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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罅隙中广播剧的游丝命脉与广播剧研究的世纪荒凉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杨新磊 参加讨论

    广播还是艺术吗
    

     广播作为媒介,毋庸置疑,不言自明。倘若要视广播为艺术,仅凭其可利用电波传播音乐、曲艺等其他艺术门类的节目或作品,实难服人。正是因为广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样式——广播剧,即纯粹通过声音来叙事的听觉艺术,广播才可跻身艺术之列。被动传播它种艺术,只能算作传播艺术的媒介,自己并非艺术品类。广播剧充分体现了广播调动人声、音乐、音响及其他声音元素进行叙事与抒情的强大优势,彰丕声音可在情节冲突、人物塑造、氛围烘托乃至意境营造方面大有作为。广播剧的存在,广播剧被听众接纳直至喜爱,确立了广播的艺术禀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多数学者才认同“广播艺术”有别于“广播文艺”,这是两个内涵迥异的概念:后者表明广播能传播一些听觉艺术,侧重广播的媒介功能;前者则确定广播本身就是一种听觉艺术,侧重广播的艺术属性。因此,广播剧是广播艺术的主要形式,应占其七成以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广播是紧追报纸的大众传媒,广播剧是其中最具艺术性的节目样态,拥有众多的听众。然而,随着流行音乐的飙行尤其电视、网络的勃兴,广播受到冷落,广播剧步入寒冬,举步维艰。客观地分析,上述三者以及彼此的媒介融合其实就是重覆于广播剧身上的“三座大山”。尽管很多电台也开办了网站,许多广播剧可在网络在线收听,但这并未扭转广播剧的萧条与凄凉。发人深省的是,广播剧不是所有广播节目样式中最能带来收听率和广告效益的,当代广播人并不认同其乃侪辈最高艺术追求,这与电视剧的情形完全不同。[①]所以,新闻、音乐以及其他娱乐性节目也对广播剧的生存空间造成挤压,即,“广播文艺”同样是压在广播剧身上的一座大山。广播剧宛若层峦叠嶂重压下的小草,巨石罅隙中的幼苗,苦苦支撑,奋力挣扎。
    

    细窨之,广播的独特性还是有的。广播,是大众传媒中惟一诉诸听觉的媒介,是大众传媒中传播速度最快的媒介,是大众传媒中运作成本最低的媒介[②]。而且,接收便捷也是广播的优势,无须时刻专注,具有伴随性。广播的这些固有优势决定了其作为大众传媒之一,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被轻易取代。然而,曾几何时,文学衰落了,与文学休戚相关的广播剧自然也受到影响。广播的听众锐减,广播剧与听众的关系更是发生了历史性的疏离。广播剧已经退守为少数人文主义者与艺术传播精英坚守的一块精神孤岛。虽然,很多听众离开了广播剧,但这并不代表留守着的受众就对广播剧的有无与好坏不闻不问,相反,他们对广播剧的钟爱与专一,更应激发广播人深思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与强势媒体的倾轧下创作出优秀的广播剧作品。
    

    广播剧的衰败,直接导致人们怀疑广播还是不是艺术。的确,一旦广播剧消亡了,广播还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呢!
    

    寒冬
    

    广播剧正被建国以来的第三次寒潮包裹。中国广播剧历经了三起三落。新中国的建立,是广播剧的真正发轫期。可是,好景不长,“文革”给它划上了中止符。改革开放给广播剧带来了第二个春天,可短短十年,广播剧终不敌电视剧、电影,无可奈何地又滑向低谷。1996年,“五个一工程”奖接纳广播剧为参评项目,她顿时如春笋逢雨,在神州大地蓬勃兴旺起来。谁都无法否认,2005年,是中国广播剧史上的丰收之年。中国唯一的广播剧学术社团——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统计显示,这一年,全国共生产约2180部近万集的广播剧(包括各地的新闻报道剧),生产态势呈现出中央、省、市及县五级媒体齐头并进的局面,从而登上了一个历史新的峰巅。可是,谁又会想到,中国广播剧到达峰顶之后,再次直坠低谷。毋庸讳言,广播剧担当的社会角色及社会地位日见衰落。这一特征,从1990s开始到当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广播剧,已濒临生死存亡的边缘。
    

    其实,大众对广播剧素来有着多元的期待。当编导们不可能满足这些诉求时,人们有理由越来越疏离她。集体认知上的偏狭倾向,直接投射到广播剧文本上,出现了作品的主题单一、题材雷同、形式单调、手法老套、制作粗糙的痼疾。尤其,大量反映当地先进真人真事的纪实或报告类型剧的持久雀起,始终难以摆脱新闻尤其是纪实程式之桎梏而确立追求艺术上品,受众看似正在饕餮一顿听觉盛宴,其实,他们因经受不住政治宣传的生硬与矫揉造作的虚假而产生一次次的审美疲劳与腻烦逆反,只有选择逃离。高扬时代赞歌,书写英雄传奇,编导们认为此乃中国广播剧所担当的神圣职责,这毫无疑问。但是,如果将此一维化,理解成广播剧的主要社会定位,那么,必将严重消解和戕害创作者感知时代、反映社会、关注民瘼的热情与责任,给广播剧以毁灭性的灾难。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无以伦比的生活大美,所有这些都为创作者提供了可以吮吸涵泳的营养,提供了文本叙事多样性的优越条件。就外部而言,生活在日新月异社会背景下的人民大众,完全有权提出各种新需求,促使广播艺术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③],推陈出新。
    

    创新不仅是广播剧文本的灵魂,也是广播艺术发展的原动力。创新,是灼照广播剧走出寒夜的火把。
    

    
    

    遥望早春
    

    广播剧有场无市,由来已久。在计划经济年月,自己生产自己消费,似乎天经地义。在艺术彰显商品属性的今天,广播剧仍然踯躅逡巡于昔日老路上,整个圈内缺乏有效的盈利模式,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中国广播剧的消费市场到底有多大?对此,广播界卮言累牍,莫衷一是,暨今连自己都心中无数。据保守的概估,仅全国各地电台栏目播出一项,每年就需要2~3万集广播剧。如果再加上音像制品、信息网络传播及衍生品等,广播剧产业的社会需求十分庞大。有专家指出,即使是单个产品,广播剧的潜在市场价值也远未发掘出来。
    

    在这方面,深圳市宝安区电台曾经创造出一个广播剧经营的经典范例。该台创作的一部儿童广播剧《小天使》,不但囊括了广东省、学院奖及国家政府等所有大奖,而且,衍生出包括卡通片、电视剧、儿童服饰、玩具等多种产品,“小天使”的形象注册后得到知识产权法保护,通过版权贸易再次增值。有评论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广播剧生产中唯一盈利的个案和模式。事实证明,单靠播出作品,往往血本无归。图书出版已经在成功运作的模式是,依靠电视剧的热播,同名图书同步跟紧,在市场中获得双赢。广播剧要闯市场,也不是不能走这条路子。香港明星刘德华为打造言情青春影片《再说一次我爱你》,事先特意制作了同名多集广播剧,在大陆五十多个城市台同时播出,为未来影片造势铺路。这一常常被广播界提及的个案,从侧面启示人们,广播剧的市场商机还未被人发掘。广播人通过广播剧或广播艺术进行市场运做的意识尚未形成。
    

    可是,难以想象的是,我国的电台普遍剧源匮乏。国内不少电台因节目源无法得到保证,不得不撤掉几十年如一日创办下来的广播剧栏目。撤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栏目,无异于前功尽弃。紧随其后的是几代固定的受众,眨眼间流失消亡。受众是媒体的消费者,没有受众,遑论市场的一切?现在迫在眉睫的是,老的受众要媒体找回广播剧,新的受众群体迫切需要培育。中国广播剧的受众现状,让编导们忧心忡忡,压力巨大。
    

    市场化的法则之一是规模经营。乍看,中国广播剧生产遍地开花,一片红火。其实,她是一种低、小、散的格局,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产品无法变成商品。往往,生产者自己直接充当消费者,最常见的经营模式不过是台与台之间的以物易物。告别昨天,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天地中突围,高擎规模化大旗,以艺术特色为标识,以美善人文为圭臬,参照电视剧、电影的产业化运作经验,进而开创一个全新的广播剧事业,实乃亟务
    

    
    

    凸显特质
    

     作为现代传媒,广播剧应从总体上体现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融会,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整合。
    

     一方面,广播剧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之精义。中国广播剧从开始创建便确立了坚持党性原则的传播思想,这一文化特征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同时,它又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现代观照。中华文化追求两大核心,一为政治事功,一为伦理劝导,二者并行不悖,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通过广播剧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和谐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着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矧之,应建树符合东方思维习惯的叙事方式。从广播剧以线性结构和单体发展有序组合的结构原则出发,确立中国广播剧讲故事的策略、新闻与文学融合的模式,可以充分体现广播思维和东方审美特性。中国古典叙事方式讲求有始有终,首尾相接,跌宕起伏,错综复杂,以时间为序,一以贯之。即使时空交错,事件繁复,也要“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中国广播剧通用的叙事方式,符合国人传统的思维积习,目前仍有广阔市场。但是,还应看到,对“80后”来说,这一单调的叙事范式尽管适合广播剧传受本性,却因节奏慢、单线条而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广播剧应借鉴现代派小说乃至后现代文学的多主题、无中心、非线性、复线、意识流、套层结构、板块单元、梦幻等因素,丰富自己的文学底蕴。
    

     另方面,要形成标志民族文化的语言构范。语言是人类精神交往的工具,特定的语言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的标志。中国广播剧以纯正的普通话表现和传播民族的文化,如,在造句规则上,讲究按照汉语言的口语顺序安排句子结构,而不用欧化句式;在用词规则上,讲究多用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多音词而少用单音词;在语音规则上,讲究区分音同义不同的词语,恰当运用双声迭韵词等,以此体现出汉语言独特的文化内涵,再现微妙、细致的民族情感。美国文化学家Ralph Linton (林顿)认为:“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被社会公认为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部分生活方式。”[④]林顿提示我们,文化就是生活,就是人类为了不同的目的而从事的不同的社会实践。由此看来,广播剧传播的全部内容因为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来源于人类为了不同的目的而从事的不同的社会实践,因而具有文化的意义和文化的特征。需要强调的是,广播剧之所以具有文化性,不仅在于她呈现了“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还在于她的传播过程浸洇着传者的价值判断与文化设计,最终被同一或近似文化背景、语境内的听众认同与接受。
    

    广播剧要顺应交流的需要。一个社会的传播方式,往往取决于它的接受方式。当今社会的接受方式,主要有交流式、协商式和互动式。1990s初以来,广播剧相继推出的电话参与、手机短信参与、电台与网络同步直播就是顺应这类接受方式的现代传播,其实质是在借助无线电波传播信息的同时展开互动交流,使传统的单线传播形成双向回路,传者和受众的信息——包括双方的认识和感受得到互馈。这种传受相长的方式,既具有公开的一面,又具有隐蔽的一面,极大地顺应了人类情感交流的需要,得到普遍赞同。
    

    
    

    被学术遗忘的角落
    

     研究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理论家,普遍比较“媚影”——就是谄媚电影,总是拿电影的观念阐释电视剧甚至电视。迄今,电视剧研究中的相当一部分术语、方法都是直接从电影那里照搬过来的,譬如景别古典四分法[⑤]、运动摄影古典学派[⑥]、蒙太奇、拉片等。的确,电影和电视剧天生具有诸多相似与相通之处,但是,广播电视艺术学却不等同于电影学,尤其不能忽视对于广播文艺和广播艺术——广播剧的关注。可是,一提起广播电视,普通受众往往以电视代替广播,重点观照的必是电视,学者更甚。很难找出几个毕生专门致力于广播研究的学者,尤其是从文艺学、艺术学、美学、历史学、心理学这些基本人文学科视阈倾力垂青的思者,更是凤毛麟角。能见到的,一是从新闻传播学甚或媒介产业经济学角度研究广播作为新闻媒介的共通属性与喉舌功能,这对于所有媒介都是一样的,是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与社会主义大众传媒的共性,丝毫体现不出广播剧或广播的个色;一是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角度切入,探讨主持人的口语传播和话语禀赋,但广播剧基本上与主持人关联甚微,且语言学本身的社会科学属性也注定其并非典型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可见,广播电视艺术学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对于广播艺术尤其广播剧的研究,这在该专业本科阶段的高等教育课程设置尤其教学实践、实验实习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⑦]
    

     本来,针对本科、高职生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就应包括“广播编导”和“电视编导”两大部分或两个方向,针对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广播电视艺术”就应包括“广播艺术”和“电视艺术”两大分支,且应首先关注“广播艺术”,但是,如今学界的现实却将此学科嬗变为“电影电视艺术学”,不仅基本上遗忘了“广播艺术”,而且把电影吸纳了进来,真是鸠占鹊巢,张冠李戴。研究电影有“电影学”,“电影学”偶或提及电视,但绝不会想起“广播艺术”。电影人的意识中,根本不知广播为何物。广播剧成了被放逐的王子,经年流浪,漂泊异域,没有一块心灵的家园,思想的栖所。中国人崇洋媚外,中国学者“媚影轻广”,反正都一样——对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鄙夷并轻视,对本体习惯性漠视并冷落。相对乐观些的“广播文艺”研究,起步比较早,几乎是广播研究中非新闻部分的理论阵地,但其一个致命的认识论错误就是没有区分清楚“广播文艺”与“广播艺术”的本质差异,从而也就无法确立广播剧在广播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无法厘清五光十色、斑驳陆离的传播艺术层面上的被动性与突显本体、锤塑自我的艺术传播层面上的主动性之间的天壤之别。广播人从不认为广播剧是他们的艺术理想,是他们的最高美学追求,是他们可诗意栖居的劲枝,这与电视人的心态根本不同,这也是广播人荒凉心境的真实写照。仔细想来,颇具世纪末的悲哀。一群没有共同追求的人,价值虚无,精神荒芜,灵魂羁骋,内心是多么的焦虑而惶惑!
    ○○九年七月十九日夜于京东寓所
    

    

[①] 电视人莫不以电视剧为最高荣誉。能成功运做、导演电视剧,是对电视人专业能力的最终肯定。电视剧也是观众最期待的电视艺术样式,是最能带来收视率和广告效益的电视节目。
    

[②] 一部广播剧的成本大致相当于拍摄一组电视剧镜头的成本。
    

[③]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唐代张璪提出的美学命题,影响深远。张璪著有《绘境》,今已佚。
    

[④] Linton, Ralph: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personali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8[1947].
    

[⑤] 新中国第一代电影理论家把景别分为全、中、近、特四类,沿用至今,且被庸俗电视学者照搬,实则经不起推敲。
    


    [⑥] 古典学派把运动摄影分为推、拉、摇、移、升降几类,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分类的标准成为问题。究竟根据什么如此分类,大量综合性复杂运动镜头到底属于哪一类?显然,古典学派业已漏洞百出,陈旧迂腐,笔者对其进行过深入研究,可参拙作《摇臂工具更理性》,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主办的核心期刊《电视字幕特技与动画》,2007年第10期,第18~20页。
    


    

[⑦] 可参照中国传媒大学的课程体系、专业规划、学科建设,笔者饱受其学术浸染,但接受的广播艺术甚至广播方面的熏陶几近阙如。该校影视艺术学院的专业基础课“视听语言”,本应彻底贯通广播与电视,从听觉与视觉的通感机制深入探究两种语言的话语功能,但现实却是高度的“媚影”,从而导致该课程与“电影导演”、“画面构图”、“电影音乐音响”这三门课程没有什么二质,重复与剽窃是显见的,公认的。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电视人的学术自卑尤其广播人的天生自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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