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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平的创作道路的正确导向和积极含义，不仅赋予长篇小说《决择》以旺盛活力，而且也赋予电影《生死决择》以巨大魅力，并由此而在文坛上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关注与强烈的震撼。 电影《生死抉择》是由长篇小说《抉择》改编而成的。原作从在《啄木鸟》杂志上发表到出书，就是轰动的，书的发行量早在1997年初版时已逾10万册以上，到1998年同名电视连续剧与观众见面，其社会影响之大确为近年来所罕见。一个作品“热”到这种程度，再以其为蓝本拍成电影还会有观众吗？还会有卖点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上海电影制片厂经过审慎抉择，毅然决定：拍!岂料，这一炮竟然又打响了。如果说《抉择》由杂志、书到电视连续剧已经形成了一个“热”点的话，那么，这一回由电影《生死抉择》面世所形成的则是一个沸腾点，一个飙升点，一个爆烈点。它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了各行各业的广大观众，仓促之间就于不经意中创下了近年来国产电影的最高票房价值，直与进口的美国巨片叫板。更重要的是，人们不仅觉得这部影片真切、感人、好看，而且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巨大的震撼力量和昂奋的激励功能。对于观众来说，看电影的过程就是勘察社会、启悟人生、升华思想和净化心灵的过程，就是运用艺术的力量激活与强化人们对改革大业和现代化建设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心的过程，就是超越自我，共赴国运的过程。正因为影片具有这样的力量，才使观众没有座位站着也要看，看完影片“颇有人心大快之感”。巨大的震撼力和折服力不仅使观众深深地咀嚼着每一个细节和每一句台词，而且深深地陷入了沉重的思考和庄严的警悟。 一部电影，何以如此呢？ 答案就在作品本身。 这个问题看似玄秘，实则明朗；看似复杂，实则简单；看似深奥，实则浅显。关键就在于《生死抉择》从深层次上切入了并成功地表现了生活与时代实现变革的艰难历程和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真实而艺术地揭示了人民群众所关注的生活事件，感人至深地抒写了人民群众对国家的命运和改革的前程的关怀、焦虑、热望与期冀，从而沟通和建构了文艺创作与时代、与生活、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使文艺作品成为时代风貌、生活主潮和大众情愫与理想的富于张力与魅力的艺术陈诉。 这，正是《生死抉择》同那些为数众多的社会反响冷淡的作品的本质区别，这也正是《生死抉择》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大范围内形成一股匝地而起的热旋风的根本原因。的确，《生死抉择》的创作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从张平到于本正，再到王庆祥，都是这样。张平在创作中，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深入生活，而是浑身氽进现实生活的潮头与热浪之中，切入、融入，执于、干预，完全是生活大潮的趋赴者、驾驭者和创造者。在生活中，他比老百姓还老百姓；在场面上，他比为官者更具勇气和良知，在是非曲直和善恶正邪面前，他永远都是那么袒露着无限的真诚与无畏的执著。正因为这样，他便最能解读平常人的心，并按照自己的价值尺度决定自己的好恶取向，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法制问题等，都有着本能的敏感和独特的关注。他说，一个既不愿回避生活中的深刻矛盾而又具有责任、道义与良知的作家，是不可能不关心这些问题的，是不可能躲进象牙塔中平平静静地玩索那些远离时代和人民的风雅而时髦的现代派的东西的。张平对生活、对群众付出了良心与真诚，生活和群众也对他作了同样的回报，《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等在文坛和社会煽起阵阵热浪的作品，就都是这种回报的思想结晶物和艺术升华物。因为张平在生活中的发现常常是独特的，是那些只为观风景、挨口味和捞题材的作家所永远无法发现的。比如，张平发现在一些地方，私营小厂红红火火，而国营大厂却举步维艰。大厂的工人下岗，被小厂以低价招来，随意压榨剥削，远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英国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凶狠得多。结果，国营大厂破产了，数亿、数十亿的资产以各种名义划转到了个人名下，这些人便急切地希望私有化，希望利用合资、合营、股份化和实现资产重组等手段平黑洞，以企既可抿灭污痕，又可使攫来之财罩上合法的外衣。又比如，张平发现在官场升迁背后所隐藏的腐败和在公检法判案背后所隐藏的腐败，同样都是令善良的人们所大惊失色和瞠目结舌的。再比如，张平还发现：好官、清官不仅是群众所欢迎和拥戴的，而且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不容抹煞和掩盖不住的亮色。他说：“你到基层走走，会发现许多党的干部在埋头苦干，他们是腐败恶潮中的中流砥柱，是污泥中的兰花，是我们党的健康力量。”他还说，“在整个制度没有健全时，我们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们还能靠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指责老百姓的清官梦呢!”基于这样的发现和认识，张平在《抉择》、《十面埋伏》等一系列内容严酷的作品中都留下了一条“光明的尾巴”，都突出地塑造了“清官”的形象。有人说这是向当权者献媚，张平却说这是时代的本色，是生活所固有的内容，也是人民所需要和所期盼的。 从这里，难道我们还不容易发现从《抉择》到《生死抉择》获得创作成功的奥秘么!难道我们还不明白文艺创作之社会效应的“冷”与“热”的内在规律性和历史辩证法么!难道我们还不洞烛只有真诚而激越地涵融时代精神、切入生活主潮、表现人民意志与情愫，才是创作获得成功的基本前提和铁定法则么! 《生死抉择》在强烈震撼我们心灵的同时，也给予我们巨大的启示，使我们更自信、更奋发、更有为，决心用我们的真诚与良知营造文艺创作的新机制和新景观，不断地在时代、生活与人民的脉搏与契机上咏浩歌、撰史诗、立华章，让《抉择》——《生死抉择》所掀起的热浪盈满华夏大地，日趋汹涌潮涨。 二 文艺与政治、与生活的血肉联系，常常被一些不谙世事的作者所怀疑、所否定。但是，终究谁也改变不了事实，谁也在事实上无法割断它们之间的血肉联系。因为一旦割断这种联系，文艺的根苗也就会失去生命的力量，并由此而变得枯槁与萎蔫。对于这一点，张平是深有体会的，由他的小说所改编而成的电影《生死抉择》，就更是一个十分典型、十分生动的例证。 是的，不论在认识上和观念上存在多少分歧，我们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张平不仅是一位活跃的作家，而且更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天网》、《法撼汾西》、《凶犯》、《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等产生过轰动效应的长篇小说，不仅标志着张平的活跃与成功，而且也同样标志着张平实现这种活跃与成功的秘诀惟在于：他既那么执著地、始终如一地、信誓旦旦地从生活和政治中淘漉文学、采撷文学、提炼文学、升华文学，又那么坚定不移地、激情澎湃地、无限真诚地将他的文学果实融注于火热的生活与现实的政治之中，使之以感人的力量发挥巨大的作用。生活与政治，确实给张平的创作带来了生机与魅力，赋予其作品以饱满、昂扬的时代精神与极其广泛的人民性。张平不仅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高度自觉地追求这一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有在登高望之后，潜入底层，浮上来的文字才会是匕首是投枪。” “登高望”就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准确地领悟并娴熟地驾驭政治之势，及时地、充满责任心和使命感地将政治之势转化为文学话语与艺术现象，并以之呼应群众，感化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认识能力和审美旨趣，产生强烈的、积极的社会效应，推动改革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快速进步。“潜入底层”就是深入到主潮生活的矛盾点、契机处和关键环节，真正做现实生活的投入者、干预者、创造者和促进者，真正直面人生、解读人生、改变人生、描画人生，真正做生活的主人和时代的推动者，而绝非绕开矛盾、浅尝辄止、浮光掠影、昧然处之，一味地只想从生活中捞取些许轻松的、谑趣的、风雅的题材，一味地“逗”生活和“玩”文学。 从“登高望”到“潜入底层”，的确是张平创作成功的奥秘，张平的确是恪守着这个原则从文学的探求之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奥秘所涵蕴和道破的，其实恰恰正是文学所固有的规律与法则。既然是规律与法则，那就是不容拂逆和违背的。一旦违背，必遭惩罚。张平认准了这一点，在创作实践中全力以赴地照着这个法则和规律去办事，瞬间未敢疏离生活与政治，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都总是那么紧紧地趋赴时代，紧紧地心系大众，紧紧地关注政治，紧紧地拥抱生活。他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只有你关注老百姓，老百姓才会关注你。只有你对时代和社会有所奉献，时代和社会才会对你有所回报。你的眼睛老盯着国外，国内受众怎会盯着你？你要把作品留给下世纪，这个世纪的人只有忽略你，你只抒写杯水风波，咀嚼一己痛痒，那关乎旁人什么事。作家放弃了对社会对政治的关注，就是放弃了对人民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关注。他还说：作家“一旦面对现实，既不回避生活中的深刻矛盾，又固守一个作家的良知，那他的作品必然会涉及到诸如法制问题、腐败问题、党风问题等方面的内容。我以为在任何时候作家都不应该放弃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 在张平的创作履迹中，处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佐证。《法撼汾西》和《天网》，是写发生在偏僻山区的冤案的形成与昭雪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值得反省与深思的东西的；《孤儿泪》是写一群被社会遗弃的孤儿们在福利院中的生活情景以及由此所重建的人间亲情与社会保障机制的；《抉择》是写一个国营企业被内部蠹虫蛀空的过程以及由此所示呈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殊死斗争；《十面埋伏》则是与公安干警和广大群众为了惩恶扬善所进行的艰苦抗争和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这些作品在广义上皆属于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政治题材，同时也都是从生活的深层发掘出来的。但是，张平并非是要刻意这样做，一切都是必然的、自然的。既是他“登高望”的产物，又是他“潜入底层”的结晶。前者赋予他以良知与正义感，赋予他以使命和责任心，赋予他以观照社会和趋赴时代的愿望、素质与能力；后者则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了将强烈的政治愿望与笃重的社会责任付诸于创作实践的题材、素材、人物、场景与情节。张平既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心的人，又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这当然与他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但显然更由他的凝结在胸中的良心和道义所铸就。的确，他一见有人蒙冤，有人受难，集体被坑，国家被骗，就忍不住要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拔“刀”相助。可以说，他的所有作品，包括早期的《姐姐》、《祭妻》等短篇小说在内，就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就都是良知与道义的艺术结晶。他说：“选择这样的题材，并不是我在寻找中的选择，而是生活处处充满了这样的题材。只要你直面社会，法制问题、腐败问题、党风问题、干群关系问题等矛盾回避不掉。只要作家既不回避矛盾又固守良知，其作品必然涉足。” 涉足这样的问题，并不简单，甚至是要付出意想不到的沉重代价的。张平对此深有体会。《天网》为陈培基昭雪了30年的沉冤，张平却因此而被告上了法庭，告到了地委、省委、中宣部、中组部，乃至官司缠身的张平，常常被搅得心乱如麻，心力交瘁。但，这不仅没有使张平后退半步，反而更加激励了张平的斗争勇气。他就像一柄尚未完全开刃的剑一样，越是磨砺，越是淬炼，就越是坚韧和锋利。于是，在《天网》之后，张平边打官司边创作，《抉择》正是在这种际遇中采访、构思、创作的。张平借用蒋子龙的话说：“看到社会上的不平和非正义，你能气愤得发抖吗？——这比文学更重要。”张平知道，他写的题材，群众欢迎，社会需要，但危险系数很大，说不定什么时候被什么人对号入座，告你侵害名誉权，搅得你心身疲惫，不得安生，但这与老百姓所遭受的苦和冤比起来，与广大群众对作家的热切期待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任何成功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张平的成功不啻是一种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的产物。当我们祝贺和艳羡张平在创作上的成功之时，我们更应当在花环中看到荆棘，在掌声中看到泪水，我们特别应当牢牢记住、认真思考和努力实践张平的创作奥秘——从“登高望”到“潜入底层”。因为这其中渗透着张平对政治、对社会、对生活、对人民的责任、热情、期冀与信念。我们应当认识到，思想、政治、时代、生活，从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结合体，它们瞬息不可割离。文学艺术要反映生活，就必然要反映政治。这是不以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张平从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应是每个国家公民终生追求的现代政治文化的纲领和目标。对政治的冷漠，也就是对思想自由和科学民主的冷漠。”基于这一认识，张平始终把政治视为生活的题中之义，把生活视为文学的唯一源泉，把写作视为一种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诉诸于人们：“面对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人民的艰苦卓绝；面对着泥沙俱下、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首先想到的只能是责任，其次才可能是别的什么……”。 作家必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作家要履行这种社会责任，就必须紧紧地、牢牢地、满腔热情地关注政治、深入生活、趋赴时代、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激流与大潮之中。 这，就是张平的成功所给予我们的启迪和昭示。这种启迪和昭示是现实的、是重要的，同时也是具有借鉴价值和普遍意义的。因为它所反映的是规律，是真理。 三 《生死抉择》是一部具有震撼力量的电影。其震撼力从何而来呢？来自作者的良知和正义感，来自在我们的生活和事业中起中流砥柱作用的健康的进步力量和改革力量，来自一个又一个李高成式的铁骨铮铮的人物形象。 是的，张平的小说大都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很明显的反腐败的内容的，但张平的小说同时也都充盈着生活激情、时代光彩和正义战胜邪恶的不可抗拒的威势与力量。这就使人们在阅读张平的作品时不仅有切中时弊之感，而且有激扬时势之兴，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正义每每总能战胜邪恶，不管经过多少艰难与曲折，阴霾与泥泞终究无法掩盖骄阳的艳丽和暖春的新绿，在对腐败孽迹的铺陈与剖析中所潜在和所晾露出来的，常常是势如破竹，压倒一切的激越抗争，从而让人们在目睹了生活的阴冷与污秽之后也目睹了生活的明艳与亮丽，既让人警悟，又给人信心。 这正是张平的创作追求。在张平的心目中，生活永远是前进的，时代永远是升跃的，在任何时候都绝非漆黑一团；在任何时候都存在激情与亮点。他认为，光明与正义原来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所潜存、所固有的，看不见它们，否认它们，这本身就是违反事实的。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有了腐败，生活就失去了光明面，更不能一味消极地失度地单纯地在作品中陈列腐败，展览腐败，以至于让人们对生活失去信心。他说：“腐败并不可怕，毕竟我们还有更多、更坚强的健康力量。”他由衷地劝谏人们：“你到基层走走，会发现许多党的干部在埋头苦干，他们是腐败恶潮中的中流砥柱，是污泥中的兰花，是我们党内的健康力量。我们不能希望太多，只希望党内健康力量能起到作用。”他毫不掩饰地告诉人们，他的反对腐败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党内好干部的启发的， 10年来他一直在琢磨着怎样褒扬和保护这种健康力量。他在所有的作品中，都坚持在鞭挞罪恶的同时，力图在作品中义无反顾、大张旗鼓地支持改革力量，坚定不移地张扬正义精神和勇敢本色。他说，对于20世纪的波澜壮阔的改革事业中所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我们的文学和艺术为其讴歌得太少了，而这些时代的英雄人物为我们这个时代所付出的代价却太大太大。作为一个作家，面对那些身体力行的改革者们，我常常为自己的无力和无为感慨万端。我希望我们的英雄不是孤独的，我希望我们的英雄在现实生活中前赴后继，越来越多。基于这样的认识，张平在创作中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国家的立场，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坚持为国家操心，为老百姓说话，另一则是一定要在作品注入理想化的色彩，不能写得太绝望。他认为这两条原则既是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又是对创作的成败得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因为只要是站在国家的立场和老百姓的立场上，矛盾再尖锐，社会层面揭露得再深刻也没有关系，而只要在作品中注入了激情与理想，就不致于违背生活的本质真实，不致于伤了老百姓的感情冷了老百姓的心。他认为，所谓百姓，就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最善良、最有同情心的一群。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毕竟好人多。我们的作家有一个义不容辞的任务，就是要让百姓中那些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让陷入困境的人们看到希望，鼓舞起他们的信心和勇气来。 张平在创作实践中正是这样做的，《天网》中的“天”和“网”所代表和所体现的，是社会的正义力量；《法撼汾西》中的“法”及其所产生的“撼”，所代表和所体现的，是社会的正义力量；《十面埋伏》中为了震慑犯罪和消弭顽劣而付出巨大牺牲的公安干警与广大群众，所代表和所体现的，还是社会的正义力量。至于《孤儿泪》，那整个儿就是一部社会道义和人间真情的真实写照与高亢颂歌。在《抉择》中，尽管腐败的恶势力一时甚嚣尘上，但最终还是在严酷的殊死的较量和鏖斗中灰飞烟灭、败下阵来，为法律所惩处，为世人所不齿，而在这场斗争中战而胜之的以李高成为代表的正义力量，却不但铸就了辉煌业绩，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也赢得了时代的碑碣和人民的颂歌。张平认为，对于作家来说，如果你选择了直面现实，直面社会，那就犹如陷入雷区，遭遇十面埋伏一样，不仅不能期望过所谓文人的风雅生活，而且倒随时都会遇到严酷的考验与强大的逼仄，随时都要准备付出代价。他说，“与其说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在进行着殊死的较量，还不如说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在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既然是较量，就有正义与邪恶的共存，就要在格斗中完成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 正义的、积极的、健康的、进取的力量在哪里呢？在生活中，在社会上，在我们的事业取得节节胜利的每一个脚印和每一滴汗珠中，李高成是这样的人物，杨诚是这样的人物，中阳纺织厂的广大工人群众是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随时随处都可以遇到，他们的高尚情操与献身精神，常常使张平激动难耐，百脉贲张，欲罢不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平不能不用他的笔鞭挞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也不能不用他的笔讴歌固守清廉、开拓进取、勇于改革、无私奉献的时代英雄。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这种激烈的事实与情感的对立与冲突中形成的、展开的，都是精神升华与感情燃烧的产物，所以才如火如荼，激动人心。他不能写得不痛不痒、不温不火、不阴不阳，他只能在笔尖上饱蘸浓郁的爱和恨，在稿纸上评判人间的是与非，在心灵中激扬社会上的浩气与正气，因为他作品中所有的主题，情节和人物都是“从骨子里渗出来，潜意识里冒出来，血液里流淌出来的。”生活的最本质的事实，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与情愫的底蕴之中，并在不断地激扬着和膨胀着，不断地幻化为充盈着血性与深情的一行行文字。即使这样，张平仍然认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有时比书中的更精彩，更尖锐，更可悲可叹、可歌可泣、可讴可颂。作家在作品中至少应当写出其中的十分之二、三来，不然，文学还会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在张平以悲壮的情怀所交往、所“跟踪”的诸多党内真正的忠诚者和勇敢的开拓者中，就有一位好人不得好报的市委副书记。他因清廉，不与人同流合污，便在班子里陷入孤立；他因坚持原则、政绩突出、群众拥护，便在班子里遭到嫉妒和排斥。别看那些腐败者既没心思也没本事干正经事，但他们玩起官场的那套把戏来却深谙壶奥，他们竟然能够在暗中运作得让这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在堂堂市党代会上落了选。官场呀，官场，真理何在？是非孰评？要治经济上的腐败，必先治治这种政治上、官场上的腐败。否则，所谓的反腐败只能是虚与周旋，很难收到实效，因为发生经济腐败的根源主要在于政治的混浊，在于官场的腐败。当一个个擅于玩弄官场韬略、运作官场游戏的无才无德者，以伪诈手段把持了一个个官位的时候，为一个个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因其清廉刚正、坚持原则、开拓进取、政绩突出而被诬陷、被嫉妒和被倾轧的时候，谁又能指望社会上的廉洁、清明、歆悦、和昌之风汤汤于大地、萦萦于耳畔呢! 这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以写反腐败小说赢得文名的张平，正在对这个课题投诸巨大的热情和关注，他的下一部力作定然会是从对这一课题的深思熟虑和惨淡经营中所结出的丰硕果实。张平说，他正在把他交往过的、深深感动过他的几个好干部的经历和事迹，写成比《抉择》等反腐败题材小说更能激动人、震撼人的书。生活，对于张平来说，永远都是一个淘不尽宝藏的富矿，生活永远给他以厚赐。因这他不仅能从生活中发现污斑，而且他更能从生活中发现亮点；他不仅要以饱酣之笔揭露社会上的不平和腐败，而且他更要以饱酣之笔讴歌改革时代的英雄与豪杰。 四 从长篇小说《抉择》的热销和长销，到电影《生死抉择》的创作、上映及其所产生的轰动效应，说明了什么呢？ 被它说明的问题是很多的，其中有一些已经不仅仅是被它说明，而是被它从质态上诠解、破译和阐释，被它用铁铸一般的事实作了结结实实的证明，并由此而打破疑团、廓清迷雾，引发了人们在思想上的飞跃和认识上的升华。比如，中国电影应当从哪里寻找实现发展的突破点？文艺创作是否必须切入和反映现实政治与时代精神？作家是否一定要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创作的主潮社会生活？作品是否只有表现主旋律题材和老百姓的心音、理想与情愫才有可能铸成黄钟大吕，产生轰动效应？如此等等。 不言而喻，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生死抉择》都是肯定的。因为它的放映和它在放映之后所产生的强烈社会反响，本身就十分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走向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特别是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和人们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情趣的变化，我们的文艺创作势必要发生变化，不变是不行的。变，就是突破，就是探求，就是创新。但是，如何变呢？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积极的、审慎的、严格的、科学的择漉和汰选了。事实上，我们的电影创作也一直在如何寻求新的突破上走着不无艰难的探索之路，什么前卫片呀，先锋片呀“伊德”片呀，寻根片呀，纯粹消遣娱乐片呀，都试过了，但应当说都不算成功。其不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是形盛于质，表大于里，缺乏民族气韵和时代风采，反映不出时代精神的内曜和现实生活的本质内容，违拗大众审美情愫和欣赏习惯，吸引不住广大观众，社会反响冷淡，上座率低，产生不了心灵震撼和情感激荡，难以在文坛上和社会上留下什么痕迹，当然就更难以产生轰动效应了。 何以如此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最关键、最本质的原因却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离生活、时代和人民太远了，离改革和发展的现实太远了，没有切中生活的焦点，没有关注重大的事件，没有搏动改革的浪潮，没有真正传达出群众的热切期待和心灵呼喊，没有为创造生活奇迹的人们艺术地输送他们所为之渴望的理想与信念，没有充分地从艺术传达中赋予这改革时代以饱满的激情与昂奋的力量。 只有这些，才是文艺的真正意义上的脊梁与灵魂。任何作品，一旦失去了这些，那就无论其有多么的前卫和先锋，多么的风雅和时髦，多么的现代派的“里比德”，也终不会吸引人和感动人，当然也就更不会成为艺术的碑碣与史诗了。鲁迅曾将那种脱离实际生活、脱离大变革的时代浪潮和时代精神而徒然玩索形式与技巧的作品，比喻为缀满璎络的木乃伊。这，不啻是对我们的一种极为有益的劝诫和警示么! 诚然，我们并不是唯题材论者，我们更不是艺术的守旧主义者。相反，我们从来都坚决主张和提但创作题材的多样化，我们从来都积极支持和鼓励在艺术技巧、表现形式和创作方法上的探索、创新与突破。但是，我们同时也坚定不移地认为：选取表现时代主脉和生活主潮的题材。切入广大群众乃至整个社会所萦系、所关注，并为之而焦虑、而期冀的生活内容，是获得创作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与基础，尤其是铸冶能够表现时代内涵和生活本质的史诗式作品的前提与基础。那种离开时代浪涛和生活律动的所谓“小风波”、“小女人”、“小沙龙”、“小花草”、“小风月”和“私人化”写作，虽然也有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但却终不会与史诗有缘，终不可与史诗相衡，终不可产生更直接促进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思想与艺术的驱动力量。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我们还认为，艺术的创新精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宝贵的和必须的，但这种艺术创新却须更不可离开民族的时代的生活的和人民的“根”，不可离开作品的题材、内容、思想性和社会性。一旦离开了，就会陷入一味玩弄形式与技巧的陷阱，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因为形式、方法、技巧之类虽然是任何文艺创作所必不可少的，但它在本质上则永远只能是思想性、政治性和丰富的社会内容的载体与介体，或者说是作品内容所依赖的必不可少的艺术包装。因此，只有当艺术技巧与思想内容实现完美结合，并能适应内容的需要和促进内容的发挥与发展时，才是真正的艺术创新，才能真正创作出为时代所接受、为生活所认同、为大众所欣悦的优秀作品来。 这是事实，这也是规律。我们的电影以及一切形式和内容的文艺创造要真正实现创新和突破的出路，正在这里。当然，《生死抉择》并非完璧，但它切入生活主潮和时代主脉，大胆干预生活和热情关注现实，满怀责任心和使命感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心灵呼喊和改革进程的艰难曲折与势不可当，特别是既描画和展示了腐败的破坏性和严峻性，又发现和讴歌了反腐败的积极力量与社会基础，从李高成和杨诚的形象塑造中赋予人们以坚定的信念和巨大的力量的做法，却无疑为我们树立了可资效法的榜样，它以其在创作上的巨大成功和所引起的积极的社会反响，不但廓清了我们在文艺与生活、与社会、与时代、与人民之关系认识上的重重迷雾，而且也为我们进行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实现创作上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因为事实是最有雄辩性和最具说服力的。被《生死抉择》所说明的问题，恰恰正是我们以往在认识上所存在的雾区和今后实现创作上的繁荣与发展所必须突破的难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死抉择》的贡献不仅在于它艺术地反映了一个重大社会事件，塑造了一个撼人的具有丰富时代蕴涵的典型形象，在思想上给人以启悟，在政治上给人以警示，在精神上给人以鼓舞，而且以其自身创作的大胆探求与巨大成功，为我们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艺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量和借鉴价值的典型范例，其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效应与泽惠效果，必定会在我们的文艺田亩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