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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许多评论家指出过的那样，作为虚构人的许三多能够超越已被赋予太多国族想象的姚明、刘翔成为“2007年度中国人物”之首，已然构成了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不过，很显然，虽然《士兵突击》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军事题材片，但许三多之所以倍追捧可能并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因为其士兵”身份。无论戏里戏外，许三多总是让人联想起王宝强演过的另外两个角色：凤鸣和傻根。凤鸣、傻根和许三多，虽然年龄有别、身份各异，但最深层的精神气质却极为相像：愚蠢而智慧，无能而大能，卑而高贵，丑拙而圣洁。因此可以说，早在2005年的贺岁片《天下无贼》乃至更早的电影《盲井》中，许三多的前傻根和凤鸣就已经为其提前得了一大批拥趸。我甚至以为可以将三部作品看成是一个系列剧：凤鸣经历了《盲井》中的那场变故后，改名傻根到青藏高原去打了五年的，之后参军，变成了士兵许三多。不无巧合的是，在美学风格上，三部作品严丝合缝地构成了悲剧-喜剧-正剧的递进关系。毋宁说，正是三个不同角色之间的互文本效应成就了作为大众偶像的许三多。 在社会共识变得益困难的今天，“傻子”许三多能得到各阶层的一致认同，无疑值得玩味。我由此想到了俄罗斯画家M. V. 涅斯捷罗夫的名画《在俄国》。《在俄国》之所以其为名画，并不是因为它在绘画技巧上有什么重要的突破和创新，而在于它形象地阐释了俄罗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即“圣愚”在俄罗斯精神文化生活中所占据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俄国》堪称俄罗斯精神文化生活的众生相，画家将所有对俄罗斯文化做出过贡献的人，诸如贵族、士兵、农民、神父、作家，等等，集于尺幅之中，而绘画的焦点则集中在一个男孩和一个老迈的圣愚身上。画作的喻意不言自明：尽管中的所有人物都为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做出过贡献，但只有男孩和圣愚才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真正缔造者，才是俄罗斯民族真正的领路人。 撇开画中的男孩不谈，只说圣愚。俄罗斯文化语境中的圣愚，大都具如下特征：形貌丑陋，衣饰奇特甚或褴褛破旧；地位卑微，饮食简淡，身无长物；游离于世俗生活尤其是主流社会之外，来历不明，萍踪不定，经常处于一种无根的漂泊状态；不谙常情常理，言行愚痴，经常被嘲讽、被侮辱却浑然不觉，更不为所害，其超常的忍耐力仿佛是百害不侵的护身符。当然，上述种种都只是圣愚的表层特征，其实圣愚看似愚痴，实则是慧和真理的化身；看似柔弱无力，实则是福音的传布者；其痴言怪行的确乖悖常理，但惟其如此才能暗藏天机，通达神天。因此，圣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神明或天义的象征，他以反常的方式彰显神迹，警醒世人，惩戒僭妄。事实上，的确有不少人认为圣愚乃是基督的化身。 就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愚形象而言，最为人耳熟能详的过于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别祖霍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什金公爵。 《战争与和平》中的皮埃尔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中，似乎永远是一个在场的局外人，这不仅因为他是私生子，没有工作，没有明确的社会身份，更因为他的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不合时宜。的谈伴要么语含讥讽，要么想要设法摆脱他，而皮埃尔却对人们的态度毫无察觉。然而事实却是，皮埃尔的论断总在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且皮埃尔似乎戴着一个神奇的护身符，无论是和花花公子道洛霍夫决斗，还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皮埃尔总能安然无恙。如果说安德烈公爵是理性的化身的话，那么皮埃尔所代表的则是一种超验的精神状态。值得指出的是，安德烈公爵从一开始就对皮埃尔崇敬有加。不知道两人的结局是否有深意藏焉：皮埃尔不仅娶妻生子，而且赢得了整个上流社会的尊崇，而安德烈公爵却盛年夭亡。 同皮埃尔一样，梅什金公爵的身世也是一个谜团。似乎只是为了给他返回俄国找一个理由，作者才不无牵强地安他成了叶潘钦将军夫人的远亲。而梅什金公爵的愚痴比之于皮埃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梅什金公爵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如小说题目所示，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白痴”。按照医生的说法，他的智力水平相当于一个孩子，而且永远相当于一个孩子。因为像孩子，所以梅什金公爵总是显得与环境格格入。但也正因为像孩子，所以梅什金公爵才能恒常地保持其纯洁、善良、真诚、宽容、安静，并使之产生惊人的力量和绚目的美感。在众多显达的追逐者中，美的象征纳斯塔霞·菲里波芙娜独独心仪贫穷落魄的梅什金，便是明证。至于梅什金公爵以德报怨，即使是面对曾经试图杀害自己、并且已经杀死了纳斯塔霞·菲里波芙娜的恶魔罗戈任，仍能如兄弟般地和后者躺在死者的尸体旁边，心平气和地谈论所发生的一切，则非有基督的大德不能为。 由凤鸣、傻根和许三多叠合而成的形象，当然和俄罗斯文化中的圣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总的来说，二者并无质的不同。 和俄罗斯圣愚一样，凤鸣、傻根和许三多都游离于社会之外。凤鸣失牯辍学，四处流浪打工。傻根是一个孤儿，不知自己的父母，没有正式的姓名，连续五年没有回家。许三多的家庭也残缺不全，而且只是父亲的“龟儿子”，在村子里从来就是被嘲笑、期凌的对象。绝非巧合，三个人都只会说方言，而且都不懂最基本的人情世故。 更重要的是，三个人都痴、愚、呆、傻，却又都“因愚而圣”、“愚圣合一”。凤鸣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被谋杀的危险，却非但对“叔叔”们谋财害命的动机浑然不觉，反而对之心存感激。傻根傻到会在火车站高喊自己带了六万块钱。许三多从来就分不清别人是真心夸奖还是恶作剧式的嘲讽。然而，三个人却又都具有非凡的道德能量。如果说，《盲井》中的凤鸣以自己的善良和柔弱逐渐感化了“叔叔”，使之在生死关头杀死同伙，并且阴差阳错地赚得了足以养活一家的四万块钱，已经颇富传奇色彩，那么，《天下无贼》中的傻根能够在短暂的旅途中让江湖大盗王薄不仅良心发现，而且舍身成仁，就多少有些超乎常理。事实上，影片不仅通过青藏高原、喇嘛庙、降魔杵等符号暗示了傻根超自然的力量，甚至干脆让王丽直接说出了“他可不是一个凡人”。而一无是处的“孬兵”许三多靠着一句“人就应该有意义地活着”，先后超越了成才、伍六一、史今、高诚、袁朗，一跃而成为全团乃至A大队的精神象征，更应合了最为典型的圣愚叙事。 二 圣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虽然在俄罗斯文化中表现得最为令人瞩目，但其源头却可以上溯到《圣经》。亚伯拉罕大概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圣愚形象。亚伯拉罕老来得子，上帝却命其将爱子献作燔祭。亚伯拉罕虽然爱子心切，却遵命而行，结果为自己也为犹太民族赢得了上帝的恩宠。比之于亚伯拉罕，上帝对约伯的要求更加不合常情，而且不断地变本加厉，但约伯同样一一遵行无违。结果约伯及其后代都“成了有福之人”。《圣经》中类似亚伯拉罕和约伯的故事还有不少，概而言之，毋宁说，《圣经》时代的圣愚之“愚”，强调的是放弃“人”的智慧，对上帝无条件地信仰和忠诚，因为非此不足以赢得上帝的恩宠。唯其如此，保罗在致科林多人的信中，才会特别强调愚拙之于信仰的重要：“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林前，3：18） 保罗的话堪称是对许三多这一形象最好的解释。在和二哥许二和的争论中，许三多的一句“我信”虽然不无夸张，却既道出了他因愚而圣的最大秘密，也道出了他和一般的大众偶像的本质区别。 的确，许三多/王宝强很容易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偶像。在硝烟未散还复浓的时代，许三多身上凝结着国人对新战国时代沙场英雄的种种预期；在人人梦想成为“成功人士”的时代，许三多为成功之道提供了一个虽然老套但颇有说服力的秘籍：持之以恒（所谓“不抛弃，不放弃”）；在一个“人人都不满足”的时代，《士兵突击》所采用的“底层”视角，无疑为实际上涵盖了所有人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在一个“礼崩乐坏”、道德失范的时代，许三多提供了一个“礼失而求诸野”的楷模。当然，女性批评的解释同样有力：在长达三十集的时空转换中，一个又一个阳刚气十足的男性军人次第展现在女性观众面前，而片中却在没有一个直接在场的女性对其形成竞争的威胁，这无疑为后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但所有这些并不足以穷尽许三多的文化内涵。理由是，在消费时代的影视生产中，有太多的形象比许三多有更充分的理由成为军人标本、成功人士的象征、底层代言人、道德楷模或女性心目中的理想男性。 如果我们承认许三多和皮埃尔、梅什金，以及亚伯拉罕、约伯在精神气质上的关联，我们就必需承认，他和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偶像有着质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无疑在于：他不仅有自己的信仰（活着就是要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他的信仰是如此坚定，坚定得让人难以置信、让人嫉妒甚至仇恨。在无所事事的无边草原上，没有信仰的老兵百无聊赖、得过且过，而有信仰的许三多却无比充实，操练、站岗、修路，就连帮人整理内务也乐此不疲。老兵之所以看许三多不顺眼，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新兵蛋子死不开窍、不合群，而是因为许三多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深层的、由于生存缺乏根基的恐慌。许三多越是活得充实，就越是反衬出老兵们的空洞和虚幻。在钢七连解散的时候，许三多甚至让一向飞扬跋扈的高诚感受到了这种恐慌。许三多可以在钢七连解散后一如既往地整理内务、打扫卫生、站岗值勤、吃饭出操，而高诚却只能满怀羞愧、耻辱地躲在宿舍里掉眼泪。说穿了，高诚的自信甚至自大有赖于钢七连的存在，然而钢七连作为生存的根基，终究不够牢固。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诚和许三多的区别正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偶像和圣愚许三多的区别。（在网上的《士兵突击》吧中，高诚“粉丝”的数量同样令人可观。）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偶像，也能为大众提供一定程度的生存根据，但这种根据显然还需要有更深层的根据作为根据，而圣愚许三多的不同正在于，他拥有这最后的根据。因此，他的呆傻痴笨实际上是一种源于信仰坚定而来的平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高诚固然能够在调任侦察营之后迅速找回往日的充实和自信，但如果他不能像许三多那样找到最后的根据，就依然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最深层的精神恐慌。 因此，许三多和老兵、高诚们的愚/智、被引导/引导关系就完全颠倒了过来：不是愚笨如许三多者被灵智如高诚、老兵者引导，而是后者被前者拯救。 三 显然，《士兵突击》通过许三多与五班老兵、高诚、二哥等的对比，尤其是通过这种对比所显现出来的、源于生存的无根基的恐慌，是对当代（中国）精神症候的巨大隐喻。也许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一个老而弥新的问题被碰触到了：在高度“祛魅”的无神时代，在神性与天道、革命和历史被次第解构的时代，如何为生存找到坚实的根基？ 然而也只是“有意无意”地“碰触”到了问题而已。作为一部定位为主旋律的电视剧，《士兵突击》没有也不可能将这一问题突兀而尖锐地呈现出来。如果说，正是通过“圣愚”许三多，《士兵突击》触碰到了一个深刻的问题，那么，还是通过“圣愚”许三多，电视剧又令人遗憾地掩盖了这一问题。 个中关键在于：“圣愚”许三多触碰到的信仰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而电视剧却试图用一种古典的方式去解决这一问题。于是问题变成了：现代信仰和古典信仰有何不同？或者说，古典信仰在现代为何失效？ 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需要明确一个了然的前提：由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尼采所谓“上帝已死”），现代人已经失去了一个明确的、形而上的信仰对象。对于亚伯拉罕和约伯来说，作为人类创造者和拯救者的上帝的存在乃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尽管上帝可能会做出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但那只是因为人不能理解上帝而已，归根结底，上帝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善良而正义的。因此，对古代人来说，上帝作为世界和存在的根基，是坚实可靠的。惟其如此，古代人所要做的，便只是无条件地信靠而已。然而，对于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人来说，这样一个上帝已经不复存在，现代人必须自已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做自己的上帝。因此，作为启蒙运动的奠基者，康德才赋予作为现代/古代之界碑的“启蒙”以独特的内涵：所谓启蒙，并非一个事件，更不是一个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一种态度，也即“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从而“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过，正如康德所担心的那样，由于懒惰和怯懦，现代人宁肯自欺欺人地贪恋于“凡事都有人引导”的不成熟状态，也不愿努力进入艰辛而危险的成熟状态。以至于一百多年后，福柯在《何谓启蒙》的讲演中，不得不再次阐释并深化了康德的看法。福柯强调，所谓启蒙，首先意味着是在现在（现代）的视域中对自己、并进而对世界和历史进行反思、质询和批判，而不是不切实际地逃回古代。同对“上帝”欲拒还迎的康德相比，作为尼采信徒的福柯压根儿就不相信有那样一位上帝。福柯尤其强调，启蒙作为一个批判的过程，是永无完结的，任何试图以封闭的、完成形态出现的“真理”话语，都与启蒙精神背道而弛。福柯进而认为，无论是就其“自我质询、自我批判”的一面而言，还是就其永无完结的一面而言，启蒙都意味着一种英雄主义或苦行主义。在福柯看来，除非每个人都像康德所主张的那样，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理智，在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对自我、世界和历史进行质反思、质询和批判，人类将不可避免地堕入尼采所宣称的虚无主义的深渊之中。就此而言，启蒙又意味着每一个现代人都无可逃避的责任。 因此，古典信仰强调的是信靠，而现代信仰所强调的是反思和批判；古代信仰指向上帝（神），现代信仰以“自己”为上帝；古代信仰排斥理性反思，而失去理性反思，现代信仰就无从谈起；古代信仰要求的是虔敬，而现代信仰要求的是勇气、责任和苦行。 显而易见，许三多（凤鸣、傻根）的信仰是一种典型的古典信仰，因为许三多虽然虔敬有加，却既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理智的能力，又缺乏自我质询和自我批判的勇气。因此，许三多的虔敬和执着以及由此而来的宁静固然让人钦佩而神往，但这种与生俱来的虔敬和执着由于不曾经过理性/理智的反思和质询，就难免显得虚幻而无力。正像《白痴》里“恶”的象征罗戈任对梅什金不屑一顾一样，《天下无贼》中的王薄认为傻根虽然值得同情，却不值得钦佩，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恶的存在，更不知道恶的力量的强大；相反，只有在直面恶的力量时显现出来的善才真实有力，才值得钦佩。同样，就像只能完成三十多个单杠大回环的许三多在高诚的一激之下居然完成了三百多个一样，许三多的信仰终归有些可疑。我们很难想象，假如许三多遇到的不是史今、王团长?袁朗，他还能由愚而?。 前文说过，许三多和梅什金公爵有诸多相似之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陀斯妥耶夫斯基还是托尔斯泰对待圣愚的态度都判然有别于《士兵突击》。的确，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很大程度上迷恋梅什金公爵的“愚痴”，并且的确希望梅什金公爵能够像基督那样拯救苦难深重的俄罗斯。但另一方面，陀斯妥耶夫斯基又深刻地认识到，梅什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他的心智只相当于一个孩子一样，他的力量大概也只相当于一个孩子。小说中，梅什金公爵没能拯救纳斯塔霞·菲里波芙娜，也没能拯救阿拉格娅。小说的最后，梅什金公爵发疯后，回到了瑞士。同样，托尔斯泰最终也否弃了自己在“圣愚”皮埃尔身上寄托的种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战争与和平》庶几可以看作是皮埃尔由圣愚而凡俗、由古代人而现代人的成长史。在经历了一系列荒诞的事件后，皮埃尔渐渐地获得了理性/理智，并且真切地进入了生活。小说的结尾，皮埃尔则跟娜塔莎结了婚，并且加入了十二月党。 原载：《文景》2008/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