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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東坡志林·懐古》（《東坡全集》卷一百一，文淵閣四庫本）云： “王彭甞曰：‘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説古話。至説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 宋代“説話”有“説三分”一科，且有專擅之藝人。據南渡之初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回憶“崇（寧）、（大）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説： “孫寛、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祥，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説。……孔三傳、耍秀才，諸宫調。毛祥、霍伯醜，商謎。吳八兒，合生。張山人，説諢話。劉喬、河北子、帛遂、吳牛兒、逹眼五，重明喬、駱駝兒、李敦等，雜扮。外入孫三，神鬼。霍四究，説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餘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 元人高承《事物紀原》卷九《博弈嬉戲部·影戲》： “宋朝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異其説[①]，加緣飾作影人，始為魏、蜀、吳三分戰爭之像。” 於此可知三國一段歷史,在宋代已經成為“説話”和影戲的表演内容之一，此其常識之談，故略而不論。按關羽崇拜之起源演變牵扯複雜，筆者已有數篇文章論及[②]。宋代“説三分”即《三國志》的文學化和大眾化所以會在仁宗朝驟然興起，應該還有具體原因。不妨拈出蘇軾（1036－1101）為例，略為申述之。 以上引用之三則，不過是本文的邏輯框架。把看似毫不相干的人、事拉扯一起，前人之慣伎耳。可能是故意製造商業噱頭，也可能是靠張力取得論證空間。欲知本文如何，且聽一一分解。 一，史觀論斷：「帝魏帝晉」與「尊劉貶曹」 以蘇軾為例的第一個原因，是他歷史觀念之轉變，在北宋頗具代表性。 《三國志演義》“尊劉貶曹”傾向的形成，無疑與宋代理學興起，尤其是朱熹（1130－1200）之《通鍳綱目》的盛行有關。而原其初始，則起於歐陽脩（1007－1072）康定元年（1040年）著《原正統論》引起的「正統」之爭。[③]要言之，具體到三國史，歐陽脩在《明正統論》中表明了他的選擇：「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面併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④]用周密（1232－1298）《癸辛雜識後集》總結的話，這塲爭論的結果是“歐公作《正統論》，則章望之著《明統論》以非之。温公作《通鍳》，則朱晦庵（熹）作《綱目》以糾之。」笑到最後，笑得最好，還是朱熹理學之論占據了歷史的上風。 青年蘇軾贊成歐公「魏統」之論，他在至和二年（1055年）未登第時，已撰有《後正統論·辨論二》反駁章望之[⑤]。事實上，眉山三蘇對蜀劉政權及諸葛亮都採取了相當嚴厲的批判態度。如蘇洵（1009－1066）以為「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權書·强弱篇》）「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荆州取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蘇軾《諸葛亮論》則批評説：「取之於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並歷數「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俯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並斷言「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絶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東坡全集》卷四十三，文淵閣四庫本）在《魏武帝論》中則徑稱「帝（曹操）」為「智者」，唯「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惜其赤壁之敗而未能統一天下。（《全集》卷四十二）蘇轍（1039－1112）在《三國論》中順帶還批評到劉備，以為：「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宋文鍳》卷九十九）可見儘管三蘇是蜀人「蜀黨」，當時却絲毫不以帝蜀為意。 [⑥] 在參與國事，尤其是經歷「黨爭」以後，中年蘇軾的情感觀點發生顯著變化。如贊揚孔明：「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勝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蹟，使我寒涙垂。」（《全集卷二十七·隆中》）[⑦]元豐元年（1078年）在徐州刺史任上《答范純甫》詩，又説：「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不洗儒生酸。猶勝白門竆吕布，欲將鞍馬事曹瞞。」[⑧]遭遇「烏臺詩案」後，蘇軾在黄州所作《赤壁賦》與《念奴嬌·赤壁懐古》（均撰於元豐五年）則以盛贊周瑜倜儻風流，抗禦强敵為主，於曹氏僅以「固一時之雄，而今安在哉」感歎世事之遷。[⑨] 經歷宦海浮沉之後，蘇軾晚年看法大有不同。他認為「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全集卷九十四·題三國名臣贊》）已視諸葛為三國之首傑。在謫居儋州時還説「孟德黠老狐，姦言嗾鴻豫。哀哉喪亂世，梟鸞各騰翥。」（《和陶雜詩》之六），又道「管幼平懐寳遁世，龍蟠海表，其視曹操賊子，真穿窬斗宵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可得而用，其可得而殺之乎？」（《東坡先生志林》卷十二）並以為：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内，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而爾其勢絶不两立。非公誅操，即操害公。」「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满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英雄，故操在英雄之列。」[⑩]（《全集卷九十四·孔北海贊》，重點號為筆者所加） 宋人治史之風頗盛，蘇軾最初也以「史才」自任，並曾對《漢書》下過功夫。[11]蘇轍《欒城集·墓志銘》（《宋史·蘇軾傳》亦同）云： 「公生十年，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12] （中華書局校點本） 據范曄《後漢書·黨錮列傳》第五十七，略謂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少勵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禄四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蹟斥逐，不與共朝。」因得罪權豪，「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後牢脩誣言鉤黨，滂坐繋黄門北寺獄。」獄中不屈，後釋歸鄉里。（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抱詔書「伏床而泣」，縣令「出解印綬，引與俱亡」，而滂「即自詣獄」，母與之别，勉勵曰：「汝今得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死年三十三歳。這個經歷與蘇軾緣「烏臺詩案」繋獄和「元祐黨碑」謫儋两次貶斥的坎坷極為相似，蘇門弟子之遭遇亦仿佛「范黨」。蘇轍所以為乃兄特書此節，正是標榜蘇氏一門的風節自勵，這與《宋史·蘇軾傳》論贊奬譽「其意之所向，言足以逹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如出一「轍」。考慮到范滂實與曹操同一時代，則蘇軾以自身遭遇，領悟到「成敗論英雄」史觀的缺失，從而顛倒了對曹操和諸葛亮的歷史評價，是一重要變化。[13] 又王楙《野老記聞》載：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心。』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14]（中華書局校點本） 其事雖不必有，但可覘知後人以為蘇軾歷史觀念的道德傾向，較之乃師更為嚴格。據説王安石曾勸蘇軾重作《三國志》。邵博（？-1158年）《邵氏聞見後錄》卷第二十一： 「東坡自黄岡移汝州，舟過金陵，見王荆公於鍾山，留連燕語。荆公曰：『子瞻當重作《三國》書。』東坡辭曰：『某老矣，願舉劉道原自代云。』」[15]（中華書局校點本） 其他筆記亦有類似記載，大概蘇軾的歷史觀念正在劇烈變化之中，他的婉拒自有其意味深長之處。[16] 作為觀念轉變的背景，還有數事，略可一道： 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國子監庫，問祭酒邢昺『書板幾何？』」館閣諸臣「或言《三國志》乃姦雄角立之事，不當傳布。上曰：『君臣善惡，足為鍳戒。仲尼《春秋》豈非列國爭鬥之書乎？』」(《續資治通鍳長編》卷六十)可知宋初館臣對《三國志》的印象不佳。范仲淹詞《剔銀燈》也表現了類似情緖：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劉伶共一醉。 人世都無百歳，少癡呆，老成尪悴。只言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迴避。」（《中吳紀聞》卷五，載《全宋詞》第一册，中華書局校點本） 王安石《讀蜀志詩》亦云： 「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两徒勞。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王臨川集》卷三十三） 其實北宋外臨契丹、西夏，所據亦漢疆之三分之一隅耳，即使澶淵之盟與北遼暫息兵戈，但苟安之下，必有禍患，哪來恁大口氣？且范、王二氏都是以恢復為己任，敢於担當的重臣，范氏還有抵禦西夏，「先憂後樂」的傳世之譽。此番言語或出於年青位低，不負責任之時，於此亦可知歐陽脩撰《正統論》時的輿論傾向。 宋神宗趙頊就開始屢以劉備自擬。《宋史·王安石傳》：「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欲辭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劉備托後主於諸葛亮事，曰：卿所存豈媿諸葛亮，朕與卿君臣之分，寧有纖毫疑貳乎？」（徐自明《宋宰辅編年錄校補》第二册頁429，中華書局校點）。趙頊亦不满於曹操，「蘇子瞻自湖州以言語謗訕下獄，吳充（1021－1080）方為相，一日問上：『魏武何人？』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也？』上驚曰：『朕無他意，只欲招他對獄，考核是非耳，行將放出也。』」（吕希哲《吕氏雜錄》）陳善《捫蝨新話》「蘇氏作《辨姦論》憾荆公」條：「（蘇軾《王司空）贈官制》當元祐初，方盡廢新法，蘇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於荆公？」可見「尊劉」及褒揚孔明之論，與「貶曹」之風或者就始於趙頊朝。只是王安石由「諸葛亮」忽然被詆為「曹操」，彎子未免轉得太大一點。蓋北宋朋黨攻忤之論褒貶特甚，正所以見出歷史觀念之落差。清代舘臣以爲：「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蹟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17]恐怕也還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言。 筆者所以把目光狃結於這一時期，是因為强化道德評價，且於後世史學影響極大的《新唐書》、《新五代史》及《資治通鍳》均修撰於此時，而「帝蜀」「帝魏」之爭當時看似熱鬧，實際已經開始消歇。有關三國歷史觀念的轉換情况，還可以用《三國志演義》傳本以外，且被定為「宋元舊本」的两篇有關三國的話本作一比較。 明人所輯《古今小説》之《鬧陰司司馬貌斷獄》（第三十一卷），或為宋人「説三分」内容之一。其以楚漢相爭之宿怨，分派三國鼎立之是非，以道教神祗玉皇閻君，發明佛家「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因果，可謂奇思妙想。如以劉邦托生漢獻帝，受盡韓信托生之曹操欺侮，「胆戰心驚，坐卧不安，度日如年。因前世君負其臣，來生臣欺其君以相報。」又以司馬貌斷獄公正，「來生宜賜王侯之位。改名不改姓，仍托生司馬之家，名懿，表字仲逹。一生出將入相，傳位子孫，併吞三國……只怕後人不悟前因，學了歹樣，就教司馬懿欺凌曹氏子孫，一如曹操欺凌漢獻帝故事。」仿佛家庭紛爭，鄰里糾葛，就毫無理學「尊王」之觀念。又獨以彭越後身為劉備，「千人稱仁，萬人稱義」，有所偏袒。最有意思的是以關羽為項羽托生，「只改姓不改名」，與樊噲托生之張飛「二人都有萬夫不當之勇，與劉備桃園結義，共立基業。」唯因前生有孽，「二人都注定兇死，但樊噲生前忠勇，並無諂媚；項羽不殺太公，不污吕后，不與酒席上暗算人。有此三德，注定來生俱義勇剛直，死而為神。」又似鄉塾斤斤計較，自謂分别因果，妥貼安排，但已粗現「尊劉」傾向，與王彭轉述的北宋説話若合苻節。此説帶有北宋濃厚的民間平話特點，可以肯定出現在理學「帝蜀」論占據統治地位之前，却又與歐陽脩所持「帝魏」論絶不相侔。[18] 明人洪楩《清平山堂話本》輯有《夔關姚卞吊諸葛》一篇，叙及仁宗嘉祐五年嘉禾人姚卞應「成都府安撫晁堯臣」之邀赴蜀攻書，路經夔門關時致祭孔明，遇「葛姓老丈」問難曰：「昔日漢室衰微，姦雄競起，跨州連郡，以眾撃寡，不可勝計。且如魏有張遼、張郃、徐晃、李典、司馬懿等輩，吳有周瑜、魯肅、吕蒙、陸遜。此數子運謀决勝，用武行師，未甞敗北，解元並無一言稱道盛德。諸葛孔明困守一隅之地，六出祁山，虚費錢粮，功業小成，何如此之淺陋！解元以為世之罕比，莫非太過否！此乃老夫胸中之疑，願足下察之！」而姚卞為孔明辯護之慷慨陳詞，並為朗吟一賦「灰飛煙滅」云云。不料所見正是諸葛亮托化，不但酬謝姚爲之釋疑辨誣，而且特開後門，夢中授題，使其高中科第，以後歷仕顯宦，並特以晁堯臣之口，盛贊他「如此飽學棟梁之才」云云。[19]其實「葛公」之言恰是典型的「成敗論英雄」，正類三蘇當年；而姚卞義正辭嚴之反駁，又與蘇軾晚年見解接榫。又話本中姚卞之「解元」名號，亦可與後文論及南宋「説話人」情况相參證。特以話本形式表出，即南宋失意文士淪入瓦舍書塲「演義」之類。可知上層觀念之轉變，已經悄悄開始了向平民百姓傳輸的過程。後文分解。 二、小説平話：「想當然耳」與「姑妄言之」 拈出蘇軾的第二個原因，是探討他的文藝觀念與宋代「説話」的關係。 其實在北宋，無論德才識學蘇軾都光焰萬丈，他大起大落的人生坎坷本身就是一部傳奇，且於當時文體無所不能，時論後人均樂道津津。生前既已名播海内外，後世且有「大蘇死後忙不徹，三教九流都扯拽。」（清·禇人獲《堅瓠集》），在文士中更是絶無僅有。[20] 李廌(1159-1109)《師友談錄》記載一則蘇軾的自叙： 「士大夫近年效東坡桶高檐短帽，名帽曰『子瞻樣』。廌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誇文章為戲者。一優丁仙現者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眾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為解顏，顧公久之。』」（中華書局校點本） 案蔡絛《鐵圍山樷談》卷第一： 「有老吏常主睿思殿文字、外殿庫事能言，偶得見泰陵時舊文簿注一條，曰：『紹聖三年八月十五日，奉聖旨：教坊使丁仙現祇應有勞，特賜銀錢一文。』烏乎，累聖儉德，類乃如此。」[21]（中華書局校點本） 又《東京夢華錄》卷二「東角樓街巷」條： 「内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自丁先現、王團子、張七聖輩，後來可有人於此作塲。……終日居此，不覺抵暮。」（北京：中國国商業出版社校點本，1982年） 又《夢梁錄》卷二十「妓樂」： 「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丁仙現捷才知音。」（《都城紀盛》略同，中國商業出版社校點本） 可知丁仙現者本為汴京名優，不但常侍御禁中為「教坊大使」，亦曾當面以蘇軾作塲調笑以娯君王，且效果頗佳，蘇軾亦忻然得色，此即東坡與名優相互認可的一個證據。 陳鵠《耆舊續聞》曰： 「宋氏子弟云：元豐末東坡赴闕，道出南都，見張文定公方平，因談及内庭文字。張云：『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記一首，是張貴妃制。』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諸子不肯出，謂：『東坡滑稽，萬一摘數語作「諢話」，天下傳為口實矣。』」[22]（中華書局校點本） 案「諢話」本「説話」之一科，參前揭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張山人，説諢話」及卷八「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條。此非蘇軾亦能此道之證據，抑或當時士夫亦「想當然耳」，以他爲擅此説話之道的畏懼耶？ 宋氏子弟的這種疑慮担憂不無道理，蘇軾之才學興趣，足以使他影響新興的書壇。葉夢得（1077－1148）《石林燕語》載蘇軾作賦省試事： 「梅聖俞（1002－1060）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似《孟子》。然中引『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歐陽）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已為他考官斥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為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出處？』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中華書局校點本） 楊萬里（1124－1206）《誠齋詩話》版本裏，還增加了這樣的情節： 「（歐公問）：『見何書？』坡曰：『事在《三國志·孔融傳》註。』歐閲之無有。他日再問坡，坡云：『曹操以袁熙妻賜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己賜周公。」操問：「何經見？」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堯、皐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歐退而大驚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23]（中華書局校點本） 「想」謂想象，「當然」乃切合事物之規律。錢鍾書論及《春秋》之類史書描摹人物對話口吻，洞其心曲之奥秘隱微時，既設疑曰：「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而何其口角親切，如聆罄欬歟？或爲密勿之談，或乃心腹相語，屬垣隠燭，何所據依？」復自答云：「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當然耳。」並進一步分證道：「明清評點章回小説者，動以盲左，腐遷筆法相許，學士哂之。哂之誠是也，因其欲增稗史聲價而攀援正史也。然頗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經營，同貫共規，泯町畦而通騎驛，則亦何可厚非哉。史家追述真人實事，每須遥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説、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24]也以爲「史家追述」與「小説、院本臆造」，其間差距未必懸絕天壤，「想當然耳」正是二者可以「搭橋擺渡」之處，語尤明徹。 如果孔融還把「想當然」用於反諷，那么蘇東坡就徑以「想當然」作爲捏合、牵扯、虚構之依據。雖然所論非關小説創作，却無意中道出了此中真諦。古代史書每以《春秋》義例，强調循事簡約，言必有據，義隱而旨顯，自然有其道理。但文學却允許而且鼓勵放縱想象，逞其恣肆，以曲形盡狀，描摹事態人情。以此觀之，蘇軾辭謝另撰《三國志》建議時，所云「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或非自謙之辭，而是自知之明。 「想當然耳」還有第二義。王士禎曰：「小説演義，亦各有據……故野史傳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勝穢史曲筆者倍蓰。前輩謂村中兒童聽説三國故事，聞昭烈敗則颦蹙，曹操敗則歡喜踴躍，正此謂也。禮失求諸野，惟史亦然。」（《香祖筆記》卷一〇）《管錐編》第五册引之，錢氏且曰「即余所謂野語雖未足據以定事實，而每可以徵人情，採及葑菲，詢於芻蕘，固以史家所不廢也。」（頁25）以今人之視綫關注，詮釋古事之細微曲折，亦即「以今度古，想當然耳」之一種，而且首先是講史演「義」的創作要訣。 又葉夢得《避暑錄話》： 「子瞻在黄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珍畦。有不能談者，則强與之説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絶倒，皆盡歡而去。設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甞為予言之如此。」（中華書局校點本） 則東坡貶謫時所欲聽而慫慂人言者，皆可作小説觀也。案宋時除講史之外，「説話本有四家：一者小説，謂之『銀字儿』，如煙粉、靈怪、傳奇；説『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迹變態之事；説『鐵騎儿』，謂士馬金鼓之事；『説經』謂演説佛書；説『參請』謂宾主參禪悟道等事。」（《都城纪盛》）此之「士馬金鼓」，應是當時「中興名將」之類。案宋太宗命館臣李昉等集纂《太平廣記》（成於983年），廣搜著錄歴代傳奇神異靈怪稗言，蔚成大觀，其中尤以佛教西傳及「三教論衡」期間流傳之西土佛子，東土神仙及靈異情事爲盛，遂亦爲後世小説家之淵藪，如羅燁《醉翁談錄》誇耀小説人的「博覧該通」，就特别强調了「幼習《太平廣記》」，包括其模仿之作「《夷堅志》無有不覧」。[25]蘇軾既出入三教，習聽或喜聽類似新異故事，自不爲怪。實際上「姑妄言之」較「想當然耳」更進層樓，可視爲摒棄束缚，强調創作須自由想象之口號[26]。一旦脱離六朝及唐傳奇的神怪窠臼，遂能於尋常生活，倫常日用中不斷生發新意。這也是宋人平話突破傳奇藩籬，走向新起點之標志。 而與蘇軾同時的司馬光編年體《資治通鍳》，又恰好提供了一個史實因果的邏輯框架，方便演義講史據此而「想」像發揮，逞其對「當然」之創造靈感。此即吳自牧所以言「講史書者，謂講説《通鍳》」（《夢梁錄》），羅燁强調「小説人」學養，亦强調「長攻歷代史書」（《醉翁談錄》）之故也。 錢鍾書曾批評「宋人作詩、文，貴『無字無來歷』；品圖畫貴『凡所下筆處，無一筆無來處』；儒生説理，亦扇此風，斤斤於名義之出典。」[27] 則更見出蘇軾名言「想當然耳」和「姑妄言之」乃卓犖不群之通識，正道出小説創作亟需脱離「言必有據」的文士窠臼，而盡力發揮自由想象的真諦，也是「宋學」脱離訓詁考據，注重辭章義理的形象例證。 吳自牧《夢梁錄·小説講經史》： 「但最畏小説人，蓋小説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都城紀勝》此句作『頃刻間提破』）。」（中國商業出版社校點本） 宋人小説結撰之要訣，在於擅長「捏合」和「提破」，如張邦基《墨莊漫錄》叙伐冢者盗掘楊王孫、伯夷、叔齊墓的故事，跨越時空，將不同朝代素不相干的人事牵連一道，正是「捏合」。趙令畤（1051－1107）《侯鯖錄》則覆述了蘇軾講的一個故事： 「予飲少輒醉卧，則鼻鼾如雷，傍舍為厭人，而己不知也。一日因醉卧，有魚頭龜身者，自海中來告曰：『廣利王來請端明。』予被褐草屨黄冠而去，而不知身步在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亦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晶宫殿相照耀』也。其下則有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視，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間配劍而出，從以二青衣。予謝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歡且笑。頃，南溟夫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間，出鮫綃丈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虚廓，惟海為最大。聖王時祀時，位尊河伯拜。祝融為異號，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摇紅纛，赤虬噴澎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樓，可還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遞看，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篸水族謂之『鱉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予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厮壊。』」（中華書局校點本） 結末點題，即是「提破」[28]，今人謂之「抖包袱」。如無此語，則類唐人傳奇《柳毅傳》之類矣。胡仔《苕溪漁隠樷話》以為「此事恍惚怪誕，殆類傳奇異聞所載，又其詩亦淺近，不似東坡平日語。」或正其「姑妄言之」的即興創作。蘇軾出入三教，無所不窺，故能從容言談神怪仙佛之事。 羅燁《醉翁談錄》誇耀「小説人」才情時説： 「論才詞有歐蘇黄陳佳句；説古詩是李杜韓柳篇章。……曰得詞，念得詩，説得話，使得砌。言無訛舛，遣高士善口贊揚；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呀。」（據《中國歷代小説論著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今存宋人話本《種瓜張老》（即《古今小説》第三十三卷《張古老種瓜娶文女》）開篇七律引蘇軾、黄庭堅、晁冲之三詞註釋，《西山一窟鬼》（即《警世通言》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開篇《念奴嬌》詞，接連引用陳先、李清照、歐陽脩等十三位宋代詞人的十四首詞註釋，便是上述「家數」的明證，而尤以《蘇小妹三難新郎》（《醒世恒言》第十一卷）通篇集逞智鬥捷，文字雅戲之大成。這正是宋代文士日常嘲謔之游藝，如吕祖謙（1137-1181）《軒渠錄》「東坡知湖州」言坡出聯「髡閫上困」，得「釘頂上釘」條；《回文類聚》記「神宗熙寧間，北朝使至，每以能詩自矜，以詰翰林諸儒。上命東坡館伴之」，蘇以「神智體」《晚眺》詩使「北使惶愧莫云」條；岳珂（1183-1234）《桯史》述「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寛。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娱樂」，遼使出聯「三光日月星」，蘇回「四詩風雅頌」及「四德元亨利」、「两朝兄弟邦」條，等等，則更屬文字類的智力游戲了，亦是説話人「家數」之鋪排。嫁名蘇氏，不謂無因。 正類蘇詞《赤壁懐古》之「關羽版」，亦是蘇軾於元曲影響之確證。蘇軾富於戲劇性的人生經歷，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後人戲曲説話的題材。元人以東坡入戲者眾，如曹本《錄鬼簿》載元人費唐臣有雜劇《蘇子瞻風雪貶黄州》（題目《王安石執拗行新法 李御史舉劾報私仇》，正名《楊太守姦邪攻逐客 蘇子瞻風雪貶黄州》）；金仁傑《蘇東坡夜宴西湖夢》；《錄鬼簿續編》載邾經《佛印燒猪待子瞻》（題目《牡丹嬌風魔禪衲》）；《元曲選》有李文蔚《花間四友東坡夢》（題目《雲門五派老婆禪》）叙東坡與僧佛印、伎琴操的前緣後因。《盛明雜劇》載明人許潮雜劇《赤壁游》（正名《蘇子瞻月夜游赤壁》）；陳汝元《紅蓮債》（正名《戒禪師偶犯如來色戒，悟和尚同走閻浮世界；蘇學士沉迷五戒後身，印上人提醒紅蓮前債》）；脉望館校《古名家雜劇》著錄佚名《蘇子瞻醉寫〈赤壁賦〉》、《今樂考證》著錄《蘇東坡誤入佛游寺》等。而宋元小説話本保存最多之「三言」以蘇軾為主要或重要人物者亦有《明悟禪師趕五戒》（《古今小説》第三十卷）、《王安石三難蘇學士》（《警世通言》第三卷）、《蘇小妹三難新郎》（《醒世恒言》第十一卷）、《佛印師四調琴娘》（《醒世恒言》第十二卷）數篇。 論者每以宋人説話强調民間藝術的獨立性質，理或然矣。但若忽略説話人與文士創作的互動性，尤其是對失意文士淪入説話人隊伍之後，其原有價值觀念和藝術素養，對於民間文學也具有渗透性的一面估計不足，區區亦以為不妥。蓋緣宋明理學形成過程中，「倫常日用」曾在社會上廣泛發揮影響，且小説戲劇即其打通上層文士承繼的「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或「大傳統（great tradition）」，與鄉風民俗傳承之「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或「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的重要手段。且聽下回分解。 [①] 「或異其説」應指與陳壽《三國志》斷語不同之評價。唐代僧人俗講即有異於史書而「尊劉貶曹」者，一粟《談唐代的三國故事》〔載《文學遺産增刊》第十輯〕介紹，初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補闕行事鈔》卷下《僧象致敬篇》，談及世俗賢人只要内心剛正，外有威儀，即能獲得人們敬重時,有則小註云∶「似劉氏重孔明等。」開元間僧人大覺《四分律行事鈔批》卷二六（載《續藏》第一編第六十八套一册）也記叙了「死諸葛怖生仲逹」（《三國志》裴註引習鑿齒語）事，有興趣者不妨參看。 [②]例如《關羽崇拜的起源：一個文學現象的歷史文化考析》（約三萬字，載臺灣清華大學中語系主編之《小説戲曲研究》第五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年5月）；《金代關羽神像考釋》（約六萬字，香港嶺南大學《嶺南學報》新一期復刊號，1999年10月）；《「關公斬蚩尤」考――宋代道教與關羽崇拜》（約六萬字，香港《嶺南學報》新二期，2000年12月），《荆州與關羽崇拜》（一萬二千字， 2000’年荆州關公文化研討會提交論文）、《理學與關羽崇拜》（約五萬字，待發表）等，其中已多處討論到三國史實戲劇化和小説化的實例，論點與本文互相依托，互為印證。 [③]對三國「正統論」源流的撮述，可參紀昀《四庫全書提要·三國志》及《管錐編》第四册一五四「全晉文卷一三四」（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二版。頁1240－1242）。又饒宗頤收集歷代關於正統問題論爭的許多資料，撰成《中國歷史上的正統問題》，其中結訟最多的就是三國正統問題。該書小引作於1976年。上海逺東出版社輯入「學術集林樷書」，1996年出版。筆者另有《理學與關羽崇拜》專文探及，不贅。 [④]歐陽脩實爲金石考據之創始者，亦曾有一事提及關羽。《宣和書譜》稱：「降及三國鍾繇者，乃有《賀克捷表》，備盡法度，爲正書之書。」而歐《集古録跋尾》卷四《魏鍾繇表》則持異議，以爲「右鍾繇法帖者，《曹公破關羽賀捷表》也。其後書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按《魏志》，『是歳冬十月軍還洛陽』，其下遂書『孫權請討關羽自效』。於《吴志》，則書『閏月，權討羽』。以《魏》、《吴》二志參較，是閏十月矣。《吴志》又書『十二月，權獲羽及其子平。』《魏志》明年正月，乃書『權傳羽首於洛陽。』盖二志相符，乃權以閏十月方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理可不疑。然則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此《表》可疑爲非真。」但也有對歐陽脩僅以「年月有誤」的考證方式表示不同意見者，參《管錐編》第三册九五「全三國文卷五九」引董逌《廣川書跋》卷二，錢氏復以此論「言尤明且清」（頁1098）。對於此表真偽的見解，後来竟然發展成爲一種立塲。冒辟疆《影梅庵憶語》：「姬（董小宛）初入吾家，见董文敏（其昌）爲余書《月賦》，仿鍾繇筆意者，酷愛臨摹，嗣追覓鍾太傅諸帖學之。閲《戎輅表》，稱關帝君爲『賊將』，遂廢鍾，學《曹娥》。」孟森《明清史論樷集刊續編·董小宛考》云：「《戎輅帖》爲世所寶，亦爲尊關帝者所垢病。小宛乃以廢棄示趨向，關壯繆之得崇信於後世者，深矣。」 [⑤]這當然是受蘇洵影響所致。《邵氏聞見後錄》曾記王安石（1021－1086）修《英宗實錄》謂蘇洵「有戰國縱横家之學」，並説青年蘇軾中舉之制策「全類戰國文章」。有趣的是，後來與蘇氏為首的「蜀學」對立，而身處魏晉故地的洛學大儒態度却截然相反。程頤（1033－1107）青年時代上書宋仁宗，已隠然以諸葛自許：「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也……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諸葛亮及臣也。」（《程氏文集》卷五）南宋周密對「三蘇不取孔明」頗不以為然，認為「其説蓋用陳壽所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之語耳。雖然，孔明豈可少哉！」（《齊東野語》卷一） [⑥]范純甫（或作淳甫，1041－1098）即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范祖禹。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十六案語以為詩中「吕布」乃「譏『吕』惠卿（1032－1111）、曾『布』（1035－1107），雖黨安石（曹瞞）而一事無成也。」「時純甫在君實（司馬光，1019－1086）處，故打此隠謎，以博一笑。」《四六話》載：「元祐初，子由（蘇轍字）作右司諫，論吉甫（吕惠卿字）之罪，莫非蠹國害民，至比之『吕布』。」可知固有來歷，並非妄測。此詩純用徐州典故，破徐州後吕布被俘輸誠，曹操猶「有疑色」，而劉備提醒「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遂殺吕布。（參《三國志·吕布傳》）案「阿瞞」為曹操小字，「瞞」字亦可訓「騙」。故自《三國志》裴註引《曹瞞傳》後，歷代詩文中凡以小字稱操者，多為貶斥之意，如楊萬里《讀〈嚴子陵傳〉》：「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誠齋集》卷八） [⑦]東坡治父母喪返鄉回任，曾两次履至襄陽。丁母憂回任事在嘉祐五年（1060年）二十五歳時，且與蘇洵、蘇轍同行，不大可能有此感慨。送父喪「具舟歸蜀」事在治平三年（1066年）三十一歳，時因范鎮之薦初直史館，已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該詩或為此時所作。熙寧元年回任時，則是自閬中經鳯翔長安抵京師，不過襄陽。這段經歴所以詳盡，是後來因反對王安石「乾綱獨斷」之説，御史謝景温遂以「多占舟舡，販私鹽、蘇木，及服闋入京多占兵士」參劾蘇軾，王安石也曾化大力命人清查，「下淮南、江南東西、荆湖北、夔州、成都六路轉運使體量其狀。蓋蘇蜀人眉州人，適本州迎新守，軾因帶以來耳。」（司馬光《涑水紀聞》附錄二，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89年。頁356）這也是蘇軾生平首次被卷入「黨爭」。 [⑧]有研究者認為，賦、詞中之曹操「則顯然是指包圍、蒙蔽宋神宗的權姦小人如吕惠卿（1032－1111）、章惇（1035－1105）、蔡確（1037－1093），乃至舒亶（1041－1103）、李定（1027－1086）等一班權姦佞臣」。（朱靖華《蘇軾新論》頁105，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11月） [⑨]據説《赤壁賦》之作緣於詞人張舜民貶謫郴州，專程繞道往訪，向蘇軾介紹了元豐四年宋廷發大軍征西夏，「一軍皆潰」，史稱「靈武失律」之事。（張舜民《郴行錄》）蘇軾《仇池筆記》卷下「西征途中詩」：「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詩曰：『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玉關歸去後，將何攀折贈行人？青岡峡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頭如山山似雪（一本作「白骨如沙沙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這正是蘇軾在《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全集》卷六十六）中所極力反對的「盛氣而用於武」之自招其辱。張舜民為蘇門弟子陳無已之姊夫，來訪事在元豐五年六月底，而《前赤壁賦》撰於同年七月「既望」，两事踵接，不謂無因。蘇後為友人傅欽之（1024－1091）作《書〈赤壁賦〉後》甞言：「軾去歳作此賦，未甞輕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一反素日「性不忍事，甞云『如食中之蝿，吐之乃已』」之粗疏（朱弁，？－1144《曲洧舊聞》），其諱忌者蓋有深意寓焉。故《三蘇文苑》引文衡山語，曰「其言曹孟德氣勢皆已消滅無餘，譏當時用事者。」又《赤壁懐古》之「灰飛煙滅」究為「强虜」抑或「檣櫓」之疑，當時就是校蘇詞者爭訟之點。北宋孫宗鍳（1077－1123）《西畲瑣錄》：「李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多用佛書中語。』李章答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火出木燼，灰飛煙滅。」』北使默無語。」金人陳秀明《東坡詩話錄》則曰：「淮軍將領王智夫言：甞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筆者按：應為《念奴嬌》），其間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知後人僞為『强虜』。」以闡釋學觀之，這種爭訟已經説明當時讀者緣於自身處境，而取向亦有不同。據蔡絛《鐵圍山叢談》（中華書局校點本，1997年12月）卷第一「宣和庚子（1120年）有孫宗鍳者，時爲紫微舍人，密語魯公（絛父，即著名權姦蔡京）」云云，則宗鍳實與東坡同時。 [⑩]文天祥（1236－1282年）《指南後錄》卷二有《懐孔明》詩云：「斜谷事不濟，將星殞營中。至今《出師表》，讀之涙沾胸。『漢』、『賊』明大義，赤心貫蒼穹。世以成敗論，操、懿真英雄。」繼續蘇軾對「成敗論英雄」的反思，可惜他連孔明「株守成業」的勞績也未能實現，感慨一定真切良多。案蘇軾此語亦似襲歐陽脩一則故事而來。羅大經《鹤林玉露》卷之一丙編「臨終亂」條曰：「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來去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二定？』公深然之。」司馬光晚年也對曹操「分香賣履」發表過意見，晚明孫傳能《剡溪漫筆》卷二「曹操遺令」：「司馬温公語劉元成(1048-1125)：『昨看《三國志》識破一事：曹操身後事，孰有大於禪代？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無一語及禪代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操姦心直為温公剖出。」（中國書店1987年影印本）以佛家觀念論，面對死亡的心態，對於評價人物高下有着特别關注。又《鹤林玉露》卷之三丙編「曹操冢」條：「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歳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塚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歳歳蕃酋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两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絶句之妙也。」議及曹操「疑塚」（今人考古證明其為魏晉群墓），亦是指斥曹操之「念在散亂」和「知音在酋」。有趣的是，被譽為「元朝文天祥」的郝經（1223－1275）亦引東坡此詩移於關羽：「唯王神威地天通，血食廟祀仍軍容。操骨已朽王爵隆，操鬼不食王禮崇。作詩頌王興義功，願如東坡贊孔融。」(《重建（關王）廟記》，《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四。） [11]統觀文意，蘇軾所勤力者似非班固之《漢書》，而是范曄所著今稱《後漢書》（即轍述所稱《東漢史》）者，正與《三國志》時代重合，宜乎屢有提議蘇軾重修三國史之事。蘇軾勤於《漢書》之他事，亦可參《高齋漫錄》記述蘇洵干謁張方平（1007－1091）時，稱軾「近日方再看《漢書》」，方平自負過目成誦，故訝其「再看」之説，洵回告軾，軾憤憤然，曰「此老特未知世間人尚有看三遍者。」又《耆舊續聞》載蘇謫居編管時，黄州教授朱載上往訪，蘇曾當面表演任擇《漢書》一字，即「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的功夫，這更象是對付管教的手段。 [12]北宋「黨爭」實起於景祐三年（1036年），宰相吕夷簡（979－1044）以「薦引朋黨」將知開封府事的范仲淹（988－1052）貶知饒州，並牵連余靖（1000－1064）、尹洙（1002－1047）、歐陽脩等被貶，此即蘇軾出生之年。慶暦五年（1045年）范仲淹復以「朋黨」罷參政，又牵扯富弼（1004-1083）、韓琦（1008－1076）和歐陽脩貶斥，是年蘇軾十歳，正其讀《范滂傳》之年，一般以該年為北宋延續多年「朋黨」之爭的開始。 [13]《三國志通俗演義》第六回曾列東漢「江下八俊」之目，計有「荆州劉表字景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渤海范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晊字公孝。」是范滂亦居其一。至治本《三國志平話》卷中叙二顧茅廬時，童子對劉備言「俺師父從昨日去江下，有八俊飲會也。」則以孔明亦為「八俊」之一。 [14]《涑水記聞》卷第一：「周恭帝幼冲，軍政多决於韓通。」周密《齊東野语》卷十三「韓通立傳」條，又將類似事繫於劉攽（1023－1089）：「舊傳：焦千之學於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脱稿。』劉問：『爲韓目堂 眼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劉攽與蘇軾爲密友，以博學聞於時，曾助司馬光修《通鍳》漢代部分。案王子融《唐餘錄》已仿裴松之註《三国志》法，表韓通於《忠義傳》。通性剛，肆威虐，眾謂之「目堂 眼」。 [15]在統緖問題上張方平、王安石都與歐陽脩意見相左。饒宗頤《中國史學上的正統論》曾引《續資治通鍳長編拾補》卷六「王安石論蘇軾為邪憸之人臣，欲附麗歐陽脩，脩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乃作論罷章望之，其論都無理」，而言「此王安石對正統之意見，蓋附和章氏而反對東坡者」。所以要蘇軾修《三國志》者，或欲驗其遭遇貶斥以後意見有無改變。故知蘇軾以他故迴避，亦有另方面的考慮。又劉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今江西高安）人，家於廬山。博學强識，專精史學。司馬光編《資治通鍳》置局，以劉恕為主要助手，書成亦推劉之功為多。劉恕於王安石變法持激烈反對態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税，官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案劉恕年長蘇軾四歳，則蘇不應當以「年老」為由，薦恕自代。 [16]徐度《却掃篇》云：「劉羲仲字壯輿，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羲仲世其家學，甞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為糾谬，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歳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曲洧舊聞》卷二：「東坡甞謂劉壯輿曰：『《三國志》註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自為之？』東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既維護了歐史聲譽，又是「知難而退」之舉。又蘇軾同時之同鄉唐庚（1071－1121）《三國雜事序》指斥陳壽「劉備父子相傳四十餘年，始終號『漢』，未甞一稱『蜀』，其稱『蜀』者，流俗之語耳。陳壽黜其正號，從其俗稱，循魏晉之私意，廢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則其書善惡褒貶與奪，尚可信乎！」「往時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荆公曰：『五代之事，無足採者。此何足煩公。三國可喜事甚多，悉為陳壽所壊，可更為之。』文忠公然其言，更不暇作也，惜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則王安石亦曾請歐陽脩重修《三國志》。「《三國志》註中好事甚多」或「三國可喜事甚多」一語，當指可據裴松之註徵引文獻，推翻陳壽志「帝魏」的立塲或表述。事實上後世「帝蜀」之史家立論，即多以裴註為據。 [17]清人《退庵隨筆》卷十六曰：「翟晴江曰：『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蜀。習鑿齒《漢晉春秋》，繼漢而越魏。非其識有高下也，時也。陳撰《志》於晉武受禪之初，晉受魏禪，魏之見廢，蜀已破亡，安得不尊魏？習著《春秋》於元帝中興之後，蜀以宗室而存漢緖，猶元帝以宗室而復晉統，安得不尊蜀？司馬公《通鍳》，作於北宋受周禪時，安得不以魏為正統？朱子《綱目》作於南渡偏安之後，安得不以蜀為正統？陳與習，司馬與朱子，易地則然。」與此意略同。 [18]元至治本《三國志平話》叙因果事與此類同，惟叙述較簡，觀念更加模糊，如只交代「交曹操占得天時，囚其獻帝，殺伏皇后報仇。江東孫權占得地利，十山九水。劉備占得人和。劉備索取關、張之勇，却無謀略之人。」「交仲相生在陽間，複姓司馬，字仲逹，三國併收，獨霸天下。」倒仿佛歐陽脩的「帝晉」觀。理學不能接受這種説法，故自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起，就完全删去了這段情節。這個故事框架還進入了至治本的《五代史平話》，韓信依然托生曹操，不過彭越是做孫權，劉備則另是陳豨，把兩漢始終因果完善化。明人曾競相演為傳奇，有《憤司馬》、《小江東》、《大轉輪》等名目。清人索性名之《三國因》，甚至造出《反三國》的小説来，後話不表。又馮夢龍編輯《古今小説》，則以此篇與《游酆都胡母迪吟詩》元人判結南宋恩怨結為一组，以求平衡，兩篇中斷獄之司馬貌與胡母迪均為蜀郡益州人氏或「錦城秀才」，或出於道教氛圍濃厚的蜀人之手。明人《西游補》又以孫悟空代行閻羅王職司，嚴鞫秦檜，審結「偷宋」之案。蓋後世之人不滿前代歷史之收煞，每欲自代天意，任意判罰，唯苦於時代懸隔，不能戟指手責，面斥頰批，只好倒果爲因，求諸冥冥，以泄憤耳。其實歷史紛爭，俱已逺逝，恁大火氣，干卿底事？亦因理學史觀二元對立道德評價之分明，最易動人肝火，正如南宋「演義」者務欲提調觀眾情緖耳。請參下文第三部分。 [19]《宋史》未載姚卞、晁堯臣。按鉅野晁氏家族與蘇軾關係密切，亦未見名「堯臣」者，或即小説家言耳，俟考。 [20]元豐四年蘇轍奉使北行，「既至遼，遼人每問『大蘇學士安好否？』」蘇轍遂作詩寄東坡：「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將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堅瓠集》）「高麗有：『金富軾，銀富轍。』」（《游宦紀聞》）蘇軾民間影響也頗不俗。他自海南流放地歸至毗陵（常州）時，「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邵氏聞見後錄》）月餘後以病逝，「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吊於家，訃聞於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蘇轍《墓志铭》）蘇軾少學道，長習儒，晚皈佛，是故南宋時儒家將其列入孔廟從祀，與子思併列十祀之間，沙門以其「前身為五祖和尚」（《春渚紀聞》），又為「杭州梵天寺伽藍」）（陸次雲《湖壖雜記》）、「妙喜老人」，道家以為「奎宿」（《梅磵詩話》，亦載《貴耳集》）。 [21]兼善堂本《警世通言》卷十九《崔衙内白鹞招妖》眉批云：「宋人小説□説賞劳□使費，動是若干两，若干貫，何其多也？蓋小説是進御者，恐啟官家裁省之端，是以務從廣大。觀者不可不知。」則南宋諸君對於進御祗應説話藝人賫賞之重，又迥異北宋。除奢儉有别外，一次説話的長短和内容，恐怕也有區别。 [22]指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兄弟。案張為宋仁宗寵妃，「長得幸，有盛寵，巧慧，多智術，善逢迎，勢動中外。」死後追册為「温成皇后」。陳文又云：「國朝命妃，未甞行册禮。然故事，須候旨方以誥授之。凡降誥皆以學士侍詔書詞，待都堂，列三省御官告院用印，然後進入。慶暦間加封張貴妃時，宋翰林當制，宣麻畢，宋止就寫告，直取官誥院印用之，遽封以進。妃寵方盛，欲行册命之禮，怒擲地，不肯受。宋祁落職，知許州。乃令丁度撰文，行册禮。」則宋祁貶謫不過因採用「簡單程序」而已，非有他故。東坡雖以雅好嘲謔著稱於當世，亦不至以當寵之貴妃，來開「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之頑笑。《碧鷄漫志》亦云：「熙豐元祐間，兑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時出一两解。」曾有論者以爲「諢話」即「諢經」如《僧尼共犯》之流，兩事比證，則「諢話」攸關「滑稽詼諧」之取笑，而無關淫亵色情可知。至於「諢笑話」自屬特殊一類，今之雅好「咸濕」者猶孜孜不倦，則需另題分證，此不贅。 [23]陸游（1125－1210）《老學庵筆記》亦載此事。可見出南宋才士對於連科舉這樣的嚴肅塲合，蘇軾都敢信口開河的艷羡佩服。案裴松之為《三國志》卷十二《崔琰傳》附《孔融傳》引《魏氏春秋》註，孔融原話為「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錢鍾書曾溯此之源，以《荀子·非相篇》「欲觀千歳，則數今日。……古今一度也」及《性惡篇》「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作爲此論之先，復舉「《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註引《魏氏春秋》受禪顧謂群臣曰：『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總括此議之實質，乃「比物此志也。」錢氏認爲凡此之類，都屬於「古事時事，相影射復相映發（actualization）」。（參《管錐編》第四册一六二《全晉文》卷一六一，頁1267）要爲的論。 [24]參《管錐編》第一册卷一《左傳正義一·杜預序》條。亦參同書《史記五·項羽本紀》前人疑及鴻門宴及劉備襄陽會事，錢氏以爲「其論文筆之繪聲傳神，是也。苟衡量史筆之足，則尚未探本。此類語皆如見象骨而想生象。古史記言，太半出於想當然。」又「二〇绛侯周勃世家」言：「古人編年、紀傳之史，大多偏詳本事，忽略襯景，匹似舞臺之上，只見角色，盡缺布景。夫記載缺略之故，初非一端，穢史曲筆姑置之。撰者己所不知，因付缺如；此一人耳目有限，後世得以博稽當時著述，集思廣益者也。舉世眾所周知，可歸省略；而同時著述亦必須類其默爾而息，及乎星移物換，文獻遂難徵矣。小説家言摹叙人物情事，爲之安排塲面，襯托背景，於是揮毫灑墨，涉及者廣，尋常瑣屑，每供採風論世之資。」附帶論及史家缺乏「典型環境」之描摹，而這些正是小説家「提掇」「敷演」之拿手好戲也。 [25]錢鍾書以爲「羅燁《醉翁談錄》甲集卷一《小説開闢》條謂説話人取材《廣記》；然斯書千百事中敷説以成公案話本，耳熟而口膾炙者，未必及十一，因而遽測宋末《廣記》廣傳，猶未許在。」而洪邁「《夷堅三志》辛自序謂『古今神奇之事』有『甚同』者」。參氏《管錐編》第三册《太平廣記》條，頁641。洞察之論，所言甚是。宋代類書大盛，而《太平廣記》乃官方纂集，卷秩浩繁，價必不貲，豈是尋常讀書人所易窺見者。無非借此無上名頭，張皇其博覽該通而已，猶今人動以「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説事兒然。明嘉靖時談愷重刊《太平廣記》，天啓間馮夢龍復刻爲删减本《太平廣記鈔》，遂得稍稍流布於説部之間。錢氏又謂郎瑛、陳耀文曾嘲人以其書罕見，而遇人質正，輒稱「出《太平廣記》」，是「借以欺人」。恐於馮刻選本之事未能慮及。案此言其實等同於坡翁之「想當然耳」。又《資治通鍳》亦稱龎大浩繁，故明人也每有「借此欺人」者。惟朱熹選本《通鍳綱目》爲理學科考之必備，坊間覆刻極多，至以其舊本殘頁爲小肆商品如芝蔴燒餅之包装，遂號爲「芝蔴通鍳」，與《廣記》命運相舛如此。參馮夢龍《古今譚概》。 [26]清雍正時有人作百萬字長篇小説，題名即作《姑妄言》。全本今存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據臺灣中正大學陳益源介紹，「背景主要設在南京，卷首以『秦淮舊蹟，瞽妓遺踪』為引文」，「故事網脉完整，旁及眾多人物。」取材於陳鼎《留溪外傳》記叙明清之際忠義、隠逸、節烈、貞烈、神仙、緇流等史實故事，加以敷衍成篇的。（參陳益源《古代小説述論》，北京：綫装書局，1999年） [27]參《管錐編》卷一「周易正義」二「乾」，頁10。 [28]《仇池筆記》亦載。至於此篇所「提破」者究為何題，曾引起有「考據癖」者之爭論。清人查慎行以為「《仇池筆記》相傳東坡自撰，此一則當在海外所記。時有董必者，承姦相意，遣人至儋耳（將蘇）逐出官舍。所云『鱉相公』者，蓋指董必也。」也有論者以為「鱉相公」及「祝融犯王諱」云云，是影射「烏臺詩案」中宰相王珪在神宗前詆蘇軾《檜詩》「蛰龍」之句有不臣意，事參《石林詩話》及《苕溪漁隠樷話》。 [29]又《東坡問答錄》言，佛印出令「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慳則富，富則慳」，而東坡嘲謔之對「不毒不秃，不秃不毒。轉毒轉秃，轉秃轉毒。毒則秃，秃則毒」，「慳」「富」與「秃」「毒」恰成錢鍾書謂之「語言眷屬」，亦此之類。黄霖等註「合生」，以為「可能是由两人演出，一人指物為題，另一人應名成咏，有時或伴以音樂歌舞。」（《中國歷代小説論著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81註）不確。「可能」二字，已道盡其理由出自「想當然」。 [30]晁説之（1059－1129）《晁氏客語》言：「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使范十三知。』」《澠水燕談錄》：「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之傾盡城府，論辨唱酬，間以談謔。」 [31]「鏊糟陂里」（又作「燠糟鄙俚」）為汴京城外地名，蘇軾用作口頭禪比喻鄉野。他给王定國書信中説「欲自號『鏊糟陂里陶靖節』。」又因爭司馬光葬儀之禮，曾戲罵程頤為「燠糟鄙俚叔孫通」（《孫公談圃》、《程子微言》）。「巴鼻」「意頭」亦為當時口談俗語，蘇軾取以為聯語「有甚意頭求富貴？没些巴鼻便姦邪。」見陳無已（1053－1101）《後山詩話》。又《墨莊漫錄》：「東坡在黄州，陳季常慥在岐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纳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曰：『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一病彌月，雖復皐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球黄門妾」也。』」「害脚」意為「蹩脚」，「鸚鵡禪」謂善學舌而不能領悟，「氣球」有五孔則無用，「黄門」為太監閹人，其「妾」自然是無所用之擺設。並參《管錐編》第三册頁1090對此的解説。蘇軾調侃雅俗兼雜，謔而不虐，甚易流傳。早在南宋時，已有好事者為坡編集以虚擬人物為主角的《艾子雜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明人王世貞復集坡語成《調謔篇》（《蘇長公外紀》），而明清古代民間笑話集中亦例有東坡之語，可説為後世文人確立了一個笑話範式。又蘇氏密友之作，如趙令畤《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和晁無咎《調笑》曲子，都是今存有限的北宋通俗文藝作品範本。參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下册第八章《鼓子詞與諸宫調》（上海書店影印商務印書舘《中國文化史樷書》第二輯，1984年）頁62。 [32]據李喬《中國行業神崇拜》（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0年6月）介紹，近世説書業供奉的行業神是「周莊王、孔子、文昌帝君、魏征、三皇（神農、吳泰伯、崔仲逹、柳敬亭等）張果老、邱處機等。」相聲業則供奉東方朔、唐明皇。 [33]「廟贊」詞為：「密如神鬼，疾若風雷。進不可擋，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鬼也，吾不知之真卧龍也。」檀溪詩：「老去花殘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停驂遥望獨徘徊，眼前零亂飄紅絮。暗想咸陽火德衰，龍爭虎鬥相交持。襄陽會上王孫飲，坐中玄德身將危。逃生獨出西門道，腦後追兵又來到。一川煙水漲檀溪，急叱征【馬＋宛】往前跳。馬蹄踏碎青玻璃，天風響處金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波中忽見雙龍飛。西川獨霸真英主，坐下龍駒两相遇。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今何處？臨流三歎心欲酸，夕陽寂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渾如夢，踪迹空留在世間。」（毛宗崗本略同）蘇軾集不載。觀其文詞鄙俚，應是書會才人嫁名之作。又後世著名的《關帝靈籖》亦有「蘇東坡勸民」的籖題。案弘治本屢以「宋賢贊曰」或「有詩為證」引宋人詩詞，托為曾子固者有數首之多。案曾鞏（1019－1083）字子固，南豐（今屬江西）人。為歐陽脩門人，與蘇軾同年中舉，亦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元豐類稿》。 [34]子瞻赤壁一賦，後世和者雲集。宋詞如戴復古《满江紅·赤壁懐古》：「赤壁磯頭，一番過，一番懐古。想當年周郎年少，氣吞區宇。萬騎臨江貔虎噪，千艘烈炬魚龍怒。卷長波一鼓困曹瞞，今如許。/江上渡，江邊路，形勝地，興亡處。覧遺踪，勝讀詩書言語。幾度東風吹世換，千年往事隨潮去。問道旁楊柳，為誰春，摇金縷？」（《宋六十名家詞·石屏詞》）元曲如宋方壺《商調·梧葉兒·懐古》：「黄州地、赤壁磯，衰草接天涯。周公瑾，曹孟德，果何為？都打入漁樵話裏。」薛昂夫《中吕·陽春曲》：「周郎赤壁鏖兵後，蘇子扁舟載月秋。千年慷慨一時酬。今在否？樽有酒，且綢繆。」（《全元散曲》本）連蘇軾也慨歎在内了。至於散文之模仿者，可參《管錐編》第五册頁11「蘇軾摹寫赤壁景色，後人繼作，所見異詞」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