犹新。鲁迅先生当年就《阿Q正传》的改编所说的话仍然是那样中肯——“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5]（P26）所幸的是在这新一轮的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热中这样的不足实尚不多。 本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互生共长的大致情形，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和现代传播之电影就好似一株茁壮的长春藤与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互生共长，郁郁葱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之中还有许多优良的种子，随着现代传播多种形式的出现，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株长春藤必然会继续在现代传播这棵参天大树上继续攀援。 【参考文献】 [1]陈平原.文学的周边[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周晓明.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 [4]王晓玉.中国电影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鲁迅.致王齐南的信[M].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 原载：《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