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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极》到《赵氏孤儿》——一个是彻头彻尾的“去中国化”，一个是“中国气派”品正味醇；一个玄幻诡异、凌空蹈虚，一个衍生自流传千年的史传经典——这一题材转向所标举的创作观念嬗变，多少让人觉得欣喜。 从《史记》和元杂剧版的《赵氏孤儿》里，我们读到了什么？有弃恶扬善的伦理观，有负重忍辱、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也有司马迁所说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的任侠之气。正是这些具有民族文化高辨识度的价值取向，成就了《赵氏孤儿》的经典地位和史诗品质。陈凯歌同样是倚重上述质素，在银幕上讲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这一书写中国文化的初衷，当然值得尊敬。可是，对惯于用电影承载哲思、坚持在作品中寄寓个体情怀的陈凯歌来说，他何尝会满足于对一则古老故事中规中矩的摹写？陈凯歌拍摄《赵氏孤儿》本身固然是向民族文化传统致敬，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在创作中对经典进行了怎样的改造？而改造后的影像文本，与经典本身又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陈凯歌反复诉说，他对原故事的改造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是程婴救孤的动机；其二，是“复仇”的主题。这一概括基本符合影片的实情，可让人迷惑的地方也在这里。一个是行为的动机，一个是行为的诉求和结果，两者支撑起了“救孤”、“易孤”、“养孤”等一系列核心情节，《赵氏孤儿》原著之精妙和撼动人心之处也尽在其中。对这两个关键部位进行改造，其后果就不仅仅是对原著进行影像“转译”那么简单了。 在影片中，此程婴非彼程婴，他已经不是那个义薄云天、果决无畏的大忠大勇之士，而是一个乐天知命、自鸣得意的草根医生。他有些胆小怕事，遇到危险常不知所措，也当然不会有司马迁和纪君祥笔下的那般豪侠气魄。更重要的是，除了给赵朔之妻庄姬看病之外，程婴未受过赵家丝毫的恩泽，这便拆解了他救赵孤可以不问代价的逻辑前提。于是，程婴只能因为一场偶然卷入了灭门事件，然后，偶然连着偶然，直到把自己的孤儿送到了屠岸贾高高扬起的手臂中。据导演解释，这一改动，是为了给程婴为何献出自己儿子提供一个更有说服力、更充足的理由；显然，这个说法是以原著中程婴献子救孤不合乎人性为前提的——“人会不会主动献出自己的亲生儿子，哪怕是为了救别人，会不会？我觉得难”(陈凯歌答记者问)。这个观点乍看有理，深究起来，却问题不少。 影片中，单从结果来看，程婴终究用自己儿子的性命换回了赵孤，也挽救了许多其他无辜婴儿，这同元杂剧中程婴救孤相比并无二致。尽管程婴卷入这起事件纯属偶然，也尽管他在整个事件中基本处于被动，始终没有牺牲儿子成就大义的“觉悟”(也许有？但在影片中多少被刻意模糊化处理了)，但到最后一刻，也许是受到了公孙杵臼壮举的感染，他毕竟没有向屠岸贾说出真相。就效果而言，此程婴与彼程婴殊途同归，作出了不可思议的牺牲。既然结果都是牺牲，一个是为了报恩、有强大信念和精神支撑的牺牲，一个是不甘不愿、稀里糊涂、良心瞬间发现的牺牲，相较而言，前者反而更有逻辑感和说服力。退一步讲，我们姑且认为这样的改编是合乎人性逻辑的。更值得商榷的问题则在于：程婴若是在卑微琐屑的动机下被迫完成了救孤的义举，原著所高张的史诗般的磅礴之气和士人一诺千金、舍生取义的慷慨情怀，便自然被消解一空了。史诗降格成了故事，英雄之风骨演变成了庸碌的皮相。当故事的文化内涵被悄然置换之后，那么，它还是让全世界读者为之击节感喟的那个《赵氏孤儿》吗？事实上，程婴是一介草民还是赵家门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为程婴的义举找到一个坚实的动机。只要这个动机成立，程婴的大义灭亲便是值得信服的。我们不能说，由于大义灭亲不符常理和“人性”，所以不应该在叙事中存在——这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个逻辑推演和修辞学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让生活中的不合理变成叙事中的合理，让现实里的不可能变成艺术中的可能。 改编后的影片，一方面大幅度更改了程婴的身份和性格，也就等同于放弃了在原著人物及情节基础上使其更饱满、更合理、更戏剧化的努力(这在技巧上完全具备可行性)。另一方面，影片又并没有在另一种逻辑推演的过程中完成自圆其说的叙事建构。凶残如斯的屠岸贾，既然知道程婴家有两个孩子，又凭什么相信程婴交出来的一定是赵孤？他既然除根心切，为什么不把两个孩子通通杀掉以绝后患？原著中，屠岸贾的对立面是公孙杵臼，他并不知道程婴也有一个儿子，更不可能想到：告发公孙杵臼的程婴会和公孙杵臼串通，将自己儿子置于死地。所以，电影中的这个逻辑瑕疵在原著中并不存在。还有，程婴的妻子明白无误地死于屠岸贾之手，屠岸贾难道就这样心安理得地让程婴来自己府上做门客，而且毫无防备地让他为自己下药治病？这样的一些逻辑瑕疵，影片中并不少见。原有的叙事模式被拆解了，新的模式又立得不够坚实。这是影片给我留下的首要印象。而这种叙事逻辑架构上的松散，是再炫目的蒙太奇剪辑手法、再吸引人的动作场面也无法遮掩的。 将程婴“矮化”处理的另一个后果，便与所谓的“复仇”主题相关。按照现在的剧本走向，编导更像是要把程婴塑造成一个反复仇、反暴力的信奉泛和平主义的小人物，这不仅有程婴性格上的原因，更有庄姬那番让孩子长大后忘记仇恨的临终遗言。可是，这个创作意图实施得很不彻底。影片中，程婴对往事又显然是耿耿于怀的。倘若他当真要遗忘仇恨，要以德报怨，那么，他完全可以不用告诉赵孤那段往事，也没有必要潜伏到大仇人屠岸贾家中去做门客。倘若他真要履行自己对庄姬的承诺，就更不应该常常念叨着要把长大后的赵孤带到屠岸贾面前，告诉他这是谁。所以，影片为我们所呈现出来的程婴，始终处于激烈的自我矛盾和分裂状态之中——他口口声声要放弃复仇，却常常活在复仇的欲念当中；他15年苦候着向屠岸贾摊牌的那一天到来，却又信守着没有敌人、没有仇恨的生存哲学——主人公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表征，也许是编导为追求人性的复杂和真实刻意为之，但从影片的整体叙事效果而言：作为故事的绝对核心人物，程婴模棱两可、暧昧不明的态度，让15年的坚守和忍耐由于失去了确定的指向性而变得意义含混不明；于是，“复仇”这一原著中的核心情节，在影片末尾仿佛成了一起偶发事件，由于没有前情的铺垫，不仅乏力，而且有突兀和生硬之嫌——赵孤(程勃)对义父屠岸贾的感情，从极爱到极恨，从相亲相爱到刀刃相见，中间居然几乎没有任何铺垫和过度。作为全片戏眼的“复仇”就这样仓促了事，也多少有些让人费解。 影片难以激起观众直接的情感反映，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反面人物”屠岸贾的塑造。这一版的屠岸贾受到了陈凯歌毫不吝啬的偏爱。从被张狂不可一世的赵氏家族侮辱、被无厘头的昏君栽赃开始，屠岸贾所作的任何一件事都能够在人性上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比如忍无可忍，比如嫉妒报复，又比如后来对赵孤的仁慈、开明、宽恕。将原著里这位十恶不赦的奸臣充分人性化的结果便是：观众对他完完全全生不出仇恨，而影片中韩厥和赵孤后来的寻仇之举也因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流于牵强。以正邪对立、善恶分明的伦理冲突来引发剧烈的情感共鸣与心灵震荡，是包括《赵氏孤儿》在内的许多中国古典小说(故事)的叙事基点。而改编成电影的《赵氏孤儿》，将这个基点给拆解掉了，“善”的成色不够，“恶”的程度又太浅，不啻于从一正一反两方面同时削弱了故事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对于经典，是“遵命”还是“重构”，无谓优劣，自然是创作者的自由选择。遗憾的是，电影《赵氏孤儿》既没有做到对原著的“忠实”，也没有完成自足的价值建构，它成了悬空之物，在两个方向上都不甚讨巧。一方面，影片对原著从母题到人物到情节的改动不可谓不大，甚至不惜牺牲掉了原故事所包含的一些传统文化蕴涵；另一方面，影片完成对经典的拆解之后，在史诗终结之处，反而失掉了建构的勇气，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其实，陈凯歌对《赵氏孤儿》的改编还可以更大胆些、更洒脱些。比方说，将一则传统的复仇故事，改造成一个用爱化解仇怨、用宽恕换取和平的故事。这样一来，影片无疑会具有更强的现代意味，也会对传统文化命题完成新的阐发。影片中展现了这个苗头，可惜，又在创作意旨的游移不定中被生生掐灭了，故事绕了偌大一个圈，又兜回到了已经被严重稀释过的复仇的老调子上去。这也许算是一种妥协？其效果如何，观众想必自有公论。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