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曾经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儒家要求人们追把先圣先贤，肃敬先祖，躬行古道，厚养其德。 历史，先圣先贤，祖宗被赋予了敬仰，崇拜，伦理楷模，英雄本色的意义和色彩。人们为他们建堂修庙，立碑塑像，载于史册，颂于庙堂。 在官方，这些历史人物被赋予了正统的价值，道德伦理，与合法性的来源。在民间，则化作了神灵的崇拜，和能够交好运的保护神。 当我们在古都西安游览于帝王将相的墓群和碑林时，当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参观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时，就会看到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纪念物以及对于今人的不同价值。 但是，民间百姓则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活，他们把毛泽东、周恩来的像片挂在车上，置于家中，让这些彪炳史册的人物保护自己平安发财、安康好运。 这些现代的人物崇拜与习俗中的人物神崇拜在心理上并无二致。 在民间习俗中，人物神的崇拜，起源于灵魂不死的观念和原始社会的鬼魂崇拜。这种崇拜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认为先人灵魂不死，可以保佑与庇护后人，此其一；人们之所以为历史人物立碑建祠，基于他的丰功伟业和道德情操，从而为后人树立一个学习、效法的榜样，此其二；人们往往从传统的历史人物及富有神奇和怪异的人物身上演化出了许许多多无所不能的神话，以求解决自己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此其三。 中国人崇拜的人物神主要有以下几种。 忠孝节义型。因其所作所为符合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且其业绩又远在常人之上，影响很大，故而受到表彰，载于史册，立于庙堂，张扬于世。比如孝子贤孙，贞女烈女等等，像能够立牌坊的忠贤妻子、孟姜女即属此类。 社会职能型。这类人物是有绝技的购人，行业的祖师，行业神。比如： 鲁班：木匠、泥匠、石匠祖神； 华佗、孙思邈：医药业祖神； 朱元璋，伍子胥：丐业祖神； 杜康：酒业祖神； 唐明皇李隆基：戏剧界梨园弟子祖师； 罗祖：剃头匠、理发师祖神； 老子：铁匠始祖； 葛之仙：染房敬奉的祖神； 周庄王：说鼓书敬奉的祖祗； 比干：文财神； 关公、赵公明：武财神； 伍五路：五路财神； 范蠡：商人之祖神； 黄道婆：棉纺业保护神； 苍颉：书吏保护神； 白眉神：娼妓业保护神； 张衡：机械、工艺业保护祖神； 文昌神：刻字、印字、裱画、纸店等供奉的祖神。 神话传说人物神。例如八仙、神农、钟馗、温元帅、大禹等等就属此类。 横死，念屈，为国捐躯及忠烈人物神。如岳飞等。 以上这些人物神既有浓厚的统治阶级意识，又有强烈的世俗色彩。尽管在封建时代普遍建立起来的各种文庙武庙，昭忠、忠烈、先贤名臣祠堂及节烈坊，随着时代的进步，到今天已被废除或打破。但目前在农民心目中，人物神崇拜的观念依然存在，某些人物神依然不失其神秘的感召力、关羽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一、关公保佑，发财进宝 关公崇拜与关帝信仰是全国性的，不仅在国内，在海外，特别是在东南亚一代的华人商人家中也有极为广泛的影响。 关羽是山西解州池南常平人，在解州至今还耸立着全国最大的关帝庙。因而，关羽崇拜在山西之盛还有其地域方面的原因。 关羽是三国时代蜀国名将，陈寿的《三国志》中有记载，《三国演义》对其刻画入微，称颂备至。解放前民间所立的关帝庙几乎遍布城乡各地，仅北京城在清代就有关帝庙百余处。民间所塑的关羽象威武忠烈，有些庙宇还把他那把有名的大刀铸于庙堂。 每到春节，夏历五月初五至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等祭祀之。关帝庙会常在五月十三日举行。在关羽的故乡，解州为四月八日举行盛大庙会，五月十三日，传说为关羽单刀赴会日，又传这天是怪物旱魃经过的日子，因于祀典关帝时祈其显灵、驱邪避灾，普降甘露，以解农忧。这天又称“雨节”。这天祭关公时，希望能够下雨，运城人称其为“磨刀雨”，意为天降磨刀雨为关羽磨刀，六月二十四日是关公诞辰，民间也有祭祀。 总之，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关羽的崇拜之盛，使其俨然成为群神之首，与山东的文圣人孔子相齐并肩，山西的关羽被尊为武圣，民间各行各业对其顶礼膜拜之程度又远甚于孔子。这种现象，在中国民间诸人神之中是极为罕见的。 关公崇拜之所以如此盛行，同统治者的提倡褒扬有极大关系，关羽死时被追谥为壮缪侯，当地人于玉泉山立祠，在民间影响并不大。唐朝时有记载称其为关三郎，尚视为人鬼之流，关羽之平步青云是在宋代以后，北宋末年，始封为公、元代封王、明时封帝。佛道两家也竞相罗织关羽为本门弟子，编织种种神道已大张其验。明清两代，对关帝之信仰已不是某教之范围，而列为国家祭祀要典，又是民间供奉的对象。 关羽的崇拜价值在于，他的行为构成了统治者所提倡的伦理价值的楷模，忠孝节烈，神勇武威，为国捐躯、生之人杰，死亦鬼雄。因此自孔孟以后“扶名教而植纲常者、赖有圣帝也。” 对于百姓而言，关公之崇拜价值，首先在于他是义气之神，他的义气干云，他的坚贞不二，使得拜金兰者都要在关羽圣像前，学习桃园结义。青红帮也好，哥老会也罢，走江湖者结拜把兄弟，都要顶礼膜拜。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关羽的崇拜与信仰。 今天，普及城乡的关帝，关圣、关老爷，武庙等关羽庙均正在消失，但关羽崇拜在民间特别是农民中仍有很大影响，不仅求雨有赖于关帝，百姓乞求生育，消灾除病、家庭和睦等方面都有求于关羽。 特别是关羽还被人们奉之为发财、致富、招财进宝的保护神。关羽与文财神对列，被称作武财神，他不爱财，对曹操所赠金银一律封留，不受不义之财，所以商家皆供他为财神。早在山西票号商人盛行的时代，关羽便是很多票号商家的行业保护神，如归绥一带的大盛魁便是。 今天人们仍可以在许多个体摊贩铺面看到关羽仍被供奉如神，以求保佑平安聚财，很多海外华商也都相信，庇护商贾，非关羽莫属。 二、宗教文化透视 80年代以来，山西农村变化迅速，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宗教文化的消长。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除了自然崇拜之外，尚有正规的神学宗教。这就是我们今天法律所保障信仰自由的佛、道，伊斯兰教和基督、天主教。 从正规宗教在今日山西社会中演变的趋势来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在整体上处于衰落之中。与此相对的，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的发展势头却颇为强劲。正规宗教的彼消此长的局面事实上从 100多年前就开始了。 佛教尽管也是外来宗教，但经过与中国固有文化的长期融合，已中国化了，成为乡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世俗化程度是很高的。但从清末民初以来，破除迷信之说兴起，出现了到处“毁坏佛像，占据寺院庵观驱逐僧道女尼”的现象。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毁庙反神风潮，大量寺庙道现非毁即为新式学堂所占。如山西临晋县民国初年共有各类学校280所，其中原为寺庙观者即有240所，佛道寺观35个。大量寺院佛庙被毁，一方面是长期战乱的结果，而更多的反映了佛、道两教的衰落趋势。 基督教传入我国较早，但有影响的传入是在明末清初。当时，首先进入山西传教的是意大利人，著名耶稣会士艾儒略。他于1610年到澳门，而后转入内地，1620年进入山西。在绛州（今绛县），首先为在北京做官并已入教的韩霖、段衮的家属18人授洗。这是明代以来山西最早的基督教。 继艾儒略之后，比利时人耶稣会士金尼格、意大利耶酥会士高一志等人于1624年和1625年先后到绛州传教，他们不仅在朝廷有支持者，而且也取得了绛州刺史的支持。这样，到明朝灭亡的1640年，山西以绛州为中心的基督信徒已达8000余名，建有大小教堂50余处。 清代，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传播受到严格的限制，1840年后《黄埔条约》的签订使教禁大开。1845年，山西全省的天主教徒有七八千人，外籍教士四人，中国籍神父十六名，西方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迅速扩大。到1890年，罗马教廷将山西教务划分为南、北两大教区，分别以太原和潞安为中心，北境教区信教人数达1．3万多人，南部有9000多人。义和团运动中，基督教、天主教在山西受到严重打击，本世纪20、30年代教会势力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教徒人数达到了三万多人。 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五年，外国人来并人数为5263人，其中教士人数即达3353人，民国十五年比民国元年人数增加15倍。 解放后，中国的基督，天主教排除了外国势力的干涉，开始独立自主办教，但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文革”期间，宗教活动被人为地禁止了，改革开放以后，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下，山西城乡的信教人数开始逐年增加。1982年，全国信基督教人数 300多万，信奉天主教者也达300多万。1983年据运城地区统计，共有基督徒7748人，占信教人数的54.l％，天主教徒1530人，占10.7％，而信佛教者仅占3．4％，道教者更少，仅0．1％。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道教、佛教的衰败是显而易见的，而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影响力日渐增大。 在古代社会，宗教曾经是文明的源泉。而在现实生活中，在民间，宗教是爱，宗教是信仰，它是人们心灵与灵魂的寄托与安慰。 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实用性与功利性，宗教信仰也反映了这一特点。农民们并不关心高深莫测的宗教教义和世界观之类的大问题，他们的信教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进行的选择。 患病求保佑而信教，这是一个原因。看病求神问鬼在广大农村有深厚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疾病就成了威胁人们生活与安全的主要方面。而目前，农村还缺乏充足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还有许多疑难和慢性病没有特别的医疗手段。大量的医疗费也使农民难以承受。为解疾病之苦不少农民以信教而求解脱。 也许是出于偶然，或由于信仰所产生的心理作用，疾病因此而得以好转。上帝的“神迹”，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因此，患病而信教者占到了信教者的绝大多数。据我们对运城地区几个村庄信教群众的调查，因疾病信教者达64％。 家庭矛盾，邻里冲突，这是农民信教的另一主要原因。目前，在山西农村，家庭矛盾主要产生于子女与父母之间。调查中，我们所见到的一些老年人，面带悲凄之态，尽管他们的生活很不轻松，但还是留恋这个世界，尽管生病和残疾对于他们是残酷的，但也未能动摇他们活下去的信念。相反，青年一代却有很多自杀者，有时一件小事不顺心，就会以各种方式自尽，这样一来，反而给老人带来更多的痛苦和悲哀。信教便成了他们唯一的安慰。 尽管老一代农民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无求无欲的满足感，但他们并不幸福，他们自知命运难改，便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他们能够跳出“农门”，成大器耀祖宗。老一代农民为了能让子女上大学，承担着艰苦的重担，挤出钱来供子女读书。他们也许有过跟着子女享几天清福的愿望，但更多的是望子成龙的殷切希望。这意味着他们同时否定着自己的生活，也否定着自己的价值，但事情往往不尽人意，失意者家中往往会长久地笼罩着悲哀，老人只好转托教门。 与此相对的，还有一些经商做买卖的也信教，他们让孩子辍学经商。在同我们交谈中，这些失学儿童的家长并不满足这种状况，只是他们更为绝望，对自己的儿子很绝望。尽管他们有的是钱，然而，子女却拿不出足够好的成绩让家长供其上学。这类家长，对孩子的作为不顺心，在激烈紧张的商场中，他们承担着竞争的压力和风险的压力，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也许信教才能使他们保持心理的宁静与平衡。 山西农村的信教者各色人等都有，遍及各种年龄及职业。但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 第一，从宗教信仰的性别结构讲，女性信徒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些村庄的女信徒远远超过男性信徒，无论是人数还是虔诚的程度，女性都是很突出的。这种现象一百年来并无多大变化。 1983年运城地区措教群众中，女教徒占到了60％以上。这种状况同妇女历来受压迫最深、文盲比例高，在家庭及社会中更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有很大关系。 第二个特点是老年信徒多。80年代，在大变革的农村，老人的权威和影响力受到严重冲击，非农产业的兴起与市场机制的运行，使得文化知识较少，对外交往不多的老年人被迫让出了农村社会的主角地位，角色的变更带来的心理上的不适应，代沟的出现又加深了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矛盾，家庭的小型化与邻里关系的淡化都不同程度地加剧了老年人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因而从宗教中寻找自我，寻求安慰便成了老人信教的原因。 第三个特点是举家信教者居多。农村的家庭关系较为牢固，家长对子女的支配力很大，因而具有宗教传统的家庭对于后代的信仰影响极大，父母信教往往带动、影响、促使子女也信教，天主教更是一种“代传教”。同时，亲戚朋友的劝告与带动、死后灵魂的安置问题，以及希图来世也幸福等因素都是信教的重要原因。 三、民间信仰的“中国特色” 马克思说。“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 在中国及山西民间，除了远古遗留下来的信仰形式之外，人们相信“祭神如神在”的信条。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想象去确立神的存在。传统的历史人物又被抹上了 神的形象、意志及性格色彩，从外国引进的宗教也具有了中国人的价值。鬼魅崇拜与佛道信仰，祖宗崇拜与信奉上帝天主，彼此交融，也穿插其间，形成了庞杂的民间信仰系统。 就特点论之，民间信仰的许多神祗，其原型多与人民生活、生产实践密切相关。那些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传统神话，山川风雨，植物动物多被赋予一定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与人的最基本需求息息相连，一是有关生老病死，有关健康方面的福佑，如烧香叩头为生子，为平安，为治病，为免灾。另一种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人们首先需要生存，因而求神拜佛所求之事，或风调雨顺，或弥蝗驱虎，或六畜兴旺，或五谷丰登。这充分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特征。 民间信仰不仅具有明显的功利性质，而且参杂了大量的儒家、道家、佛教的内容与形式，不仅如此；在某些方面还带有巫术色彩，占卜、符咒也深入其间。这种多教混杂，多神并存，多种信仰方式共用的特点，在严肃的教徒即正规宗教教徒看来，似乎显得有些荒唐可笑，但却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固有特色。 老百姓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消灾得福、继嗣生子，只要能达到目的，无论是佛、道、基督、还是儒、巫，他们都愿意奉行叩拜。见庙就叩头，见神都供上，“凡百神灵，尽须顶礼”，“礼多神不怪”等是他们的信条与宗旨。对于高深的宗教教义与教规之类，他们既不感兴趣，更弄不明白。所以，无论是关帝庙、龙王庙、或是娘娘庙、大多数是佛、道、儒及巫术神话等混合的场所。 民间信仰既成三教会一的特色。那么，反映在神祗的社会功能上，各路神就都成了一专多能的多面手。如关公、菩萨。这样的结果，各种神祗的神通就不再为其生前的职业所限，而成了能够应付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类型的信仰者及各式各样愿望和要求。于是乎，人们的祈祷就变得十分简便，而各种神祗的特色则变得十分模糊。 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汉民族之所以与欧洲民族信奉宗教有所不同。并不是因为科学思想的发达，恰恰是庞杂的民间信仰发达，从而抑制了宗教单一的一统天下局面。 原载：太原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