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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武侠”，最初的命名是由一批学者及武侠刊物共同提出的，如影响较大的韩云波《论21世纪大陆新武侠》一文，标题就直接出现了这种说法。［1］综合各家言说，“大陆新武侠”可以如此理解：它是有别于民国旧派武侠与港台新武侠而言的当代武侠，从时段来看，它主要指向21世纪武侠文学的发展；从格局来看，它以大陆为重心，并包括港台及海外；从文学发生来看，它以原创为主旨，截然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仿作与伪作；从传播媒介来看，它以《今古传奇·武侠版》《武侠故事》等纸媒为载体，并融合了网络等电媒方式。时至今日，以《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刊为标志的大陆新武侠已存在十余年，在文学走向上呈现出了丰富的态势。因为受21世纪后现代文化影响，而呈现出颇为复杂的新历史主义特征和走向，这一点在大陆新武侠发展中尤其值得注意。思考这一问题，有助于深入认识21世纪整个武侠文学生态及繁复现象。 一、新历史主义的进入及其多重表现 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一，它在很多方面反转了传统历史主义观念。传统历史主义视历史为一系列先已存在的客观事实，把历史视为一个客观认识的领域，并因历史的整体性发展而强调历史进程中社会规律的支配性和预测性。新历史主义却吸收和同化了多个流派的文学理论，以形式主义、旧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挑战者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有论者对此进行比较：“在‘主体’与‘结构’二元上，形式主义批评选择了结构和语言，旧历史主义批评选择了历史的客观决定论，而新历史主义选择了主体与历史。”［2］这其实也道出了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的理解已然有别于其他流派。它认为历史是需要解释的内容而不是发现的结果，面对文本，需要的是实施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综合研究。虽然新历史主义由于较多地整合了其他理论而使得自身缺乏一致性，但人们对其基本内涵和特点还是形成了大致趋同的看法：“一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二是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史的小写化；三是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四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哲学等多个领域多个层面，以文化诗学的广阔视野，整体性把握文学。”［3］ 具有以上观念的新历史主义，逐渐成为了当代文学主潮的核心观念之一。作为理论形态的“新历史主义”，早在1990年代的中国，就已受到众多关注，并逐渐渗透于小说、诗歌、戏剧及电影、电视等多种文艺样式，体现于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等文艺活动的各个层面。渐俱特色的大陆新武侠，明显受到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并且呈现出丰富的形态，与港台新武侠等拉开了距离。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主要呈现的还是传统的历史观，后现代语境浸染的大陆新武侠则在整体性倾向上明确地显现出新历史主义特征。其中，历史图景的变动、人物塑造的主体性、情节的解构等特征，都具有代表性意义。 （一）新历史主义观念下的新武侠历史图景 武侠作者对作品的历史背景、社会时代有不同的构思方式，这种历史图景的建构方式显现了不同的历史主义。“金梁”习惯于以某一或某几个历史时代为故事背景，在细节化、具体化的历史背景中，作品基本上遵从了传统的历史观。新武侠却在很多方面进一步凸显了后现代语境对文学发展的影响问题。 1．历史语境的“虚化”处理。从旧武侠小说对民国背景的艺术化，到金梁对历史空间的镜像还原，这时的武侠文学即使经过相应的艺术处理，从而与逸闻主义、边缘化等说法接近，但从中也很容易发现故事与某个时期历史的基本吻合或神似。而大陆新武侠小说中的历史语境方式，却更为虚化，如小非的《侠女秀秀》，其时代背景就在虚化中走上了彻底的戏谑，故事发生在“古代”——只是叫“古代”而已，笼统地将古代粗疏的特征，如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人物使用冷兵器等，展现在了人们面前。整个背景，没有细化的特征叙述，也看不到任何时代的痕迹或烙印。这种处理方式，在新武侠小说中的确十分常见。 在时段选择上，大陆新武侠也突破了传统武侠单纯的古代史限制。譬如，《星海》就有共和国建国的影子，《唐门后传》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有着奇幻色彩的剑侠小说《蜀山的少年》则打破了时空顺序，穿梭于古今，与黄易《寻秦记》等小说一样地消解了时间的特殊性。至于都市武侠的当代背景，更是虚拟的镜像，具有更为明显的虚构。这些小说，正反映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时间观：取消历史的单线性、不可逆性，使时间性具有了强烈的主观性色彩。 2．历史语境的抉择转变。“金梁”时期的武侠小说，倾向于大历史的书写与还原，如《碧血剑》《射雕英雄传》中历史人物的评判、史实的还原，都基本沿袭了传统历史观。这些小说中的历史，呈现出一元化、整体连续的面目，成为对已发生事件的客观性解释，带有明显的大历史话语强权。新历史主义则主动疏离了由强势话语撰写的单线大写的正史，通过对小历史和复数历史的书写，拆解和颠覆着大历史的叙述方式。大陆新武侠正是把握了这种历史语境的变化，整体上颠覆、消解了历史言说中的客观性与本质性。碎石的《逝鸿传说》就是一显明例子。该小说时代背景为东晋五胡乱华时期，但是，除了血腥与残暴的战争场景和几个没有弄乱姓氏的前赵王爷与郡主外，已看不到更多的与这个时代的联系。九把刀的《少林寺第八铜人》中的“历史事件”也具有如此特征，除了几位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名字遵从历史外，其他与传统历史也无太大关系。虽然传统历史在该小说的虚化与艺术化处理中，还没有完全走向消解与颠覆，但《少林寺第八铜人》中的少林寺，成了一个武术培训班、夏令营。这完全翻转了传统历史观念，体现了新历史主义所具有的颠覆与消解特征。 （二）人物塑造的新自我主体化 在文学作品中，主角人物历来是最重要的要素，也是故事的核心纽结。武侠小说的人物形象，无疑也凝聚着作者倾诉的情愫、营构的主旨、高扬的历史精神。大陆新武侠在人物塑造上的变化，显然也关联着新历史主义所包含的对客观性的颠覆、本质性的消解等表达方式。 1．从还原到虚构的人物变动。武侠文学中有大量的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作品，但是大陆新武侠小说却多采用“失是求似”的方法创造了不同的历史性人物。由于抛弃了历史丰腴的骨肉，只取一点神髓来点染，新武侠中的历史人物与传统历史人物基本上不相符合。由此，原本客观的历史，在新武侠中呈现出了高度的自我主体化变化，这也正是新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少林寺第八铜人》中，主角无疑是作者塑造的英雄，是隐忍、韬光养晦、智慧的凝结，为了“太极”这一话语的需要，作者将之命名为“张三丰”。但是除了这一丝联系，采用何种姓名来称呼主角，其实皆无不可，这一历史人物在这里也就成为了一个自我主体化对象。至于担任主角的非历史性人物，新武侠小说对之塑造更趋向完全的虚构。这种主角，不仅有助于消释作者胸中块垒，其从无至有的形成，更有助于作者的随意发挥，实现了对传统的“还原”式主体表达诉求的摒弃。 2．精神形象的主体化改变。作为新武侠代表，金庸小说《鹿鼎记》人物性格的塑造，就实现了从建构到解构的转变。在此以前，金庸笔下的武侠英雄，都有着神圣的光圈：舍己为人、忠君爱国、寡欲清心。但《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却德不高艺不精，欲不寡心不清，他玩弄权术，左右逢源，混迹朝野。小说对这一形象的塑造，正显示出金庸对武侠英雄形象的解构。不可否认的是，新武侠虽然总体上存在着一个从武功到人，从人物写作到人的写作的转变，但是这还不够彻底。只有到大陆新武侠小说中，人物才越来越具有主体性，表现出更明显的对自由、自我解放的追寻。与以侠义或复仇为中心来体现传统儒家理想精神的人物比较，新武侠小说的人物，具有发现自我并达到自我解放的本体主义精神。这种本体精神比起传统小说中人物的理想主义而言，更具有新历史主义的色彩。沧月《七夜雪》中的瞳术者明介，最终发现了自我也最终失去了自我，摆脱不了命运的枷锁，等待他的只能是最终的灭亡。李亮《浴火穷途》中的主角云舒怀，从侠者变为施暴者，也正是因为失去引以为傲的旧我。只有《逝鸿传说》中的道森，虽为孽果，但他潜心佛学，精通武学，实现自我解放与超脱，达到了自由彼岸。这些都是大陆新武侠人物形象的解构表现。 （三）情节场景的解构性 传统武侠离不开几大要素：侠客、帮会、武打等。大陆新武侠小说对此也多有沿袭，如作为崛起标志的《昆仑》。但是，发展过程中的大陆新武侠，却更多走向了传统的对面，消解了江湖、侠义、武功等因素，消解了武侠文学的传统情节营构。《游侠秀秀》就有如下诠释。 游侠：会武功的人除了开镖局，就是要么投靠大户做保镖，要么进官府做侍卫捕快。只是僧多粥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好工作，于是绝大多数习武之人只得浪荡江湖——或落草为寇，做没本钱的生意；或行侠仗义，赚点名声以期出头之日——后面这部分人就是人们常说的游侠，为数不少。 武林规矩：江湖上总流窜着很多游侠，有事没事常常会打起来。官府只负责抓强盗淫贼，没怎么去管他们，所以世道很乱，杀来杀去的，时间长了，游侠们也吃不消，就自然而然生出了些规矩来。这种默契实际上也是一种保障，除非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 这些说法似乎不无几分道理，但实则是对传统武侠观念的颠覆，从而树立起新的观念，即世俗性、偶然性、随意性的武侠世界。 再看《游侠秀秀》行侠前的场景：似乎有受害者在树林里痛苦哼哼，主人公于是拿着刀小心翼翼朝小树林走去，远远听那人又哼了一声，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在将读者的期待引向传统的俗套的场景预测时，作者却戏谑地抛出结果：原来只是一个强盗在大便而哼哼!在新武侠作品的情节与场景中，这种对传统武侠情节与场景的反转，这种方式与新历史主义观念不谋而合。再如武侠文学必备的武打场景，武功决斗，独打或群殴，在大陆新武侠小说中也成为了解构对象。《少林寺第八铜人》中的丐帮帮主，在武打的紧张时刻，却堂而皇之地大吼要大便，继而以大便为武器大败敌手。这种情景，竟以恶俗方式挑战着读者的审美习惯。如此，从行侠到武功决斗，从仗义到江湖博弈，武侠文学特有的情节场景便被一一解构。 二、大陆新武侠的新历史主义质素 从以上对新历史主义表现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大陆新武侠呈现出的多种新异特征。这些特征的出现，其实是与新历史主义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时代的文化蕴含变化、拆解与建构的新历史主义观念等方面来思考，更能见出大陆新武侠发展的内在质素。 （一）在文化诗学上的扩展 在以金庸为代表的大文化写作思路中，武侠小说往往涵盖历史、哲学、宗教、医学等多种学科知识，大陆新武侠的单个作品与之相比，往往在知识层面上不可望其项背。不过，整体看来，身处21世纪时代文学渲染下的大陆新武侠，也包含着更为广泛、程度更深的大文化意识。如以传统武侠范式为基础的，由号称“南凤歌，北晴川”的两作者创作的大陆新武侠代表作《昆仑》《雁飞残月天》，就包含了多样的学科知识。《昆仑》体现了广阔的数学、机械学、天文学知识背景，《雁飞残月天》包含传统的马术、棋艺等—165—国学知识。在人文哲学方面，《逝鸿传说》对部分《金刚经》的诠释，也是极其深刻的，比起金庸作品诠释的正大肃然之姿，显得更有锐气和新意。在社会经济形态的直接影响下，方白羽的“千门”系列、杨叛的商战武侠等，无疑都是现代经济学、管理学与武侠的一场交融汇合。 除此之外，以技术发展为支撑、以影视视听艺术为动力的21世纪新文艺思潮，也增加了大陆新武侠中的新神话主义色彩。步非烟、沧月、江南等人，在创作中就拉开了“奇幻武侠”这一绚丽的图景。步非烟《武林客栈》中奇异的蛊术、《曼荼罗》中的神秘印度教，构筑了“华音流韶”系列涣涣之著的瑰丽。同样，沧月的“鼎剑阁”系列、江南的“九州”系列等，通过对异世或异界的叙述，创造了新的历史演绎。步非烟、郑丰等女作家，则打破了武侠作家群中的男性壁垒，以优客李玲《红颜四大名捕》、媚媚猫《杜黄皮》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开拓了大陆新武侠中的女性主义道路。可见，从宽泛的文化理解来看，大陆新武侠又呈现出了丰富的文化诗学意义。 这些特征，多角度多层面地拓宽了大陆新武侠的文化蕴含与文化境界。继金梁时期的武侠，在“文史一家”的习惯中蕴含“历史诗学”的理念之后，大陆新武侠又跨了一大步。正如上文所述，新历史主义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哲学等多个领域多个层面，以文化诗学的广阔视野，来整体性把握文学”。大陆新武侠也正体现了出这样一种宽泛的、整体的、多领域的文化诗学主张。 （二）拆解与建构的双重向度 新历史主义认为不存在普遍的、超历史的人类本质，这无异于将人类道德精神与价值取向，置于了怀疑与消解的境地。这种新历史主义的怀疑精神、批判趋向，在大陆新武侠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宣扬“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之中所彰显的明确的、积极的传统侠义观，在大陆新武侠中就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如萧拂的《隋侯珠》，其中的大侠沐天风，勇救二百多无辜百姓，却反遭仇报，这使得沐天风由侠义观的坚守者变成了怀疑者，留下了“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遗训。同时，作品还塑造了侠义的怀疑与矛盾者——赵无常，利用与破坏者——龙在天，批判者——妓女小翠等形象。可以说，该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几乎完全瓦解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的侠义观。这种怀疑和瓦解在其他大陆新武侠中也屡屡皆是，《破城锥》中对忠义的置疑，就为一例。在故事中，破城锥工匠的“灭门”存在两难问题——对有功之臣灭门为不义，不灭门对朝廷为不忠，该两难问题又影响到侠士对刘将军复仇与否的道义问题的置疑；《灭劫无常》（唐缺）对有关魔教复兴的“圣物”的态度，逐步从怀疑走向了完全的颠覆，小说最开始叙述“这世界太可疑了”、“只是一场玩笑”，到结尾时再次确定“这世界的确只是一个玩笑”，除开这种字面上的相似，小说对“圣物”之“圣”的描述却没有必然的因果与终结。 当然，对传统狭义观的明显批判或者含蓄否定，并不是大陆新武侠创作的最终旨归，这种消解还只是文学精神的“反动”表现之一。大陆新武侠所拆解和建构的，还针对着武侠文学的美学范式。在这方面，从小非的“童话江湖”，到九把刀的“都市武侠”等创作，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并且是成功的对新的武侠美学的建构意图。小非《侠女秀秀》，就开创了插科打诨似的诠释文本，九把刀的《功夫》、“杀手”系列则把电影语法多角度多方位地引入了武侠作品。文舟的“天马传奇”系列作品，把“天道气数”拟化为天马，这样既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直观性，带上了宗教式的神秘主义色彩。作者脱离了大汉族主义，以少数民族的视角来展开故事。这样一来，正史中的蔡文姬，则成为了该作品艺术形象的野史参照与注脚内容。细节上的缜密，逻辑上的丝丝入扣，都促进了小说从多方面来建构出新的历史时代、江湖图景，以及历史人物形象。可以说，这一大陆新武侠小说，由此实现了新的话语方式转变，远离了客观的、还原的历史习惯，建构出了主观的、解释性的历史叙述。 由此可以说，大陆新武侠小说在拆解传统的崇高、神圣和庄严的武侠美学的同时，又建构出了世俗的、庸常与狂欢的新美学范式，这之中包含着了深刻的新历史主义观念质素。 三、大陆新武侠与新历史主义态势 大陆新武侠中新历史主义质素的产生，其实是与整个后现代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后现代背景，在作者创作理念、读者消费观念和文学生产机制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使得大陆新武侠形成了与传统武侠、新武侠小说等都有所不同的文学特征和文化身份。从这些方面来审视大陆新武侠，—166—其实也能加深对新历史主义态势的理解。 从创作群体的职业属性来说，大陆新武侠小说作者并未完全把文学当作一种谋生职业。他们大多生长于经济、文化都较发达的都市，从小受到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些还出身理工科，少数还有着出国留学的经历。这些文学的周边因素，使得大陆新武侠作者相对于原来过于专业化和精英化的创作队伍，表现出了更明显的业余化和个人化特征。同时，在后现代所具有的游戏、消遣、娱乐、自我释放的精神影响下，许多写手走上武侠的创作之路，自然也就容易产生具有这些特征的作品，如小非、碎石、沧月等人的武侠创作，就具有鲜明的随意性、幻想性等特点。当然，整体来看，这些因素也会造成作品的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不过，大陆新武侠创作个人化、反主流的边缘文化特征，却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从大陆新武侠作品的读者群来看，也颇能感受到新历史主义的发展态势。这些武侠小说的读者，多为崇尚个性、幻想的年轻一代。他们对待文学的态度，是追求轻松的消遣、多变的感官刺激和奇异的想象，对于历史苦难、现实苦痛和深沉的思索，往往缺少深入的理解，缺少持续的热情。“这样的读者需要的人物是充分展示自己个性的小人物，不是改天换日的大英雄；需要的情节是个人性情的小叙事，不是惊天动地的宏大叙事；需要表达的是欲望之性与情感之性，不是高尚清高的精神之旨。”［4］如此一来，这样的读者在文学生产机制的“读者—作者”双向互动中，也就成为了大陆新武侠的新历史主义态势发展的重要催生力量。 从文化症候看，大陆新武侠文学的文化身份已融入了后现代文化语境。这些作者，虽然生长于中国文化土壤，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也是其潜在的创作基石，但他们所具有的其他学科背景与跨国经验，在开阔创作视野、提升思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传统文化与当代消费文化的交接。在当代中国，多元重构的文化身份逐渐取代了单一的身份确认，以消费文化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正以其强大的优势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武侠文学构建的文化空间，由此也具有了满足读者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身份想象的作用。武侠文学的身份建构，对消费文化的极端追求，正可以制造一个虚幻的身份系统。文化工业中的这种消费型的终极追求，将历史变成了一种消费对象，将作品的商品价值作为一种标靶，这当然也会导致作品精神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缺失，这也是大陆新武侠的新历史主义态势发展，尤其需要避免的危机。 总之，“新历史主义”使大陆新武侠形成了多种新异的特色，也打上了鲜明的后现代烙印。新历史主义本身存在着的许多问题，它与马克思主义文学历史观的差别就是表现之一。后者既注重“文本”认识，又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与透彻分析，新历史主义对问题的分析却缺少这样的深度。同时，它的“历史视野缺少物质生产实践这一块，必然就只能在‘文本’中游走，只能限于‘语言’的牢笼。因为它的意向，恰恰是在脱离客观社会历史和经济条件下释放出来的。它产生的效果，第一个可能就是‘不可知论’，第二个可能就是‘虚无主义’”［5］。加之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可以重写但不可以复写，尽管重写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难免使之带有较浓厚的主观色彩。历史的需要重写性与重写的不完美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成为了新历史主义的又一个方法悖论。不难看出，在后现代语境下，大陆新武侠中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消遣娱乐解构，与新历史主义所包含的这些问题都有关联。问题也正在于此，大陆新武侠与新历史主义有着割不断的渊源，新历史主义的态势，最终也就会影响到大陆新武侠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韩云波．论21世纪大陆新武侠［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150． [2］朱立元．当代西文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93． [3］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J］．文史哲，2001（5）：26． [4］卢衍鹏，向宝云．论后武侠小说及其身份危机［J］．当代文坛，2006（6）：115． [5］董学文．文学的历史观与“新历史主义”［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1）：21． 原载：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总第165期）2011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