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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一般被认为是大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很少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我则认定其代表了大众的欲望与潜意识，作为文化史资料阅读，甚至比高雅的文人小说更有意思。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必须拜读儒释道的典籍，但也无法绕开大侠精神。侠无书，主要是一种民间文化精神。讨论“侠”的观念，以及中国人对“大侠精神”的想象与诠释，不妨借助历代游侠诗文和武侠小说。 关于侠，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记载，是见于《韩非子·五蠹》里面的一段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面的法和禁，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但是，韩非子只是指出了这一点，具体怎么叫侠，韩非子没有展开。真正让我们理解到侠的面貌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里面有《游侠列传》。《游侠列传》强调：“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这一段话中的“不轨于正义”主要指的是不守法律。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面记录下来了他所认为的先秦到汉代有名的侠客。以后好多人，从汉代到清代，一直到我们现在，讨论侠的时候，主要根据的就是司马迁的这一段话。 《史记》为游侠列传，以后班固的《汉书》，虽接着写《游侠传》，基本观念跟司马迁的不大一样，班固以后，从《后汉书》起，所有的历史著作就不再为游侠立传了。因此，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历史书上的记载，关于侠方面，就是《史记》和《汉书》。二十五史从《后汉书》起，就没有为游侠列传；没有为游侠列传，不等于从后汉起中国就没有游侠，只不过历史学家不把他写到正史里面来。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以其他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了。以什么形式呢？从诗、文，到后来的小说、戏曲。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因受制于那个时候的政府的观念，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不管哪个时候，游侠都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权威。政府希望由他来独掌法律，别的人不能随便杀人。而游侠呢，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游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眼光，独掌正义。独掌正义就是凭个人的意气、个人的判断来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大一统的国家，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大量地杀戮游侠，中国历代的帝王，只要建立起了政权，国家稳定了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游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乱世天教重侠游”，这是柳亚子的诗句，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感觉到被欺侮，命运没办法把握，所以，格外地想念游侠，如果太平盛世，生活很稳定，大家不一定特别怀念游侠。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游侠也只有在乱世中才能生存。如果太平盛世，那么，政府不允许游侠活动。所以，必须是政府没办法控制局面的时候，游侠才能够真正地展开他们的活动。至于中国人为什么在游侠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我想引几句话。 一是陶渊明《咏荆轲》里面的那句诗：“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从《史记》为荆轲立传以后，历代的文人很容易怀念起荆轲来，所以，《咏荆轲》的诗歌每个朝代都有。大家都怀念这个游侠兼刺客。魏晋以下，大家讨论刺客和游侠的时候，已经合在一起了。像荆轲这样的刺客，或者像后来的传奇小说里面的游侠，一直是中国文人歌咏的对象。 为什么那么喜欢游侠？《史记》里面有一段话，我这里引下来：“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缓和急，其中突出的是急，就是每个人都可能碰到麻烦，都有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然后，司马迁就列举了很多圣人，包括孔夫子。这样一大堆圣人都经常碰到危险和困难，何况像我们这样中材而涉乱世的末流者。中材，中等的人材，而生处在乱世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所可能遭受的迫害就更大，所向往于游侠就更强烈。 但问题什么叫乱世末世？什么是乱世，没有一定之规。谁都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是或者不是乱世。清代末年很有名的谭嗣同说：西汉的时候，“内和外威”，是一个太平盛世，可是生活在西汉的司马迁，就是写《史记》的司马迁，说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乱世的末流。也就是说，对什么是乱世，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境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是不是乱世。所以，每个人都可能需要游侠的帮助。 这样一来，所谓游侠，在历史上才可能成为大家所向往的人。我再引明代张潮《幽梦影》里面的一句话：“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即个人的小小的不平，那么，可以喝酒消愁。但是，“世间之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人世间特别明显的不平，这个时候喝酒也解决不了问题了，只有挥剑上阵了。这个时候，只有游侠才能解决问题了。 社会有法律，有官府，但是，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他不了，或者说不愿意制他。这样，中国老百姓才有可能想象，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中国?游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读中国的游侠诗文、游侠小说以后，会觉得中国人特别喜欢打抱不平，或者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不是这样的？你要是现在去中国旅行，说随时可以碰到游侠帮助你，那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文学里面那么多游侠，不是因为中国的游侠很多，而是中国很需要游侠。用龚自珍的诗来说，就是：“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正因为江湖间、人世间、侠骨、侠士不多了，所以才有那么多文人老在写武侠，才有那么多读者那么喜欢读武侠小说。 中国的武侠小说之所以很受欢迎，除了大家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侠本身那种气质：独立不羁。那种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气度、风格，很受文人的欣赏。也就是说，中国的文人，尤其是长期在书斋里面生活的读书人，特别向往一种不受法律、不受规章制度约束的生活。 游侠的游，有几层意思。一个就是流动，在不同的地点，东西南北到处流动。这个流动，是因为游侠不受政府的欢迎，只能流落民间，到处流动。要不然的话，会受迫害。 另外一点，游，是指游离，游离于国家的制度法律之外。就是说，不遵守一定的规章、制度、法律等等。而一般人在社会中，必须受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规章制度有它的合理性，可是不管怎么说，再合理的规章制度，对人对人性本身都是一种压抑。这样一来，中国文人特别向往像游侠那样生活，不守法律、不守规章、不守制度，可以自由自在地独立不羁地生活。这也是中国的文人为什么那么喜欢侠、喜欢剑的原因。 在中国，所谓游侠，往往用另外一个概念来代表，那就是剑。侠和剑，二者在诗文中几乎总是互相指涉。等一下我会谈到侠和剑的关系。一般来说，可以把剑作为侠的代名词。比如说，龚自珍的诗：“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在中国的诗文，或者文人的自述里面，经常出现剑这个意象，这个“剑”可以作各种各样的理解。 一种是作为凭借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功名的象征。剑即是获取功名的一种手段。最明显的是，从魏晋到唐代诗文里面经常出现的剑。凭借这个剑，凭借自己的能力，到边关去打仗，树立功名。所以，唐代以下谈到剑的时候，比如看剑、拔剑或者舞剑，其实是代表一种建功立业的愿望。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呢，在中国，唐代以前的文人谈论剑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挥剑杀人。比如说，我们读李白的诗歌：“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现代的学者们认为，李白真的杀过人。可是，到了宋代的陆游，就不一样了。陆游自己说：“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就是说，我学剑，学了４０年，但从来没杀过敌人。到了清末的林纾，他也喜欢剑，可已经变成一种锻炼身体的器具，没有实战的功能了。宋代以下的文人谈论剑的时候，主要是一种象征，没有实战的功能。文人谈剑，这是因为剑这个意象给大家一种特别豪放的感觉。所以，比较倾向于浪漫的，比较有个性的文人，往往喜欢谈论剑。 第三个原因，诗人为什么喜欢剑呢，很大程度是审美的需要。比如说，李白喜欢剑，大家可以理解，因为李白的个性，大家都觉得他和剑比较合适。但是，像晚唐的词人温庭筠，大家认为他是婉约派，写诗写词都缠绵悱恻的，擅长写儿女情的。这么一个词人，也喜欢剑，也写过剑呀侠呀之类的诗。实际上，在我看来，中国文人写诗作文的时候，很大程度是着迷于或者说欣赏的是剑这个意象。至于剑用来杀人这一实际的功能，是不太考虑的。比如说，张华诗中的长剑、高冠、 大漠、八荒，跟一般文人笔下的江南的小桥流水大不一样。所以，中国的文人谈论剑的时候，或者谈论侠的时候，很大程度是出于对现实太平淡的生活的不满。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我在北京大学教了这么多年书，我的学生里面，很多人喜欢武侠小说。我开始以为是男孩子才喜欢武侠小说，后来，发现女孩子更喜欢。我是因为他们喜欢，才开始阅读并开展研究的。我问学生们为什么喜欢武侠小说，他们说，读武侠小说就好像读存在主义的哲学著作。读武侠小说跟读萨特（Ｊ．Ｐ．Ｓａｒｔｒｅ）的哲学著作有什么相通之处？那就是对日常生活和现存处境的不满。还有，寻求一种超越现有规范的生活方式。这种可能并不存在的“合理”的生活，在整个学生时代或者说年轻时代，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没读过武侠小说，有点太遗憾了。正因为这样，从生活的理想、从审美的要求出发，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游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在我看来，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游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２０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我不知道诸位感觉如何，我觉得香港的不少武侠电影拍得很漂亮，我挺喜欢。这种东西，有些人认为是比较低级的，因其艺术上不是很成功。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么长的时间，比如说，从《史记》以来两千年呢，两千年的中国读书人为什么喜欢侠，或者说，?在的老百姓为什么喜欢武侠电影、武侠小说？从这里面，我觉得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一些想法，一些很深层的想法。至于文学的所谓高低雅俗，我觉得可以暂时不考虑。所以，我今天选择关于武侠小说的一个小问题，就是武侠小说里面的剑，作为讨论的题目。 原载：转自和讯读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